刘振东　张万兴

20世纪90年代末，冯小刚的贺岁喜剧电影犹如一股春风，给当时相对沉寂的国内电影市场带来了勃勃生机。虽然业内人士至今对冯小刚及其作品的评价仍褒贬不一，但是他的一系列喜剧影片《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一声叹息》《大腕》《手机》《天下无贼》等，在内地电影市场的票房收入大获成功，在观众中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已经形成了一种冯氏喜剧的“品牌效应”。

冯小刚贺岁喜剧电影赚取了中国观众太多的笑声和关注，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并博得了广大电影观众的青睐和好评。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冯氏喜剧如此火爆?下面，我将从创作语境、冯小刚与王朔、冯小刚与刘震云等三个方面，分析一下冯小刚喜剧电影创作的文化基础。

一、冯小刚贺岁电影的创作语境：转型中的梦想与现实

冯小刚的贺岁电影产生于世纪末的转型期，这是一个旧世纪的终结和一个新世纪的降临，与此相对应，我们正经历着一种社会形态的渐隐和另一种社会形态的渐显。一方面是转型的冲突、分化、无序，另一方面是通向共享、整合、有序的努力。冯小刚的贺岁电影连续走红中国电影市场，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巨大变更使每个社会角落都遭遇了市场的洗礼，而在文化领域也受到相应的影响，在文化的结构性上进行了一场分层运动：体现国家意识形态正统原则的主流文化，代表知识分子价值立场的知识分子文化以及反映市民精神的大众文化，各自处在相对明确的文化利益层面，分别守护着自身特定的文化意图。但是这种“三权分立”的文化模式并没有重现80年代那样直接对抗性的文化冲突，却构成了一种“缓和机制”：即对于现实利益和实践的充分肯定，以及对于长远文化价值／理想的疏离和冷漠。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加速，既造成了充满诱惑的巨大物质前景，又极大激发了中国人长期被压抑的物质消费／享受冲动，尤其是，这种物质消费／享受冲动的“现实性”，具有某种与大众日常欲望、日常实践直接统一的本质，可以直接“诗意”地满足大众自身的生存本能。

电影语境学认为，在电影叙事的内在语境与外在电影的社会语境之间寻求一种潜在的象征关系，并从中找到现代社会的各种政治意识、经济动向以及文化思潮是如何杂糅融会而形成一种混合物，汇聚到影片的叙事文本之中，从而寻找社会主题与影片叙事主题之间互动互映的复杂关系。冯小刚的喜剧电影从现实出发，聪明地把握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潜在主题，并通过导演自身鲜明的个性化包装，巧妙地把社会主题与文化主题连接起来，形成了一条无形的可以循环运动的纽带。他的影片大多以贺岁片的面目见诸观众，通常采用幽默、滑稽、戏闹的传统喜剧形态，用小品似的故事编造，小悲大喜的通俗样式，将当下中国普通人的梦想和尴尬都作了喜剧化的改造，最终将中国百姓在现实境遇中所感受到的种种无奈、困惑、期盼和愤怒都化作了相逢一笑。可以说，冯小刚电影是90年代以来能够契合中国当下的文化语境并真正具有娱乐／市场消费性的影片，它们借助了大众情绪／主流价值／快乐源泉的三者合一，同时实现了以市场为中心，制片、放映、发行的程式化生产模式，为中国主流商业电影的发展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方式。

二、冯小刚贺岁电影与王朔：“痞子文学”的电影化

王朔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早期作品都是以自己部队“大杂院”的成长经历为素材，写过一些言情、侦探类的小说。后来的小说则形成特有风格，写一群文化痞子，以游戏、颓废为精神特征，对白通俗化又充满活力，叙述语言则戏谑、反讽为主，对权威话语和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都有嘲讽。在冯小刚的从影经历中，王朔对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冯小刚与王朔相似的个人经历以及两人长时期的共同创作使冯小刚对王朔有着强烈的认同，冯小刚面对媒体不止一次地说过，王朔对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王朔对待艺术的态度也影响到冯小刚，冯小刚在电影创作上既想要得到观众，又不肯一味地迎合他们。在做导演之前，冯小刚曾编剧和参拍过几部颇受观众欢迎的电视剧，比如《编辑部的故事》和《北京人在纽约》。后来，冯小刚从电视剧的创作转向了电影，处女作《永失我爱》获得了良好的评价。

