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们常说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基因工程、网络技术等高科技的发展，相应带来了环境伦理、生态伦理、基因工程伦理、网络伦理等新问题。从伦理的视角出发，人类要驾驭和引导技术向需要的方向发展，让科学技术的力量能够用于高尚的目的。

[关键词]伦理；基因工程技术；网络技术；核武器

20世纪中叶以来，原子能技术、网络信息技术、生物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等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科技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科技发展和技术革新的巨大威力，使得我们现存的世界越来越复杂和难以驾驭。风险和危机也日益显露：核武器、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问题的出现，给人类的生存和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科技在提供给人们大量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其负效应也随之而来并日趋膨胀，已构成了对文明社会持续发展的巨大威胁，由科技发展带来新的伦理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一、伦理视角下的科技与自然

从人类开始吹响征服自然的进军号开始，创造着空前强大的生产力开始改造着自然，科学的本质也正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的反映。“知识就是力量”，人类俨然相信，人的理性认识能力和实践改造能力是无限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使人总要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并以劳动的方式去获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便形成了人和自然的一种对立状态。而科技正是人类在不断进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力求人类自身更好生存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工具性手段，随着科技强大力量的日益彰显，其“负价值”亦日趋表露无遗，科技反而成为一种影响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异化”的力量。到了现代以后，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在利用科技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推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科技异化所造成的社会资源的匮乏、环境的污染等生态危机，已严重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科技活动中如何处理好人类与自然资源关系的价值判断和理性的选择，即科技自然伦理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20世纪20年代前后，法国人道主义学者阿尔贝特•施韦泽提出“敬畏生命”的全新伦理价值观，1947年美国学者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提出“大地伦理学”，1998年，罗尔斯顿出版了《环境伦理学：自然界的价值和对自然界的义务》，他还出版了《哲学走向荒野》和《自然界的价值》两本著作，论述了人类在利用科技改造自然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关于现代生态学的研究也已揭示：不论人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和程度如何，它都只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人和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而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尖锐性，无疑加剧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环境危机日益加重，随着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的发表，对科技飞速进步、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有了更新的认识。人类对自然的不尊重、不爱护，最终承受恶果的只能是人类自身。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

面对种种自然危机，如何达到科技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处理好科技与自然发展的关系，我们首先就要树立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谐相处、尊重自然、关爱资源、协调发展的观念。消除科技发展对生态环境和人类自身的负面影响，应将伦理因素作为一种重要的衡量尺度，使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内化为科技的维度之一，从自然伦理视角出发看待科技的发展。其次，大力倡导绿色科技观，筑就人类的生态文明。绿色科技观是建立在以保护人类健康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为主旨的科技进步基础上的新科技观，其核心是以维护自然生态环境平衡和人类的最大利益的合理平衡为最高价值取向。绿色技术观是人类道德观和技术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和统一，是伦理道德观念在科技领域与生态环境领域的深化、扩展和具体运用，是用来约束和规范人们运用科技的行为。因此我们必须积极发展绿色科技，大力倡导绿色科技观，使科技的进步朝着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有利于人类健康的方向发展，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3]只有发展绿色科技，才能促进人类社会从物文明迈向生态文明，走一条科技的发展与自然发展相和谐之路。

二、伦理视角下基因技术的发展

自达尔文关于生物发展中遗传和变异的理论提出以后，科学家们就开始一直探索生物遗传的机制、生物性状的遗传基础以及遗传物质是什么等问题。19世纪60年代，奥地利植物学家、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格里戈•约翰•孟德尔（1822-1884）在修道院内用了9年时间进行豌豆杂交实验，取得了一项重要成果。孟德尔的研究证实了遗传因子的存在，生物体的发展正是通过遗传因子才不断传递着遗传性状的。美国遗传学家托马斯•亨特•摩尔根（1866-1945）在孟德尔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生物的遗传规律。他以果蝇作为实验材料，发现了基因的连锁和交换现象，并以大量事实证明了染色体就是遗传的主要物质基础。他还研究了基因在染色体上的排列位置，画出了果蝇的四条染色体图谱。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艾弗里等证明，所谓遗传物质就是脱氧核糖核酸，即通常所说的“DNA”分子。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尼抡伯格等“破译”了遗传密码，确定了每相邻的两个核苷酸相当于一个遗传密码，决定着某一氨基酸的合成。1967年，遗传密码“破译”工作全部完成，科学家发现了20种氨基酸及其相应的核苷酸的排列方式。基因、染色体、DNA和遗传密码“破译”等研究成果的发现，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基因工程学的兴起。1996年7月，在英国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的一个棚子里，科学家们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克隆出了地球上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哺乳动物——绵羊“多莉”。

