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百竹

自评与他评

我在多处看到记载。说齐白石爱标榜自己“诗第一，字第二，印第三，画第四”。此话不免费解：印不知道，齐白石的诗与字似乎罕见好评，造诣怎么会在其画之上呢?他老人家的题画文字，我见过汪曾祺为文赏析，倒确实是上好的小品文。

最近在文汇报“笔会”看到一篇写陈子展的文章，提到他对齐白石的评论。陈子展是古代文学专家，早年在长沙家乡与毛泽东一起搞过革命活动，后来脱党专事学术，解放后在复旦大学任教，以治诗经、楚辞而闻名。陈子展中年即自号“楚狂老人”，性格耿直。口无遮拦，三十年代，他在上海的一个饭局上当面指摘鲁迅的“直译”，惹得鲁迅先生拂袖而去。曹聚仁也记过陈子展一件趣事：他的老师易培基本身是湖南人氏，一次却历数当时湖南诸名人的不是东西，陈子展在旁应声：这倒绝无例外。易培基当场愣在那里。

陈子展与齐白石也有交往，对齐的夫子自道却有如此批评：“齐白石只有画最好，这种说法，只是掩盖他的诗、字、印差而已。”据说齐白石听到后怒不可遏，但时隔不久，却精选了一块上等田黄，治成印章送给陈子展，主动与他和好了。可见白石老人还是承认他说了一句大实话。

书画家有这类自评的好像还有不少。林散之的儿子林昌庚回忆文中就说，

“父亲评价自己对诗书画三者的造诣，是诗在书画之上。”也许林散之本人真是这么想，但无论如何见出自我评价与社会评价的差距。旧时风气，诗文的地位在书画之上，书画家看重的不是已然成名的专业功夫，偏要以诗文自许以显其志，也就不奇怪了。沈尹默、沙孟海、启功本是术业(艺文)有专攻的学者，书名太大，掩盖了他们其他方面的成就，他们倒似乎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林青霞的诗

前天，看到一张本地报纸的文娱版在讨论林青霞的一首“处女诗”，颇感有趣。这首题为“家乡的风”的诗据说是林青霞近日回青岛老家时写的，全诗如下：山东青岛我家乡，爹和娘的生长地，我问爹呀我问娘／是否化成家乡的风，请你轻拂我的发梢，让我重温你们的爱／我问天空我问云，可否化我为枝上鸟／随着那风儿游老家。

围绕这首诗的评价，报上煞有介事地把评者分为“拍砖派”、“褒奖派”、“过誉派”，我自己对号入座，大概属于“褒奖派”，因为我觉得这几句小诗相当可爱，带有山东人的直率爽快，与我心目中的林青霞其人相吻合。但这当然不是从诗艺而言，正儿八经地把它当作诗来讨论。就不免有点扯淡。“梨花诗人”赵丽华被列入“过誉派”，她认为“《家乡的风》比《乡愁》更加自在自然，更加质朴由衷”。把经典诗作《乡愁》拉来与林青霞的“处女诗”作比较，而且还说它逊了一筹，真要活活气死老诗人余光中了!虽然我一直以为余光中的诗与文都过于刻意做作，论自然质朴确实当不起，但他总还是中文造诣很深并有自己风格特色的诗人和散文家，把他的诗与林青霞的比，就如同拿未经训练的小学生一派天真的涂鸦来批评书法家法度严谨而不免造作的字。是把门槛内外的事混为一谈了。

前几天刚刚在文汇报“笔会”上看到李景端(《译林》原主编)的一篇文章《林青霞向季羡林讨文气》，写他陪同林青霞等人去301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的事，还配以照片为证。大师见美人，一老一“少”，一文一艺，萍水相逢，端的成就了一段“佳话”。林青霞最喜欢读季羡林和杨绛的文章，她还想让李景端陪她去拜访杨先生，据说因杨老“外出休假”而作罢。杨绛先生曾因译事争论怪李景端出头辩护为多事，他若真的兴冲冲陪一位电影明星登门，不知一贯爱清静杜绝社交的杨绛先生要如何怪罪他了?

李景端的文章中引录了林青霞写的几句歌词，是她为父亲祝寿而作的《只要老爷笑一笑》：“不管是日出或日落，不管暖春或寒冬，只要老爷笑一笑。你笑，我笑，妈妈笑，整个世界都笑了。”这首歌词与《家乡的风》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更像一首儿歌。任何人用诗或歌词等形式表达亲情和其他什么情感，自然可以随性而作，不计工拙，无所谓写作上入门不入门，但要是都当作一种文学创作来看待，那么文学恐怕就没有边际界限，不成其为文学了。

歌词小议

老词人陈蝶衣以99岁高龄在香港过世后，我从网上读到了他写的数首歌词，如《南屏晚钟》、《情人的眼泪》、《凤凰于飞》等等。这些由邓丽君等几代歌星演绎的经典老歌，曲调都耳熟得很，但歌词以前并没有认真看过，这回单单诵读歌词，觉得文辞真是既优美典雅，又朗朗上口、通俗易懂。陈老词人自白“推崇的是爱，追求的是美”，信其不虚。

陈蝶衣本身是新旧夹杂的文人，他的歌词脱胎于旧诗词，又带有新文化运动后的时代烙印，以此而论，说他是一位白话诗人又何尝不可?依我看，他的那些歌词，放到现代情诗中也是上品。

既谓流行歌曲，歌风(包括词曲两方面)当然时时在变，现在的流行歌曲，歌词似乎已没有那么讲究了，即使讲究，也不再有那种老式的文气，如周杰伦的唱词。周杰伦刚开始走红，稍上了点年纪的人大都接受不了，因为他的歌没有好听的旋律，口齿又含糊不清，不知唱的什么。据说那时候周杰伦玩的是美国舶来的HIP-HOP和R&B;，只为新潮年轻人所喜。而从《东风破》、《发如雪》开始，周杰伦的歌越来越好听，