王朔小说及王朔电影在大众中的轰动效应使他被称为“大众文化的代言人”。但他的内心又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王朔瞧不起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精英文化，自称是“俗人”、“玩文学”。但同时，他又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一员：“不管知识分子对我多么排斥，强调我的知识结构、人品德行以至来历去向和他们的云泥之别，但是，对不起，我还是你们中的一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王朔远离了大众文化，同时他再也没有出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风光。冯小刚很快调整了自己的位置，把自己定位于“商业导演”、“市民导演”。冯小刚说：“我常采用的一种幽默感的手法。实际上是我向王朔学的，但我掌握了这种反讽语境的要领，可以举一反三地发挥出来。”但冯小刚喜剧的立场，尽量少得罪人的原则，使他放弃了王朔的叛逆和敌意，而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方式。因此，冯小刚的电影从策划开始便给予明确的商业市场的定位，这种定位表明它们是以投入市场之后取得尽可能大的商业回报这样的预期作为电影生产的前提和最终目的，进而影响到剧本的选择、影片的内容和形式外观，所采取的宣传策略，以此来争取更多的观众。

三、冯小刚贺岁电影与刘震云：新现实主义的理性回归

文革之后，中国文学在经历了“伤痕”、“反思”、“探索”和“多元”之后，以表现文化转型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现实无能为力和悲观失望情绪的“新现实”思潮，迅速占领了中国文坛。刘震云作为当初“新现实”主义写作的重要一员，先后发表《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一腔废话》《手机》《故乡面和花朵》等多部作品。刘震云的小说创作深深地植根于对他所处时代的理解与把握，依托于他的理解与把握中所含有的一针见血和荒谬诙谐。他对于人类、特别是对于不幸的中国人的庄严而无效的挣扎，作了生动而深刻的展现。对于人的麻木、卑懦的批判与嘲讽，对他们的苦难、困顿的悲悯与义愤，表现了作者内心极为深切的关怀。刘震云对于生活荒谬的揭示与对人们悲悯情怀的喜剧性摹写并且由这种喜剧性摹写中所传达出的深刻的反思意识与悲剧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冯小刚的影视创作。

冯小刚从拍电视连续剧《一地鸡毛》开始与刘震云合作，其影视创作观念在认识刘震云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冯小刚曾经这样表述了刘震云对自己的影响：“……刘震云的这种高屋建瓴的创作思想，极大地鼓舞了全剧组的创作热情，为我们的创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就是灯塔的作用。如果说《编辑部的故事》是我作为一名编剧，在王朔创作风格的引领下，跨出了坚实的一步；那么《一地鸡毛》，则是我作为一名导演，在刘震云创作思想的影响下，创作上走向成熟的一次飞跃。”刘震云在《一地鸡毛》中，除了冷静客观的写实风格之外，还隐约体现出讽刺精神：文本叙述的所有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所有这些都被揭露为无价值，正是这无价值本身构成了人生的沉重，而这种沉重看起来则是极不合理无比荒谬的。这种讽刺精神的存在其实还是由文本内含的知识分子人文传统所支配的，它是来自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所依赖的人生原则的绝望，在根本上是社会人生的大悲哀。2003年拍摄完成的《手机》更是直接由刘震云执笔改编，从更深层次上对冯小刚的电影创作有所把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手机》中“奶奶”形象，在影片中作为传统道德的守望者，承担着道德重塑与精神复归的重任，体现了创作者终极的价值追求。从小没娘的严守一被“奶奶”养大，在经历了光怪陆离的现代商品社会，面对五光十色的外在诱惑与内心撕扯之后，在“奶奶”的葬礼上，严守一把代表着现代文明的“手机”毅然抛入丧礼之火中。影片对于“奶奶”形象的塑造与价值判断类似于谢晋电影中“大地母亲”，革命话语中的灵魂拯救者在此再造成了现代文明中的道德乌托邦，对这种意向的再造直接来源于刘震云俗世寓言小说《头人》《故乡相处流传》，以至于《手机》的创作观念。刘震云文学作品和文艺观念对冯小刚的影视创作实践与观念的影响是深层次的，于是才有了《大腕》首映之后冯小刚谈到的多年来一直想拍的《温故一九四二》和《一声叹息》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