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　平

前些天在美国加州的一个聚会上，一个女人讲述了自己的传奇经历，现场的每一个人都被深深地打动了。她过去在自己的祖国参加过政治运动，在令人窒息的黑暗中勇敢地斗争，随后被捕遭受迫害。出狱后来到美国，读书、工作、结婚、生子，过上了一个普通美国女人的正常生活。会后，我上前去向她表达敬意，她说：“我讲了很多次了，现在已经是一种娱乐了。”

苦难和愤怒如何成了一种娱乐呢?她说，对我个人来说，那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每次站在台上，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讲好，让人感动，希望这些感动对那个国家里还在忍受痛苦的其他人有用。

我相信她的故事是人类共同经历的一部分，对所有和她一样抗争着和抗争过的人来说都是有用的。但是，就现场效果来说，发生在另一个国家的故事，在她流利的英语中再现，就跟一部电影一样，有着相当强烈的娱乐效果。

我仔细地琢磨着她对自己的点评。她说出了愤怒娱乐化的前提，那就是当事人已经从愤怒的境况中解脱出来，甚至有了相当的时空距离。如同古代战争片一样，从金戈铁马的惨烈杀戮中，我们所收获到的并不是痛苦和恐惧，而是一种暴力美学。

另外一些事情看起来正当其时，但是其情感模式已经过于陈旧，也仍然是一种愤怒的娱乐化。比如最近章子怡又爆“辱华”事件，电影《天启四骑士》正在台湾公映，章子怡在影片中扮演的角色被拍下成叠的艳照，并在洋人面前下跪献媚。大陆的网民虽然大多没有看过电影，却也因此而愤怒了。艳照、中国人、外国人、下跪，这些敏感的字眼，就足够让他们血脉贲张了。

不过我并不像有些朋友那样，为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担心。你可以去分析那些网络留言，但是不要忘了那里其实早已经是一种可以操控的表演场所了。就是在那个场所，愤怒的声音已大不如以前，反驳的人却越来越多。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种正在过去的情绪的重复利用，每一次都可以很刺激，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只是一种娱乐。

我不排斥这样一种怀疑：有人利用民族主义情绪进行炒作。要么炒作影片，要么炒作话题。当然，我并不觉得这种炒作有多么下作，从而呼吁有关部门予以禁止。活着这么不容易，难道连炒作和看炒作的权利都没有?这种炒作不过是娱乐的一部分，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当然，有的媒体专门依靠这种炒作而生存，有的书商竭力鼓动这种情绪来赚钱，每天都把世界描绘成敌我分明的战场，把每一个人都当作枕戈待旦的战士，那就是一种有害的行为了。

愤怒的娱乐化并没有否定它的另一面，那就是娱乐的愤怒化。当痛苦并没有成为过去，我们仍然沉浸其中时，就会利用一切机会来表达，娱乐自然是一种重要的手段。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反战运动中，鲍伯·迪伦的摇滚就成为一种有效的武器。三十多年之后，在中国崔健也被大众征用了。后来他自己使劲解释说，我写的只是具有普世价值的音乐，在任何社会人们都有需要宣泄的东西。但是，当时的人们并不理会这种辩解，他们就要把它愤怒化于当下。

愤怒的娱乐化和娱乐的愤怒化，有时可以分得很清楚，有时却是混杂的，相依为命，相得益彰。

我不知道该怎样来看待《南京!南京!》，但我相信导演、演员和观众，各自都在小心翼翼地处理着愤怒和娱乐的关系。处理得好，可以把愤怒娱乐化，成为一项生意；处理得不好，有可能会把娱乐愤怒化，激怒了本来带着伤痛的人们。

从整体上看，我们的社会里并不缺少愤怒的娱乐化，但缺少娱乐的愤怒化。有太多过时的愤怒，娱乐都乐于利用；但是又有太多当下的愤怒，娱乐都不敢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