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那些鱼，它们在水里面多么安闲，多么自在，多么无心于四周的玻璃和玻璃外的观赏。那种感觉实在优渥极了。有些鱼可以停在水里一动不动，水是鱼的天空也是鱼的地面，鱼可以在水里游动，也可以在水里静止，就像爬在软软的绒面上。那才叫静止呢。静止实在是另一种形式的运动。静止并不是死寂。静止本质上是动的。再如鹰，鹰在天上，翅膀一动不动，寂寂滑翔的样子，是真正的静止。不过鱼的生活是优渥的，而鹰不是，只能说，鹰是自由的。可见，优渥源于对自由的忽略。你不在乎自由，你才可能优渥。优渥的生活可能是投降的生活。

人通常舍不得丢掉优渥的生活，金鱼般的优渥生活。优渥，意味着安全，意味着无忧无虑和来去自如。越是较深地看到生活的本相，人就越觉得自己需要像金鱼一样被养着，以静为动，以狭窄为宽阔，以被供养为幸事。

忧伤是表情，更是内涵。

忧伤和绝望有关，又无关。和凄苦有关，又无关。和麻木有关，又无关。和现实冲突有关，又无关。和理想主义有关，又无关。它是平静的、宿命的、深刻的、暧昧的、适度的。又是诗的、哲学的、超验的。它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源于天性，是从娘胎里和骨子里来的，另一部分则来自现实，复杂的无边无际的现实，来自现实和心灵的距离。它本质上是内省的、温和的，甚至是难看见的。忧伤剧烈到悲戚，剧烈到悲愤，就不再是忧伤。忧伤以能够忍受为前提，以不令人同情为前提。

忧伤有自恋和自虐的成分。不把自己交出去，不流血，不以卵击石，但是，又不甘心，不放弃，以时不时感受到疼痛为乐。

忧伤是忧伤者的美学。

忧伤是始终觉得活着实在是美不胜收却又差强人意。

忧伤是乡愁式的冲动。

忧伤是一道伤口，不用包扎的一道伤口，可以抚摸和观赏的一道伤口，基本不担心感染的一道伤口，看不见的一道伤口。

忧伤半是妥协半是拒绝。它不挑开，不说破，不前进半步也不退后半步。它不是“是”也不是“不是”。它是个人的，也是全体的。它是好的，也是坏的。它是腐朽的，也是进步的。它是进攻的，也是防御的。它是大的，也是小的。它是此时此刻的，也是不知什么时候的。它是昨天的，也是今天和未来的。

忧伤大概还必须是无忧无虑的——有优渥的生活，哪怕是金鱼一样的生活，做保障。它安于过金鱼的生活。或者说，在很少的时候，它以过着金鱼的生活为耻。它始终知道鹰是如何生活的，也始终在无视鹰的生活。

或许鹰一样是忧伤的。翅膀有翅膀的忧伤，鳍有鳍的忧伤。忧伤与忧伤是难以相互体谅的。体谅之难，造成忧伤之普遍。

一切事物，或者说一切沉默的事物，都是忧伤的。或者说，沉默的忧伤大于喊叫的忧伤。一切被观看的事物，或者说，一切被看久了、看深了的事物，都是忧伤的。忧伤，正是小小的不起眼的忧伤，把宇宙间的所有物质，所有生命，全都归总在一起，归在同一个位置上。所以人的忧伤并不高于水的忧伤、花的忧伤、月的忧伤、鱼的忧伤、鸟的忧伤。所有的事物和生命都在用忧伤的眼神，仰望星空。

真正动人的面孔是忧伤的。真正的美人也一定是忧伤的。忧伤是易于入诗的。忧伤是易于入画的。忧伤其实是所有创作的不二主题。

除了忧伤，还能表达什么?

