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历时15年的力作。从战略高度全景展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苏共与共产国际、日本军国主义等各种政治力量在中国大地上的殊死较量，从历史深度思考中国革命从苦难走向辉煌的激荡历程。

——编者

很多人原以为蒋介石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

蒋介石也常以“总理唯一的接班人”自居。原因据说是孙中山临终时口中直呼“介石”；情之深切，意之难舍。

只可惜此说来自蒋介石自己修订的《蒋公介石年谱初稿》。

当年寸步不离孙中山病榻的床前侍卫李荣回忆：

“(3月11日)至晚8时30分钟止，(孙)绝终语不及私。12日晨一时，即噤口不能言。4时30分，仅呼‘迭龄的一声，6时30分又呼‘精卫一声，延至上午9时30分，一代伟人，竞撒手尘寰，魂归天国。”

临终的孙中山呼唤了宋庆龄，呼唤了汪精卫，却没有呼唤蒋介石。

孙中山1925年3月去世。该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所谓“总理唯一的接班人”蒋介石却既不是其中的常务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也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甚至连候补委员也不是。孙中山至其临终，也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蒋首次在孙中山面前显露军事才能，是上书陈述欧战情势及反袁斗争方略、这才使孙中山对他有所注意。在陈炯明部任职期间，蒋介石又连向孙中山呈《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等意见，也仅使孙中山觉得他是个不错的参谋人才。

孙中山委任给蒋介石的，多为参谋长、参军一类不掌握实际权力的职务。蒋先后担任过居正的参谋长、孙中山总统府参军、陈炯明的作战科主任、许崇智的参谋长和孙中山大元帅行营参谋长。

最先欣赏蒋介石的倒是陈炯明。蒋介石在陈部干了一段作战科主任，要辞职，陈炯明竭力挽留，向蒋表示“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

1922年4月，陈炯明准备叛变，向孙中山辞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之职。孙中山照准。蒋介石不知陈意，还想找孙中山为陈说情。不成，便也辞职。在回沪船上还给陈炯明写信：“中正与吾公共同患难，已非一日，千里咫尺，声气相通。”

但陈炯明一叛变，蒋立即站到了孙中山一边。

孙中山正是因为陈炯明的叛变，第一次对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言中写道：“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性格及处事方式却甚感头痛。

蒋介石脾气暴躁，经常与周围人关系紧张；动辄辞职不干，未获批准也拂袖而去，谁去电报也召他不回。

1924年初，孙中山委派蒋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刚一个月，蒋就以“经费无着落”为由辞筹备委员长之职。9月，再辞军校校长之职。

自1918年7月辞陈炯明部作战科主任，至1924年9月辞黄埔军校校长，6年时间中，蒋介石先后辞而复职竟达14次之多。

孙中山容忍了蒋介石历次辞职，独对其辞黄埔军校之职不能忍受，孙中山革命奋斗几十年，吃尽了无自己武装的亏，梦寐以求想建立这一武装。直至晚年刚有实现的可能，蒋介石又动辄撂挑子不干，确实大大伤了他的心。他对蒋介石深感失望。

历来极重兵权的蒋介石又何尝不知黄埔军校的重要。他真正不满的，并非仅仅“经费无着落”，而是在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大”上，孙中山没有指派他为代表，各省党部亦没有推选他。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起程北上。国民党党史记载，北上前两天，“总理今(黄埔)新军改称党军，任蒋中正为军事秘书”。这是孙中山给蒋介石的最后一个职务，

蒋介石1963年11月在台湾回忆说：“我是2l岁入党的；直到27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我40岁的时候，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我开始入党，到担任党的中央委员，这中间差不多相距了20年之久……”

第一个把蒋介石推上权力高峰的人是苏联顾问鲍罗庭。

鲍罗庭是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介绍给孙中山的。

孙中山说，他见过的共产国际人员中，印象最深、最为钦佩的人物，就是鲍罗庭。他称鲍罗庭为“无与伦比的人”。

鲍罗庭也想不到，他到中国干的第一件、也是后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件事，是主持了对国民党的改造。

鲍罗庭之前，国民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理论上都无法算作一个政党。它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没有章程，没有选举，也没有定期会议，连有多少党员也是一笔糊涂账。据说有30000，注册的却只有3000。交纳党费的又是6000。入党要打手模向孙中山个人效忠，但连孙中山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党员”。

鲍罗庭告诉孙中山，作为有组织的力量，国民党并不存在。

孙中山大为震动。此后，孙中山下决心“以俄为师”，依靠鲍罗庭，运用苏俄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经验改造国民党。

鲍罗庭严格按照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对国民党开始了彻底改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份至关重要的“二大宣言”，就是布尔什维克人鲍罗庭亲自起草、中共党人瞿秋白翻译，国民党入汪精卫润色的。

见过鲍罗庭的人都对他印象深刻。他目光敏锐，思想深刻，而且极富个人吸引力。他讲话时手不离烟斗，对任何事物都极其敏感，不管面对什么样的记者，都能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将他们征服。只要他一出现，就能控制住在场的人，成为他们的中心。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回忆说，鲍罗庭能够看到局部现象的历史意义，能够从一系列广泛的，相互交错关联的事件中综合出局势的发展趋向。他又非常注重中国的传统、习惯和礼节。他的房间不挂列宁像，只挂孙中山像。凡与他接触的人，都对他的非凡气质和征服听众的能力长久不忘。他协调不同派系的能力极强。只要他在，广州的各种势力基本都能相安无事。各派的人有事情都愿意找他商量解决，他也总能提出恰如其分的办法。李宗仁回忆说，当时人们都以在鲍公馆一坐为荣。