随着“基因”这个名词的广泛使用，基因伦理问题日益明显。其中基因组计划和克隆带来的问题尤为引人注目。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进行，人类将会掌握更多的个人遗传信息，从而找到更多的致病基因，通过基因预防、基因治疗达到长寿的目的。然而在此过程中也引发了大量的伦理问题，最突出的当属隐私权的保护问题。克隆技术的产生并且应用于人类，还将产生许多新的伦理问题，如家庭伦理问题。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克隆出来的人，如果不当可以使得家庭伦理关系变得模糊、混乱乃至颠倒，也使基本的性伦理关系发生改变，甚至会导致性首先的倒退和家庭的解体，从而引发诸如性比例失调、遗传多样性减弱等大量社会问题。此外，基因技术在其他领域的应用也会引发诸多问题，如转基因食品、转基因农作物与人类健康问题，遗传资源和多样性保护问题等。

由基因工程技术产生的负面影响和问题，足以引起我们对基因工程技术的再审视，要求我们在未来人类的发展繁衍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应在基本的伦理道德的视角下，慎用基因工程技术，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人类的理性引导，因为它本身并没有选择的天然本能，需要与伦理道德等其他学科的力量和社会的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出更好的服务于人类的巨大威力，要正确处理现代科技基因工程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在科技伦理视野里，责任范畴受到了多方面的关注。责任是根据主体的社会角色和地位作出的特殊规定，是“知识和力量的函数”。科技人员拥有专业知识，对科技发展进程及后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在科技风险日益扩大的情境下，公众期望他们能履行与其角色相适应的社会责任。技术的可能并不意味着伦理上的应该，在对新项目进行全面研究之前，需进行认真的技术评估和伦理论证，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害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在伦理上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后才能进行；自觉抵制明显危害公众利益的研究，并对不确定的风险承担相应责任；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要保持公正，使研究风险得到合理的分担，发现可能潜在的危险时应主动暂缓研究。20世纪8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伯格（P．Berg）与同事在进行把SV4D的DNA分子引入大肠杆菌的研究时，他们意识到这一工作可能潜在的危害，出于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主动停止了这项研究并呼吁全世界的科学家暂缓相关实验。美国著名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C．Mitchaln）还提出了“超科学团体责任”概念，他认为科技后果的不确定性责任不能全部由科技团体负责，因为“善的本质既有个人表达，也有公众表达。当科学中的伦理实践已经按促进角色责任的途径发展时，就应当采取多种措施用以提升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社会‘共同责任”[4]，把公众纳入科技责任主体中去，建立公众讨论和技术评价机制，充分发挥公众的科技责任意识，使每一项新科技在研究开发之前就能得到公众的理性认识，从而尽可能地减少科技的负面效应，也可以在伦理的视角下，让基因工程技术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三、伦理视角下网络技术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因特网在全球的迅速发展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兴起，成为当代高科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标志之一。因特网的普及，使得当今社会进入了一个高效便捷的网络化时代。网络在给人们带来信息共享、促进交流、提供诸多便利的同时，网络的普及也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首先是网络安全问题。当今时代，网络犯罪作为一种新的犯罪方式，具有智能化、蔓延迅速、危害巨大、隐蔽性强、动机和目的复杂多样等特点。其中，黑客的攻击造成的损失尤为明显。由于黑客们奉行所谓的“黑客伦理”，强调进入计算机的权力应当不受限制，因此每年都有大量的网站遭到黑客袭击，网络速度变慢甚至网站瘫痪的情况屡见不鲜。其次是信息资源共享与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信息共享是网络建设的终极目标，全民原则是网络建设的首要基本原则。在网络发展的过程中，生活中的种种不平等现象也会反映到网络社会中。如受过良好教育、文化水平较高、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利用网络的能力会相对容易，这就难免会导致人们利用信息能力的不平等，产生所谓的“信息隔阂”，从而使“富有”的人更“富有”，“贫困”的人更“贫困”。相反，如果大力推行网络平民化、普及化，又不可避免地使本已存在的侵犯知识产权问题愈加严重。由于现有知识产权法的缺陷，再加上网络使用数据的一些特殊性，使得信息生产者与网上信息和服务提供者的权益极易受到侵犯，如果问题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最终将会影响到整个网络的正常运行。再次是网上个人自由与隐私权的问题。在网络世界，个人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由于网络上个人通信与大众传媒很难区分，各种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的大量传播很难控制，其影响是社会性的，甚至是国际性的。随着信息网络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人的姓名、性别、身体状况、家庭状况、财产状况、社会生活背景材料在网络空间内会变成一连串的加密符号，如果这些数据不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得到很好的保护，个人隐私权将受到极大的侵犯。最后是网民的道德人格。有许多网迷生活在现实世界与网络虚拟世界之间，人际关系淡化，得了所谓的“网络综合症”。他们可以没有家庭，可以辞去满意的工作，可以抛弃身边的亲人，但他们决不能没有网络。可以说，快速发展的互联网络正在冲击着人们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社会价值观。网络在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也同时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负面影响。促进作用体现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内涵增加；负面影响体现在：容易导致人的道德行为失控、网络犯罪、人情隔膜、情感危机、人性异化。