《菊花台》、《千里之外》已是天下传唱。后来发现，他的歌词都由方文山一手包办。方文山有点鬼才，他写的歌词，对文字有一定敏感的人乍一看很不顺眼，以《发如雪》为例，什么“凄美了离别”、“邀明月让回忆皎洁爱在月光下完美”、“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我等待苍老了谁”，把基本的语法都打乱了，说难听点有点七搭八搭的。但多看也就习惯了，且觉着他有意为之，颇具现代诗的味道。但是，方文山的歌词如果没有周杰伦谱曲演唱，不知叫人怎么读?就像天花乱坠的现代诗，其实多数人读不下去一样。

也许话不能这么说：歌词本来就不是让人读的，而是唱给人听的；一首歌，词与曲两位一体，不能分割。可是我总认为，好的歌词应该可以单独欣赏。不说陈蝶衣的作品，香港老一辈词作者中，黄霑的歌词就有独立的文学欣赏价值，他的《沧海一声笑》，曲并不怎么动听，没有传唱开来，但歌词读来却是让人回肠荡气。

歌以词传还是以曲传?这样问同样有点不通，但又确实是个问题。比如现在中年以上的人，少小时就听惯了红色歌曲，好多人至今还爱听会唱。红歌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内容不外乎颂扬现代迷信，现在听来已恍若隔世，只余无比的肉麻，文辞也粗糙拙劣，一无可取之处。可是，并无政治恋旧情结的人，思想上能够与时俱进的人，却没有以词废歌，照样高歌不误。样板戏的流传不息也是这么回事。这应该算是歌以曲传，只是传唱之时无法把歌词割开丢弃罢了。而陈蝶衣那样的歌词，脱离曲调也当能够传世，就好比宋代“有井水处有柳词”，当年柳永的词是歌女唱的流行歌曲，曲调早已失

传，没人会唱了，但词却留下来，成为与诗并肩的独立文学样式中的精品。

印象中港台流行歌曲的歌词总的来说比内地讲究，因为有陈蝶衣这类人物造就的传统余绪作用，填词人国语底子又大都比较好，而且更加专业。现在内地的一些歌，歌词可以狗屁不通，什么“峥嵘岁月何惧风流”之类，只要曲调好听容易上口，照样流行传唱。据说香港粤语歌歌词也多不通——偶尔听过张学友的一些粤语歌，简直胡言乱语，神经兮兮的，可惜了他的一副好唱功——黄霑有感于此，曾刻了个印章“不信人间尽耳聋”，但听众对此还真的充耳不闻，根本不在乎歌词通不通，又其奈它何?

理想的藏书数

沪上才女安迪在《深圳商报》的专栏文章中谈及台湾作家邱瑞銮的《布郎修哪里去了?——一个普通读者的法式阅读》，说邱氏在书中介绍，法国某人根据一套算式，估算出三百六十一本是个理想的藏书数，如果有新书进来，他就会从旧书中剔除一些，或卖、或送、或丢，以保持这个数目的藏书。安迪说：“不知道这三百六十一是怎么算出来的。作者没有介绍。”

如果不是开玩笑的话，那么这位法国人该是藏书上的极简主义者。在我看来，

“三百六十一”这个数字大概是故弄玄虚，没有什么意义，但藏书不宜太多的主张，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不错的。网络作家安替曾在《新周刊》上介绍他用条形码扫描管理藏书的办法，据说他的藏书有七八千本。安替认为，家庭藏书一旦超过二千本，也只有借助这个现代化的办法，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否则必定杂乱无主，不利使用。因此他劝大家把藏书控制在二千本以内。

这一说法，我信以为然。二千本藏书是什么概念呢?我估算，大致是一个十来平方米小书房的容量，如果两壁都做书橱(架)，差不多可以全数上架，一目了然，取用方便。按时下许多人家的住房情况，是有条件辟出这样一个书房的，这就不致于让书漫延侵占到其他生活空间。从内容上说，二千本藏书对一般人来说，几乎可以应有尽有，如果为了应付日常使用和满足个人情趣爱好，一个家庭有这个藏书数是尽够了。

控制在二千本以内。不是说达到这一数字、填满书架就不买书了，而是让书活水般流动起来，时常加以清理，读过之后“或卖、或送、或丢”，以新换旧，大致保持一个藏书的恒量。“书非借不能读也”，假如把自购的书也视作“借”来的，大多数看过之后就非我所有了，这样阅读可能会勤快一点，我是有这个体会的——前些时候，单位号召向贵州贫困地区的学校捐书，我整理出一大摞，基本上都是从未读过也不想读的书，送出之前，蹲在地上一本本翻了一下，以作告别，这样翻翻倒也留下了一些印象，在我，这些书的阅读价值也算多少得到了实现。

俗谚有谓“借书一痴，还书一痴”，这是图书短缺时代以稀为珍的说法，当今还用得着有如此强烈的占有欲吗?书的流通实已稀松平常，不能算“痴”，或许该说“藏书一痴”了。书是供人读的，藏而不读——藏多了根本读不过来——不是一种浪费吗?现在的出版产业如此发达，书之为物，大都与一般消费品无异，有些实为一次性的快餐式读物，泛泛无际的藏书类似于过去的敬惜字纸。新书又不比宋版明槃的古籍，毫无保值升值意义，花钱使力挤出家中有限的空间去占有图书，不是徒增累赘吗?

[责编李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