连宋美龄也为鲍罗庭的个人风采所倾倒。

她后来回忆说，鲍罗庭站在听众中间仿佛鹤立鸡群，他一进屋，你就能听到他那清晰的，不慌不忙的男中音；他讲英语不带俄语口音，很接近美国中部方言。

如此精明的一位鲍罗庭，在孙中山去世后却被蒋介石弄花了眼。

当时蒋介石要想成为强有力的人物，面前至少有三个障碍：军事部长许崇智、外交部长胡汉民、财政部长廖仲恺。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向鲍罗庭。

孙中山死后几个月里，鲍罗庭成了广州主要的掌权人物。表面上

所有决议都由几个国民党领导人共同决定，实际是鲍罗庭说了算。他在这个至关重要的会议上提出：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

其实此前鲍罗庭就看好了蒋介石，为此他和总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发生了很大分歧。

加伦认为应该用许崇智，培植与黄埔并行的军事力量，不能以某个人或某一派系为中心，以防患于未然。鲍罗庭却认为许崇智的粤军是旧军队，不堪大任；蒋介石的黄埔新军有主义为基础，颇具革命性质，可当大任。7月国民政府成立，加伦再提出要防止军事独裁，主张建立军事委员会制度，以许崇智为军事首脑；鲍罗庭不同意，支持蒋介石。两人分歧日趋严重，只有莫斯科出来裁决。

加伦将军不知道，1905年在芬兰塔墨尔福斯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上，鲍罗庭就认识了比他大5岁的斯大林。

裁决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加伦将军被调离广东。斯大林对蒋介石的信任，很大叫一分就是受鲍罗庭的影响。蒋介石利用廖仲恺被刺案，指挥军队包围了许崇智住宅，指其涉嫌廖案，许崇智仓皇逃往上海。

然后就是胡汉民。胡汉民之弟胡毅生与廖案有瓜葛，胡汉民先被拘留审查，后被迫出使苏联。

廖仲恺则被隆重地下葬。

廖案处理，蒋介石一石三鸟。扫除了三个阻碍夺取权力的障碍。

鲍罗庭重看蒋介石，与他轻看中国共产党同时发生，而且互为因果。他曾经十分轻蔑地说，中国共产党“总共只有40人”，“研究翻译成中文的共产国际提纲是他们的全部活动”；罢工之类的事件“临时把它抛到面上，否则它就会待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里，事后从那里发指示”；他尤其藐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他在中国工作三年，不仅把“国共合作”变成了“国苏合作”，更热衷于把这种合作推向与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个人之间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反而成为他与国民党要人讨价还价的筹码。孙中山1924年8月21日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讨论“容共问题”，鲍罗庭竟然向孙中山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控制中国共产党。陈独秀闻讯怒不可遏，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定，并毫不客气地致电鲍罗庭：一，禁止在国民党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贝会；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

但是，这个决定传到广州为时已晚。随后，陈独秀接连几次上书共产国际，表示坚决拒绝国民党全会会议，强烈谴责并抵制鲍罗庭的妥协政策，特别是对其不同中共中央讨论“单独行事”，表示“非常不满”，要求共产国际警告鲍罗庭，并告之其无权领导广东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工作。

但鲍罗庭在斯大林那里如日中天，共产国际也只有保持沉默。

在广州的苏联顾问也不完全同意鲍罗庭重国民党轻共产党的态度。继加伦之后担任总军事顾问的季山嘉就说：“国民革命军的一切政治成就都应完全归功于共产党人。这一点哪怕以黄埔军校为例也是显而易见的，黄埔军校是共产党人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是国民革命军最稳定的一部分。”赶走了加伦的鲍罗庭又开始反对季山嘉。

1925年10月至11月的第二次东征大捷使蒋介石的军功威名如日中天。返归广州途中沿途男女老幼观者如堵，道为之塞；至汕头盛况达到空前：社会各团体整齐列队欢迎，民众簇拥，万头攒动：一路军乐悠扬，鞭炮毕剥，二会前导，次枪队，次步兵，次汽车，卫队为殿，连孙中山当年也没有如此之风光。

广州的汪精卫、谭延阌，伍朝枢、古应芬、宋子文联名电蒋：“我兄建此伟功，承总理未竟之志，成广东统一之局，树国民革命之声威，凡属同志，莫不钦感。东征功成，省中大计诸待商榷，凯旋有日，尚祈示知，是所祷企。”

国民政府要员站成一列，以前所未有的谦恭，向军权在握的新秀蒋介石致敬。

1926年1月广州举行国民党“二大”，到会代表256人，选举中执委时，有效票总数249张，蒋介石得票248张，以最高票数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会议代表中国共产党员占100人左右，基本都投了蒋的票。

得票245张的宋庆龄在“二大”讲话赞扬东征胜利之后的广东形势：“此间一切的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而且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

国民党“一大”连张入场券都未弄到的蒋介石，个人声名在“二大”达到顶点。

广州第一公园大门口出现一副对联，上联“精卫填海”：下联“介石补天”。

声名达到顶点后，他便动手了。

1926年3月发生“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又是一石三鸟。

这回打击的重点变成了中国共产党、苏联顾问团，还有汪精卫。

鲍罗庭恰巧不在。苏联顾问皆被软禁。再用“整理党务案”把鲍罗庭架空。到“四·一二”政变时，鲍罗庭已是蒋介石的通缉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