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上世纪70年代,记忆深刻的,对我来说不是革命,而是饥饿和无休止的劳作。

大姐有病,常年躺在床上。给大姐治病,成了我们家人心中的重心。大姐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革命初期,同她的同学一起,大串联到过省会郑州,因为想家,又挤不上进京的火车,也就只好徒步返回,错过了她一生见到毛主席的机会。

……

乡村,不是那个年代的主体,不是革命的主体。那个年代,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完全一样,主体乃是城市,而非乡村和十亿农民。年代中无论何样岁月,中国的主人翁都是那些曾经在新旧中国的革命中和革命有过密切联系的人。但乡村,解放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阵地;而在解放之后,除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或多或少,已经有了角色的根本变化,只是社会主角的群体配角,是革命漫无边界的辐射地带;只是革命兴起时的必然牺牲和最终成就革命的辽阔地缘。“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最深刻的教训就是,革命出产激情,并不生产粮食。“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的人成千上万。这就证明,无论如何革命,乡村还要种地。

也必须种地。

要种地,就必须由如我这样的学生,割草放牛。也就读书,也就割草与放牛。说不清哪个是正业,哪个才是业余。在割草放牛中,亲眼目睹着父母们的日出劳作、日落而息和无休止的劳动换来的无休止的饥饿。这些所见,营养了那时我内心切实懵懂的一些要逃离土地的心愿。也就在这懵懂和迷茫之中,那一年,村里来了一批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