所谓人，就是庸常。人，成为人群的时候，就是庸常的令人厌烦不值重视的一群。所以，人群才总是被忽略，再三被提及正是因为易于被忽略。

任何一个人，只要有机会站在高处俯瞰人群，此人就是一个潜在的暴君，就是一个可能的自大狂，就会不由自主地对密密麻麻的人群心怀憎恨和蔑视，秦始皇、希特勒、斯大林、萨达姆，几乎所有的暴君，都是自大狂。萨达姆临上绞刑架时说：“没有我的伊拉克一文不值。”这实在是所有暴君的内心写照。问题是，可以想象，有多少庸人会对这句话赞不绝口呀。一个暴君最初只是一个有些羞涩感的可能的暴君，当他每每略施暴政之后，总会清楚地看到，更多的人，是多么不堪于被蔑视呀，多么胆小如鼠，多么庸常如蚁，多么不值一提，多么需要有一个暴君在身边，于是他才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暴君，哪怕他做出无限温柔的样子，哪怕他天天喊着“人民万岁”。

人人都有可能成为暴君。人类的庸常，是个别人成为暴君的前提。成为暴君的第一步，就是站在高处，俯视人群。任何一个暴君身边都不缺少懦夫。先有懦夫后有暴君。暴君和懦夫是世界上最和谐和的一组关系。没有了暴君，懦夫将无法生活。

不是别人的暴君，便是自己的暴君。

天才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暴君呀，天才和暴君一样，会嘲笑一切说教和价值，天才们的任何一件杰作首先表达了对庸常的极端蔑视，天才们的第一愿望总是相当一致，那就是视庸常为仇敌，就是竭尽所能独辟蹊径。而后人解读他们的作品时，普遍采用了陈腐的学究气的道德家的实用主义的语气和方法，再把这些东西，常常是一整套一整套，成本成本的学说，灌输给一代代学生，谬传千里而不自知。

“悲剧就是把崇高和善良的东西撕毁了给人看。”这可能是上帝创造“崇高和善良”的初衷，崇高和善良最主要的用途甚至唯一用途，就是时刻准备着被撕毁!

但是，关丽才是天地间最崇高最善良的东西。美丽远没有崇高和善良那么幸运，常常被撕毁，却换不来一滴眼泪。美丽比崇高和善良脆弱得多。因为，自古以来，美丽在道德上总是处于劣势，更易于被看作邪恶。美丽总是给别人和自己酿成祸端，美丽的历史通常就是美丽的现实和美丽的未来，或者说，美丽是没有历史和未来的，只有现实。美丽是上帝的笔误。美丽不被撕毁，也会自毁。

满世界的滚滚红尘全是三四流的情种们踩出来的，那不过是些畸恋罢了。“爱恨情仇”四个字，闻上去，满是烧焦烤糊的味道，而且是人肉的味道。爱情的专制本性使爱情永远难以摆脱嫉妒心、占有欲、报复欲的戕害，到头来，爱在哪儿情在哪儿?我们看到的，上者无非是殉情殒命，下者何止于剑拔弩张。“我爱你，与你何涉?”真正的爱，是不说出口的。真正的爱是懒的，懒下来，再懒下来，懒得表白，懒得叹息，懒得流泪，懒得牵肠挂肚，懒得伤筋动骨，懒成朋友反倒好，一生从容，谈笑自然，底下埋的一丝苦味儿，那才是爱呢。要么就懒成陌路，连朋友都不是。

在不可战胜的看不见摸不着的邪恶面前，人可以自取失败，可以选择死。显然，在被伤害着却无从还击的状况下，死勉强可以视作“作为”，视作反击，死恰恰证明了自己还活着，死是英雄主义情结的总爆发，死是对自由意志的无意运用，死是对胜利的微妙模仿。

死是人显示自由意志的最后一个机会。自杀确实常常被古往今来的人们用来维护自尊、显示高贵、夸耀勇气、纵容颓废。所有的自杀者，一定首先意识到了一种强大的不可逆的东西雄踞在自己前方，取胜是绝对没可能的。在自杀者眼里，自杀像被窝一样甜蜜，像棉花一样柔软。旁观者眼里的自杀是丑陋的，是想当然的。不打算死的人，健康活着的人不配谈死。

