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乃清

2006年,美国杂志协会评选40年来最优秀的封面照片,头两名都出自她的手笔,不过那些杰作如今都在当铺里

2009年,摄影天后安妮•莱博维茨(Annie Leibovitz)的希望之春、失望之秋。

9月8日,这位几个月前刚获纽约摄影中心终身成就奖的女摄影师,被无数质疑的闪光灯包围:因无法还清贷款,她的房产以及作品难逃抵债命运。

作为《名利场》首席摄影师,安妮的年薪高达200万美元。她为英国女王拍摄一天肖像,薪酬就达10万美元。然而,拍摄中她挥金如土,加之无心理财,最终陷入债务泥潭。去年夏天,因翻修工作室出现资金周转问题,她联系了“艺术资本”集团,该公司被视作“明星们的典当铺”,允许名人用他们的艺术品作为抵押贷款。安妮先后向该公司借了2400万美元,提供的抵押品包括位于曼哈顿、纽约北部的两处房产,以及此生拍摄照片的所有版权(包括已拍摄和即将拍摄的作品,据《纽约时报》估计,总价值高达5000万美元)。今年7月,“艺术资本”集团向纽约州最高法院提起诉讼,称安妮没有缴纳有关费用,要求进入她的寓所,出售她的房产及艺术品。目前,双方通过交涉,延缓最后通牒日期。但安妮依旧面临破产窘境。

安妮无疑是这个时代最著名的摄影师之一。她曾3度入围《美国摄影》“100位在摄影领域有重要影响的人”,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给她“当代传奇奖”。从尼克松辞职到奥巴马竞选,从当年的摇滚音乐大腕到今日的好莱坞名流,都一度成为她镜头中的主角。希拉里•克林顿褒奖道:“她是我们国家的时代记录者,记录我们所思所想。她捕捉到了那些名人们的态度、性格和不安全感,同时将他们人性化。”

2006年,美国杂志协会评选40年来最优秀的封面照片,头两名都出自她的手笔——约翰•列侬拥吻小野洋子的《滚石》封面,以及《名利场》上黛米•摩尔怀孕的裸照。不过,那些杰作如今都在当铺里。

拍完照那天晚上,列侬被粉丝枪杀

“小时候我对摄影没什么兴趣,选择摄影完全是因为家庭氛围。我母亲善于纪录生活点滴,我们都习惯了她在那里随时拍摄,觉得相机就像又一个家人。看到那些家庭照我总会非常感动。这些照片对妈妈很重要,她把它们挂满了整个屋子。”

1949年10月2日,安妮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父亲是空军上尉,母亲是舞蹈演员。由于父亲常常转换驻地,她和5个兄弟姐妹童年跟着父母不停搬家,一大家子整日生活在车上,车窗成了她的“取景器”。“车上长大的人很容易成为艺术家。因为我们的世界就是透过车窗看到的一幅幅胶片,这就是我观察世界的方式。”

越战期间,她随父亲远赴菲律宾,开始用相机拍摄。“我买了个相机,里面有那种小指针,要把它调正位置,曝光度才准确。我开始使用空军基地的暗房,那就像我的休闲品商店,因为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我在基地周围拍照,那些就是我最初的作品。”

1967年,安妮进入旧金山艺术学院。她喜欢画画,同时学习摄影。“第二年夏天,我参加了摄影社团,我们早上出门拍照,当天洗好,然后晚上坐在一起看片讨论。我们出门到处游荡,捕捉触动自己的瞬间,洗片时大家一起来,我喜欢那种过程,简直和我一拍即合。”

她的职业生涯始于当年刚创刊的《滚石》杂志。这里聚集着一群年轻的优秀记者,大家都对试验自己的艺术感兴趣,青春热情浇灌出不少杰作。

“1970年,我第一次获得给列侬拍照的机会,那是我从《滚石》获得的第一个有分量的任务。当时我听说杨•韦纳准备去纽约采访列侬,那是我第一次特别想见一个巨星,我说求你带我一起去吧。我跟朋友待在一起就好,买青年优惠机票。”

安妮带了3台尼康相机,各配一支105毫米镜头,列侬和洋子说话时,她举起相机开始取景。“他按惯例,问我希望拍什么。我拿着计数器,问他,能不能回头看我一下。列侬突然望向我,凝视镜头,让我有充足的时间按下快门。这张照片后来成为当期《滚石》封面,也成为我为名流拍摄肖像的一个先例。列侬教会我如何找到自己的状态来拍摄,这对我以后的拍摄影响深远。”

