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

这是一个很辛酸的故事：低保户得知可报销部分医疗费，竟过度激动猝死在医院。

其实这不是“故事”而是“事故”：重庆北碚区的朱某，年逾五旬，是低保人员，因病住院，有高血压、冠心病、胃出血等病史。他所在社区的领导来到医院探望，嘘寒问暖之后，领导赠送了一笔慰问金给他，叮嘱他好好养病，还承诺由社区为他报销部分医疗费用。他听后情绪非常激动，并流下了眼泪。社区领导离开病房不到十分钟，老朱的病情突然加重，出现严重的头昏、乏力、心慌、胸闷等症状，经抢救无效而死亡。尸检结果是：主动脉破裂、出血导致急性心包填塞死亡。近日，北碚区法院以医院没有尽到告知义务等为由，判决医院赔偿九万余元。(2009年5月5日《重庆晚报》)

办公室的同事读了这条新闻，都唏嘘不已。一个病人，激动而泣，喜极而逝，这是如何的幸与不幸?我想起了小时候老家的一句俗话：“穷人快活有灾难。”倒不能说这灾难是社区领导带给老朱的，他们毕竟是好心好意。只是日常受到的关爱太少太稀疏，这回“集纳”在一起，使病人大喜过望，不堪承受。长期患病的老朱，平常是如何的艰难和困顿呢?生活中，一个人最不堪的时候就是病倒的时候，何况他是低保户，何况得的是久病的慢性病，何况医疗费用也没着落。

对困难群众的关心关爱，方式方法有多种。最简单的，是过年过节，领导临时来看一看，递一个不知厚薄的红包——当然，有红包比没红包好，来看比不来看好；较实惠的，是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比如社区领导承诺帮助老朱报销部分医疗费，尽管不可能百分之百给报销；很温暖的，是慈善机构的帮助，或者媒体伸出援手；而最根本的，毫无疑问是社会保障，刚性的、制度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健全。

我国其实是一个社会性保障严重不足的国家，医疗保障这一块尤其不足。现在农村开始有了一点低水平的医保，一些官员就过于乐观，认为医保已经好得很，百姓看病已经“不差钱”。事实上是差得远。每一则没钱看病的报道，都应该让那些睁着眼睛说大话的官员脸红一次。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总体上说，对百姓的社会保障是“不差钱”的。关键是如何真正把钱管好用好。据公开报道，仅仅官员吃喝玩乐、小车费用、出国旅游考察的花费，一年就要一万亿，还有数不清的豪华办公楼，以及更多过度建设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花掉了难计其数的公帑。

建设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花钱有着很多“制度”，保证能大把大把地开支；保障百姓生活、公众健康，花钱往往缺少“制度”，即使小把支出也分外“珍惜”。社会保障的制度性阳光，远未均匀地照耀在大地的每个角落，否则就不会有重庆老朱的悲剧。每天普照的阳光才能称为制度性阳光，而瞬间照到老朱身上的这一束“强光”，对他来讲简直就是“暴风骤雨”。

在5月5日新版第1期《中国周刊》杂志上，北京市委统战部信访办梁利华主任刊文说，抗战将领或民主党派人士的遗孀、后代，现在北京地区的还有二十多位，“我们每年都给他们三四千元的补助”；1955年于台湾驾机起义的宋宝荣，前些年去世了，“去世之前的医药费也是我们负责协调的”；王文川的子女发现自己父亲的历史后，统战、民政等部门开了协调会，达成先给王文川两万元补助的意见。“这事没有什么特定的政策，都是特事特办。”

“特事特办”当然要比“特事不办”来得好，但如果有了普照的政策，那就不用“特事特办”的麻烦了，甚至也不需要“特定的政策”了。仅是“领导看望”，仅是“特事特办”，那都是人治而非法治。恒久的法治“冷清”，好过一时的人治“热情”。领导的时时亲民有时反而掩盖了问题的实质。

英国学者安东尼·阿伯拉斯特在《民主》一书中，对“亲民”有独到的分析，他说：政府不仅仅是咨询人们应该去做什么事，不只是愿意倾听人们不得不说的事。政府和领导人必须接近人们，考虑到现代社会里公众和政府之间存在的鸿沟，所以政府必须深入群众而不是期望人们来接近政府。在这个意义上，某些拉美领导人看起来比西方民主国家做得还好。在革命后早期的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与那些想见他的古巴人有超常的接触。安东尼评述道：确实，“亲民”和“愿意倾听”与权力和政府的一种威权结构不是不相容的。更不用说，当本质上是在寻求一种对已作出的决议加以合法化，而不是展示一种征求意见和民众参与的情况了。这是一种没有实质内容的民主表象。民主的实质是人民有权力使政府以及使他们的代表们同意接受公众意志和公众要求。

最高的亲民是“制度亲民”，而不是一级级领导个人的亲民。对于民众，如果有了法律政策的保障，如果有了法治制度的亲民，那么，领导只要做到“近民”就可以了，“近民”就是听取公众呼声、了解公众要求、接受公众意志、保障公众权利。我们不要领导一时的亲民，让病人老朱激动得要死，而要制度的恒久亲民，让广大百姓享受和风细雨的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