死的美学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未经总结不可传播的一门学说。

死亡的最好方式就是自杀，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以合适的方式自杀。自杀了，意味着你用掉了最后一点自由，丝毫没有浪费——最大限度地使用了你的自由，或者更是，自杀，是你此生唯一一次使用了你的自由。

活到老死是不能接受的。

衰老和平庸至死是不能接受的。

一个人可以不怕死，但是，不怕死并不等于不怕一切。他有可能怕别的。比如，怕出门，怕天空、街道、楼房、树木，甚至怕空气。一个人可能只愿意要生或者死，不要中间的东西。只要幻象，不要爱情。只要暗恋，不要恋爱。只要让生活淡淡入骨，悠悠切齿，不要和生活纠缠在一起。只要软弱，不要强硬。

一个人，他并不指望人们敬重他，相反，他要的就是这些，要的就是被轻视被嘲笑被唾弃，这样，他就更有理由与外部世界为敌。主动寻衅，其实就是他的生活态度，所以，如果说他在生活上是失败的，这失败实在是他自取的。在他看来，生活是用来寻衅的，而不是用来拥抱的。生活是用来退出的，而不是用来投入的。退出生活，退出世俗，回到黑夜，回到白日梦。没人知道，他的这种渴望，有多强烈。

人是不能被理解的。

一个人在更高的境界上生活，外人是无法知道的。

他一直渴望达到的境界：让一幅作品脱离平俗，接近永恒。现在他从自己的笔触里看到了。被他称作“永恒”的那种气味此刻正从文字里飞出来，将他深深迷惑。他被迷惑了。他相信，他一直寻找的东西就是两个字：永恒!

他相信，一个艺术家，永远会被创造永恒的欲望所迷惑。正像一个商人对财富的渴望，一个政客对权力的渴望，一个艺术家的雄心，就是创造出与日月同辉的杰作。米开朗基罗创作大卫时，如果认为一周后将遭到唾弃，那么他一定会睡在床上不起来。普鲁斯特写两百多万字的《追忆似水年华》时，一定抱着傻瓜般的理想，视不可能为可能，要把整个童年时代——包括每一个傍晚的光线和每一个清晨的气味，留在纸上，让时光的流逝成为可观赏的，而他真的做到了。贝多芬创作《第九交响曲》时，一定相信自己和上帝一样伟大，相信自己的作品是任何时代任何人都扳不倒的。“一件艺术品，总是被赋予超出其创造者之生命的生命。”勃罗茨基说。事实确实是这样，艺术家的一生就是搏斗、消耗的一生，与自己，与平庸，与命运。不过，只有少量的艺术家偶然创造了永恒，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彻底的失败主义者和悲观论者，因为，他们总是从最高处摔落下来。

正如诗人狄金森说的：

他，战败、垂死——

失聪的耳边

突然响起遥远的凯歌旋律

极端痛苦而清晰

也正如有了盛名之后的诗人艾略特说的：“凡是诚实的诗人，对于自己作品的永恒价值都不太有把握，他可能耗尽一生而毫无所得。”

一个艺术家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深知永恒之稀少，又不能抑制创造永恒的野心。一个艺术家的一生只能是为艺术的一生，艺术令他成为不自由的人，成为孤独的人，成为与生活格格不入的人，成为躲藏在白日梦中的人，正如心理学家荣格所说：“艺术家是不能随心所欲的，他是一种受艺术之利用而成为实现其目的的媒介。作为一个人，也许他亦有他的情绪、意志与个人的目标，可是作为一位艺术家，他却是一位具有较深含义的‘人——他是一位‘集体人——一位带领并且塑成全人类的潜意识的生活者。为了履行此一艰巨的任务，有时他得放弃享受常人应有的生活。”

