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宇

内容摘要：汉魏时期，敦煌就近而葬，无公共墓区。西晋敦煌名人汜瑗，始葬父于敦煌城东戈壁，遭时非议。县令李充莅治敦煌，称汜瑗葬父于城东戈壁“志孝合礼”，舆论一变，就近而葬之旧俗随之而改。今敦煌城东南及城西大片古墓葬区，即西晋以来形成的公共墓区。

关键词：汉魏葬俗；西晋；敦煌；汜瑗；葬父于东西碛

中图分类号：K878.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09)03－0090－03

《周礼·春官·墓大夫》载：“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数，使皆有私地域。凡争墓地者，听其狱讼，帅其属而巡墓厉，居其中之室以守之。”郑玄注云：“凡邦中之墓地，万民所葬地。”若宗刘歆、郑玄之说，则周代各邦国及后世之郡县皆有公共墓地，国家还制订了一套有关公共墓地的管理办法。

但敦煌自汉武帝建县以来至曹魏时期，居民皆就居地近处而葬，有家族茔地，却无公共墓地。某友问余：“敦煌虽发现有稀落汉墓，却不见大片汉墓群，何故?”余曰：“此敦煌汉魏葬俗使然也。”盖两汉至魏，敦煌葬俗率皆就近而葬，虽有零落散处的家族墓地，但无“万民所葬”的公共墓地。

“敦煌古代公共墓区开始形成于西晋”的信息，最先是由敦煌遗书s，1889《敦煌汜氏家传·汜瑗传》透露出来的(《汜瑗传》原卷影印件)。

兹将此《传》加以释录并予疏解于下：

汜瑗，字彦玉，晋永平令(汜)宗之孙也。父(汜)族，有经学。郡旧时俗，皆葬于邑中，坟墓卑湿，叹曰：“陵之为言终也；终当[依]山陵，胡为邑泽哉?”。遂葬父于东石[碛]，为时所非，禁固[锢]十年。县令李充到官，称“志孝合礼”，众心乃化。遂皆出葬东西石[碛]。瑗少刚果、有壮节。州辟主簿、治中、别驾、从事，举秀才。三王兴义，惠帝复祚。相国齐王国[同]专权失和瑗切谏不从，自诡为护羌长史来西凉武王(张)轨与语，不觉膝之前席。瑗出，王谓左右曰：“此真将相才，吾当与共济世难。”遂周旋帷幄，公干心膂。

疏解：

1、汜瑗，字彦玉，敦煌人，约西晋武帝泰始、咸宁间(265—280)州郡先后辟为主簿、治中、别驾、从事。约惠帝元康初(291)举秀才至洛阳，复出仕为官。永宁二年(302)前后，自请出为护羌长史，至凉州依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张轨，甚得赏识，与宋配、阴充等同为张轨股肱谋主。永嘉元年(307)，东羌校尉韩稚杀秦州刺史张辅，张轨命瑗为中督护率军二万讨之。瑗先遗稚书，晓以利害。稚得书而降。未几，瑗被乱兵杀害。

2、《晋书·地理志》张掖郡有永平县。《元和郡县图志》卷40甘州张掖县条云：本汉牒得县，晋改永平县，隋唐皆名张掖县。

3、汜瑗之祖名汜宗、父名汜族，传世史志均缺载，可补史志之佚。

4、“郡旧时俗，皆葬于邑中”：此云敦煌汉魏旧俗，城中居民殁故者，皆葬于城中居宅附近。由此类推，乡村居民则当就近葬于乡村居宅附近。

5、坟墓卑湿：按，甘泉水(今名党河)自敦煌郡城西南9公里处引水入都乡渠，此渠东北流，灌溉州城四面农田，更引水入城，灌溉城内园田、林木、果蔬并供人畜用水。前云“郡旧时俗，皆葬于邑中”，“邑中”即城内。城内低湿，城内墓葬更在地下，故云“坟墓卑湿”。坟墓卑湿，则尸身、棺木、随葬品皆不免易腐速朽。