尽管小野洋子初见安妮有些不屑:“她就像个学生,我还觉得奇怪,杨没找一个很有名的摄影师来吗?”但照片出来后她非常满意。“我觉得她更关注精神层面,于是就这么拍。”

10年后,列侬与洋子的专辑《双重幻想》发布,安妮在他们的公寓里拍了一组新照片,以及列侬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留下了20世纪最令人难忘的图像资料。

“那时12月才刚开始,第一次拍摄结束没几天,我从他们专辑的亲吻封面上找到了新灵感,于是返回问他们是否愿意尝试拍下裸体拥抱的照片。他们都是艺术家,对裸体并不感到尴尬,不过,洋子当时因为某些原因不想脱衣服,列侬则完全没问题。我说,‘那我们就开始吧!我先用宝丽莱拍了张他们抱在一起的小样,列侬很满意,‘你精确地拍出了我和洋子的关系。他悄悄将我拉到一边,告诉我,虽然他知道杂志只需要他的照片,但他希望洋子也能出现在封面上,这对他非常重要。我们本来准备当天晚些时候一起看拍好的幻灯,然而就在那天晚上,列侬在回家路上被一名粉丝枪杀。现在看来,这张照片如同列侬最后的吻别。《滚石》主编决定将这张照片作为当期封面,除了杂志名,不加任何标题与文字。”

在《滚石》工作期间,安妮曾随“滚石乐队”巡演,和一群震动她世界、影响她生活的人在一起,分享他们生命里的点滴。深入彼此的过程中,她所拍下的照片给人一种独特的亲密感,每张都充满故事。这些作品令摇滚女诗人帕蒂•史密斯叹服:“就摄影来说,在摇滚领域,她是最棒的!”

回忆在路上的时光,那是种完全陷入其中的感觉,“为了拍出最好的照片,我必须投入进去,让自己成为其中一部分。别人干什么,你也干什么,然后大家就不会特别在意你了,你想拍什么就拍什么。”这种生活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在《滚石》工作就是在毒品文化中工作,这是根本无法逃避的,越陷越深,对可卡因的依赖程度很高,因为它给你力量,让你工作下去,让你充满了想法。”在亲友帮助下,安妮最终在康复中心戒了毒瘾,“我深深吸了口气,继续前行,就像长大了一样。离开让我开始明白,我需要什么,我是谁。”

最终,她离开了《滚石》,进入《名利场》。“那是一个光鲜亮丽的地方,我的作品进入了更主流的领域。”

黛米•摩尔的怀孕裸照

“我没有让人们看起来更漂亮的秘方,我没法理解哪一面好看、哪一面不好看。”

安妮厌恶那些保守僵化的封面,她对那些难以预测、不易察觉的事情更感兴趣。她善于设置冲突性的场景和戏剧化的主题——比如为梅丽尔•斯特里普设计一个哑剧造型,将她的脸部涂白,“她会喜欢这种藏在背后的感觉”。

1984年拍的乌比•戈德堡泡在牛奶浴缸中的照片是安妮肖像作品中最具创意的一张。这张照片的灵感来自舞台剧,一位黑人姑娘为了让自己变白,用次氯酸钠清洗皮肤。当时戈德堡不过是初闯好莱坞的新星,充满稚气和童真,她轻轻滑入其中伸出舌头的刹那,惊奇而有趣。“我想刻画出她从传统中浮出来的样子,传统就是什么都是白色的。”

有人戏言,只要安妮出马,任何明星都心甘情愿脱去衣服。

1991年,黛米•摩尔怀孕的裸照上了《名利场》8月号封面。发刊第一天,中央车站报亭的杂志在早高峰时间一售而空;地方报亭则用白纸将杂志包起来出售,好像这是一本色情杂志;有些超市甚至拒绝出售。那会儿,这则“丑闻”引来媒体极大关注,电视摄制组在《名利场》办公室外安营扎寨,编辑和记者蜂拥而至。

“黛米当时有部新电影上映,《名利场》编辑蒂娜•布朗想让她上封面,但她当时已有7个月身孕。为使她看上去性感、光彩照人,造型师准备了钻石耳环和一只30克拉的钻戒,还准备了绿色缎制长裙。我在现场拍了些特写及全身照。黛米非常自在,毫不掩饰。一张站着的全身照中,绿色长裙从她肩上滑落,露出腹部与腿。另一张照片,她只穿了黑色蕾丝文胸和内裤。不过,直到拍摄接近尾声时,我们才拍了这张全裸照片。当时这张照片只准备给黛米本人。我边拍边开玩笑,‘你知道,这会是一张很棒的封面。回到纽约,我翻看底片才真正意识到,这的确是一张伟大的封面!蒂娜也赞同,尽管她认为我们刊登这张照片黛米会非常生气。但事实上,黛米爽快地答应了。”