人啊，人想提前一分钟变得懂事都是不可能的。人一直在等待具体的一件事情，具体的一个教训，才可以借机变得聪明些。

没有对象可以出气的邪恶才是最大的邪恶。形不成对抗的邪恶是最大的邪恶。规律和定律是最大的邪恶。因为，规律和定律是无法对抗的，规律和定律总是胜利的一方。时间也是邪恶的，因为时间总是冷冰冰地向前流动，总是无视任何个体的悲欢，同样总是胜利的一方。空间也是邪恶的，宇宙之大，永远蔑视着人的自尊，提醒着人的无着落。所有未经对抗、轻松获得、早就注定的胜利都是邪恶的。

有时，死就像干渴者眼里的一枚桃子，在树枝间随风摇荡，忽隐忽现。那是一种带着邪味的亲昵，或者说，那是一种含着亲昵的邪味。

画布上，有了第一笔线条。像是偶然滑过天际的一丝浮云。是一个悬念的开始。是发现的第一步。一个画家是需要模特的，但是，当模特坐在画家面前时，模特又成了遮挡画家视力的东西。一个画家对模特的需要远不是绘画的全部。当一个模特坐在你面前，其意义立即变得微不足道。画家的任务不是寻找而是发现。第一笔线条的意义是，借着它知道了第二笔线条应该落在何处。反过来说，第二笔线条的意义在于，借着它知道了第一笔线条是应该留下的。还是应该抹去的。最初的那段时间，一个外人根本看不出奥秘所在，完全分不清天才和涂鸦的区别。画家自己也是糊涂的，他也在猜疑，在预测、在试探、在懊恼、在惊喜、在失望、在发现，他本人并不知道，下一笔要落向何处。没有原因，没有结果，更没有逻辑。没有构思，没有解释，更没有揭示。一幅画作，和对它的阐释和说明毫无关系。没有宣告完成之前，一幅画作的所有线条和色块都是败笔。

不，只有眼前，只有现在，没有历史。所谓历史，是不存在的。事实会在一瞬间内修改掉历史。现实是最强大的一股力量。事实一旦出现，假设不复存在。不可想象没有“9·11”，没有伊拉克战争。今天永远比昨天和前天灿烂。

他说：她毕业了，像风一样飘出了校园。他走遍校园的角角落落，再也不会碰到她了。他得了厌食症，有时一整天都不去吃饭，看见食物就觉得恶心。走在校园里也总是懒洋洋的，想让自己变成瞎子，因为，校园里的一切都像是假的，一切都在原来的位置上，但一切都像是仿制品，一切都脱不了一个“假”字。图书馆左前方的那棵大大的梨树，正披着一身垂垂的梨花，她在的时候，看上去是多么壮丽耀眼，她走了后，他再看它，却是一身寒酸和孤冷。虽然有整整一个年级的学生毕业了，离开校园了，而校园里似乎变得更加拥挤了，芸芸众生，幢幢往来，个个脸上写着假苦行主义、伪享乐主义、幼稚的好学精神、胡闹的艺术气质，还有恶的花，丑的云。

他说：她太平静太懒洋洋了。任何人，从她身边走过，都会感到心悸。因为，她的平静和懒洋洋太像一面镜子，照见谁谁就会心悸，谁就觉得一身俗气。在她面前，一切都是世俗的。她当然是孤独的，这一点有时候会让人怜惜，让人难过。但是，让人怜惜，让人难过，正是她存在的意义，正是她的力量所在。

他说：她的肤色让他联想到了玻璃，他不喜欢这样的联想，但是他觉得她的面容和玻璃之间有种奇妙的联系，后来他想，玻璃给人的感觉，大概是有光泽的，是脱尘绝俗的，是易于破碎的，甚至令人产生触摸的冲动。

他说：她走路时的确有一种懒洋洋的颓废极了的感觉，而表情却是异常平静的，看透一切而又宛然视之的平静，圣母般的平静，处女般的平静，让他想起想象中或者神话里的希腊雕像，爱琴海畔的希腊雕像，以千年不变的迷人姿势面海而立，变幻不定的海水将各种各样的波光写在她脸上，无论是彩色的波光，还是洁白的波光都不能改变她与生俱来的平静，也不能改变她固有的睡意。

陈继明，作家，现居广东珠海。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一人一个天堂》、《百鸟苏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