6、“陵之为言终也；终当[依]山陵，胡为邑泽哉?”：此引汜瑗语，疑有脱文。《国语》卷六：“管子对曰：‘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为之终，而慎用其六柄焉。”韦昭注“陵为之终”云：“以为葬地。”又，《吕氏春秋·节丧》曰：“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此则善矣。”汜瑗之语，当据此而言。谓陵者为亡人葬地，当选在高处，避水湿之地。盖此前，敦煌旧俗“皆葬于邑中，坟墓卑湿”，使先人遗体处阴寒之地，其尸骨、棺木、明器、服物不免速朽。汜瑗有鉴于此，故葬父于东碛。

7、“遂葬父于东石[碛]”：原文“东石”，不辞。当校作“东碛”。“东碛”即今敦煌古城东南鸣沙山及三危山以北戈壁高地。自西晋以来，这片戈壁高地逐渐形成佛爷庙一新店台公共墓葬区。

8、“为时所非，禁固[锢]十年”：“固”当作“锢”。《左传·成公二年九月》条：“请以重币锢之。杜预注：“禁锢勿令仕。”孔颖达《疏》：“《说文》云，‘锢，铸塞也。铁器穿穴者，铸铁以塞之，使不漏。禁人使不得仕官者，其事亦似之，故谓之禁锢，今世犹然。”汜瑗一反近居而葬的旧俗，遂招非议，致郡府黜退，置闲蛰伏，长达10年。《太平御览》卷730《方术部·相中》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曰：“泛(汜)瑗与同郡陈琪、宗配遇相者于路，相者曰：三人皆二千石封，然泛(汜)瑗腹有逆毛，当兵死，无后。”疑即当时非议者造作之言。

9、李充：《晋书》卷92《李充传》云：“李充字弘度，江夏人……辟丞相王导掾，转记室参军……征北将军褚裒又引为参军。充以家贫，苦求外出……乃除剡县令。遭母忧，服阕，为大著作郎……累迁中书侍郎，卒官。”《资治通鉴》卷96载，咸康四年(338)“六月，以(王)导为丞相……导以江夏李充为丞相掾”。知李充始仕于东晋成帝时，历官江左，且足迹未至敦煌。《敦煌汜氏家传·汜瑗传》载：“惠帝复祚。相国齐王国[同]专权失和，瑗切谏不从，自诡为护羌长史来西。”考其时，汜瑗乃在西晋惠帝太安元年(302)往依张轨，初为“护羌长史”，旋为张轨之“中督护”，在江夏人李充之前三十余年。因知敦煌县令李充非东晋时之江夏人李充，当另有其人，为史所缺载。

10、称“志孝合礼”，众心乃化：盖谓汜瑗葬父于城东戈壁，墓在高阜，以避水湿阴寒。既切孝道，复合礼法。昔晋有“九原”，汉有“北邙”，万民冢墓皆可萃焉。由是，得正视听而化众心矣。

11、“东西石”：当校作“东西碛”。“东碛”已见前疏7；“西碛”即敦煌古城以西之戈壁高地，今为敦煌七里镇以西之祁家湾一古墓梁墓区。

12、汜瑗被“州辟主簿、治中、别驾、从事”，当在“为时所非，禁固[锢]十年”之前，“举秀才”应在“禁固[锢]十年”之后。盖李充来任敦煌县令，始荐汜瑗“举秀才”，汜瑗因得至京城洛阳。

13、“惠帝复祚，相国齐王国[同]”：按《晋书·惠帝纪》永宁元年(301)正月，赵王伦篡帝位，迁惠帝于金墉城。三月，齐王同起兵讨伦，传檄州郡。四月，惠帝复位，杀赵王伦及其党与。六月，以齐王同为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安元年(302)五月，以齐王同为太师。《齐王同传》则云，惠帝拜齐王同为“大司马，加九锡之命……于是辅政”故称之为“相国齐王”。唐耕耦氏校“相国齐王国”为“相国齐王同”。是也。