随后的日子,这张照片饱受赞誉,价格从8万美元一直涨到100万美元。当时,安妮在纽约国际摄影中心办个展,中心主任也想展出这幅照片,却遭到她的拒绝。“这是一张广为人知并且突破传统的照片,但对摄影师来说还不够。对我而言,如果这是一张人物照,她的手不用挡在胸前,她也不应当望向镜头。这只是一张简单的杂志封面。封面有点像是广告,目的是为了出售杂志,我的职责让我必须去拍那些照片,但我的作品在杂志里面更鲜活,我真正的好照片都在杂志里面!”

苏珊•桑塔格的恋人

“我从没想过摄影可以捕捉谁,我不是去捕捉谁,我关注更广阔的背景。生命很复杂,也很庞大,而不仅仅是这一刻。我不断纪录,看清生活的面目。”

那是一组被染成绿色的照片,苏珊•桑塔格躺在医院窄仄的小床上,陷在冰冷的钢架里,她闭着眼,脸有些浮肿,认不出原来的样子。

“圣诞节的时候,我在医院看到了苏珊,她3天后去世了,我用照相机拍下了她,回到家后用数码方式处理,打印出来后这些照片都成了绿色,我很喜欢。”传记片《安妮•莱博维茨的浮华视界》里,安妮指着桑塔格临终前的照片,哭了起来,身旁站着她4岁的小女儿苏珊•莱博维茨。

1988年,39岁的安妮认识了55岁的桑塔格,为其拍摄随笔集《疾病的隐喻》封面。

“我认识苏珊时,她需要一张宣传照,我做了准备,读了她的《恩主》。我不是个爱读书的人,但觉得这本书不可思议,觉得她是个活在想法中的人。她很了解自己,很自信,就好像不需要摄影师一样,她可以自己拍自己,让我感到很惊讶。同时,她好像决定要了解我。”

20世纪80年代的纽约,安妮和桑塔格成为人们的话题。她们一起参加聚会,有人还看到她们在一家夜总会跳舞。此后,两人搬进纽约同一栋公寓大楼,毗邻而居,彼此能看得见对方房间的风景。她们合用一个储藏室,安妮的公寓是临时住处,桑塔格的公寓则是她的思想库。两名强悍的女性分享相似的生命历程,逐渐超越朋友层面,成为恋人。“我建立这种关系,希望能接近伟大,提升我作品的水平。”

安妮是一名拥有高调摄影对象的高调摄影师,但1980年代后期,她感觉自己的创造性“枯竭”了,转向桑塔格寻求自信。“我以前一直有种优越感。我是那个来自摇滚杂志的坏女孩,我的优势似乎有点在剥落。是桑塔格告诉我,她认为我能行。”

桑塔格对安妮有时很严厉,但安妮坚持了下来。“苏珊希望我拍更多严肃主题。”1990年安妮准备自己的阶段回顾展时发现那些早期报道图片对她最有价值,她希望可以再次走出去,重新见证历史。

1993年,桑塔格非常关心萨拉热窝战争,想让安妮随行拍照。安妮就此回到了早年用小照相机拍摄系列照片的起点,不带工作人员,只与那个地方和情景产生内在关系。

“刚到那里他们会建议你先去太平间,明白那里发生了什么。这是战争,一切都成了赤裸裸的生死问题,一切都很乱,没有什么生死节奏。那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经历,我的一些作品又回到了过去的视角。从萨拉热窝回来以后,我马上要给芭芭拉•史翠珊拍照,突然之间,史翠珊就显得不重要了……”

1990年代末,桑塔格得了癌症,弥留的日子里,安妮随她跑遍天涯海角,留下一代女知识分子最后几年的动人身影。“桑塔格病中的照片呈现了死亡的残酷,也展现了勇气的面相。艺术应该超越个人情感”。此后,两人还合著了《女人》一书。

安妮拼命工作,50岁时突然意识到:“天哪,我忘了生孩子。”2001年,52岁的她用捐赠精子生下大女儿。怀孕期间,她全裸出镜,桑塔格帮她按下了镜头。4年后,代孕母亲又为她生下一对双胞胎。

2004年12月8日,桑塔格去世。回忆桑塔格安妮便会哽咽:“我经历了所有情感的、精神上的痛苦,现在我终于可以很好地面对。我并没有双重生活,我的照片记录的就是我的人生。我和我的作品建立了一生最深厚的感情,我希望死去时,在我的作品中得到些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