因此，我们应该正确的对待网络技术，肯定其积极影响的同时也要采取相应措施减少其危害社会、危害个人的作用。从伦理道德的视角，应该加强伦理道德自律。良好的道德意识能够进一步规范网络的健康发展，同时加强对网络技术应用的监管，让网络技术的发展更具人性化。

四、伦理视角下核武器的发展

众所周知，在1945年二战后期，美国在日本投放原子弹，促使了日本投降同时也宣告了东亚战事的结束。然而，核武器施放出的巨大能量，扼杀了数以万计的日本人民，而且还造成了长期身心上的伤害。由此，也引起了人们关于核武器使用的道德问题的讨论。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两城市投放原子弹，其结果是毁灭性的。仅在广岛投放的一颗相当于2万吨级TNT的原子弹，就造成了12平方公里的被毁面积，致使71379人死亡，68023人受伤，并造成严重的放射性污染后遗症。原子弹爆炸带来的残酷事实，在人们的道德良心上投下阴影。就连爱因斯坦本人也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奥本海默更是感觉到“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核武器巨大的破坏性成为了人们争论的焦点之一。其次，核武器的存在加剧了世界军事竞争。目前，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把核武器研究作为加强本国国防建设的最重要计划。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各国都认为核武器具有威慑力量。现在，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更多地是把核武器的制造和试验当作争夺世界霸权、压制竞争对手的主要手段。最后，核武器耗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例如，为了完成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美国政府动员了50多万人，其中科研人员15万人，耗费22亿美元，占用了全国近1/3的电力。消耗如此巨大的社会资源来生产毁灭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核武器，显而易见，是完全不道德的。但核武器的存在是客观事实，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它会继续存在下去。

因此，要求我们在发展核武器和生物新技术的同时，能从全人类的角度出发，树立大局意识，用伦理道德约束个人行为。让科学技术的力量能够用于高尚的目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而不是伤害。人类是有能力驾驭和引导技术向需要的方向发展。然而，现在人类掌握的知识，已经赋予人类几乎能摆布自然的本领，要必须谨慎小心地衡量各种技术抉择是否合乎需要。这种强大的力量必须用于高尚的目的。”[5]这里说的要把科学技术的力量用于高尚的目的，正是科学伦理学的一条重要道德原则，就是以造福人类为最高目标的人道主义原则。

总之，科学的终极目标应当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科技的进步应从根本上体现对人类价值的尊重。应拓展科技伦理视野，从责任、制度伦理等不同维度、不同层面去考量现代科技的内在价值，在科技与伦理之间构建良性的互动基础，为科技的发展提供有效的伦理视角。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2，18．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P304-30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7．

[4]Carl Michamn，学术道德的共同责任〔J〕Sic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2003（9）．

[5]J．T．哈代．科学和环境．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7．

[作者简介]

王智永（1981-），河南开封人，广东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