14、“瑗切谏不从，自诡为护羌长史来西”：《晋书·齐王同传》载，齐王同树党专权，“朝廷侧目，海内失望”，多有谏之而遭杀戮者，“群下竦战，莫

之敢言”。是时，汜瑗亦尝“切谏不从”，知势不可回，且惧祸及身，乃“自诡为护羌长史”，离京西返。《晋书·惠帝纪》载，“齐王同窥伺神器，有无君之心”，于太安元年十二月被长沙王攻杀。据此度之，汜瑗离洛阳西返，必在太安元年(302)十二月齐王同被杀之前，大约在太安元年六月至十二月之间。此后，汜瑗西趋凉州，为护羌校尉张轨之护羌长史，转中督护。由此上推，汜瑗“举秀才”至京，约在元康初年(292)前后。其“禁锢十年”，更当在晋武帝太康初年(280)前后。则其“葬父于东碛”，亦当在此时。

15、《晋书·张轨传》记张轨“永宁元年(301)初，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以宋配、阴充、汜瑗、阴澹为股肱谋主。”又云张轨以汜瑗为“中督护”，“率众二万讨东羌校尉韩稚”，瑗先修书晓以利害，韩稚得书而降，甚得张轨赏识，即所谓“周旋帷幄，公干心膂”是也。

1985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青海石油管理局敦煌轮休培训基地”建设，对该基地规划区域内祁家湾古墓区的117座古墓葬进行发掘清理，发表有《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此处墓葬出土斗瓶朱、墨书所题年号，最早为晋武帝咸宁二年(276)，最晚为沮渠氏北凉玄始九年(420)，据以判断此处古墓葬区属“西晋至十六国时期”。较余推测汜瑗“葬父于东碛”的晋武帝太康初年(280)略早四年。余度汜瑗以前，已有平民葬于东西碛者，而士族则不取，于上流社会亦元影响。至汜瑗葬父于东碛，方引起上流社会一片哗然，乃至“禁锢十年”不得人仕。及县令李充称道汜瑗“志孝合礼”，始破上流社会就近安葬之俗，士族之家亦趋葬于东西碛矣。总体来说，敦煌“葬于邑中”的旧俗，应从西汉建郡起保持到西晋初期，长达三百余年。

近数十年来，在敦煌故城近郊东西戈壁高地佛爷庙湾、祁家湾墓群发掘清理过数百座古墓，皆西晋及其以后的墓葬。由此得出结论，汉魏至西晋初期三百多年间，敦煌虽有散见的家族墓地，却无大片的墓群，更无连片的公墓区。参照《敦煌汜氏家传·汜瑗传》关于敦煌旧俗“皆葬于邑中”的记载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敦煌自西汉建县至西晋初年，丧葬多于居处就近安葬。城人亡者，多葬于城中；村人亡者，则葬于村中或村庄附近。墓葬分布散乱，没有形成公共墓葬区。进而言之，汉魏敦煌郡所属龙勒、效谷、广至、冥安、渊泉五县境内，同样亦无大片的汉魏墓葬区。今所见龙勒城、广至城、六工城、旱湖垴、冥安城、锁阳城、踏实堡、桥子堡一带的大片公共墓地，当地文物部门往往泛称为两汉魏晋墓群，其实，都应是西晋以来形成的墓区。在敦煌郡六县境内都只有零落散布的汉魏墓葬，不见大规模的汉墓群。1944年，夏鼐先生等在敦煌城东南戈壁佛爷庙墓区发掘的翟宗盈墓，曾被认为是东汉墓，但缺乏确切的证据，而且与后来发现的西晋及十六国墓葬多有共同之处。故笔者以为翟宗盈墓亦属两晋时期墓葬。

西晋时，敦煌县令李充提倡葬于东西碛，具有保护耕地的现实意义。盖两汉时敦煌人口无多，至曹魏以来，敦煌社会安定，人口增殖，而地、水有限。旧俗皆就近葬于城中及村农自家庄田之内，墓地与活人争地的矛盾日趋明显。《礼记·檀弓》载：“成子高寝疾，庆遗人请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则如之何?子高曰：‘吾闻之也，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吾纵生无益于人，吾可以死害于人乎哉!我死，则择不食之地而葬我焉。”郑玄注：“不食，谓不垦耕。”指非可耕地。李充提倡改葬于东西戈壁，不使墓地侵占耕田及有用之地，实属制治良策。就此而言，李充可称古之良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