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红建

在清咸丰十年(1860年)之前,北京这片土地一直处于相对宁静、祥和的环境中。皇帝在这里行使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完全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大、海有多深。几千年来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了极其成熟的程度,但同时也因为盲目的自信带来了无知与愚昧。清咸丰十年是北京的分水岭,因为这一年英法联军用枪炮把还在沉睡的北京惊醒了。之所以挨打,就是因为闭关政策限制了当时中国的发展。没有经济作为后盾,军事力量必然薄弱。自汉代以来,中国就与外部世界建立了一定的政治、文化交往。但到了清朝的时候,清朝政府实行的闭关政策和以“天朝”自居的姿态为平等的外交和贸易设置了重重障碍。从18世纪末期开始,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迅速发展,迫切要求开拓外部商品市场。当时还处于闭关锁国状态的封建中国自然就成为了列强输出以至军事侵略的目标。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最终敲开了自给自足而且自大的清廷的大门。刚开始的时候,英国对中国沿海的侵略并没有对北京城造成直接的影响。但到清咸丰八年(1858年)的时候,英法联军侵犯到了北方沿海,就威胁到了京师北京的安全了。清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占了北京,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

英法联军侵略北京是一场侵略战争,它不同于北京历史上的其他战争,其他战争都是民族内部之间的矛盾。这场侵略战争向全世界和历史宣布:北京城“天朝帝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辉煌的城市被涂上了半殖民地的色彩。

懈怠散漫的禁卫军

曾经自以为是的清中央禁卫军,没想到经不住洋枪洋炮的两下子打击,就纷纷落马了。这时连咸丰帝都弄不明白了,怎么连禁卫军都不行了?晚清时候的禁卫军已经不再是清朝鼎盛时期的禁卫军了。到了嘉庆年间,禁卫军军纪废弛,懈怠散漫的风气十分严重。嘉庆皇帝自从亲政以后,就十分关注着禁卫军的状况。嘉庆六年(1801年),嘉庆帝就已经注意到皇宫和京师城门的守卫都存在着问题了。看到禁卫军军纪散漫,嘉庆帝十分着急,他立即下了一道谕旨:“向来紫禁城内派有六大班,诸王、文武大臣及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轮流值宿,严密稽察,乃日久渐涉疏懈。又总管内务府大臣等,从前均轮班上夜,今亦废弛。以至太监及护军人等,竟敢乘夜赌博,无所畏忌。禁地森严,岂可不加意整肃!”按道理说,每次皇帝出巡时,京城九门应该增派骁骑营士兵巡逻值班。但是那些被增派的士兵往往不愿意到岗,竟然雇人顶替。后来,这样的事情被嘉庆帝知道了,于是他命令兵部、步军统领衙门重申禁令,严禁守城军允许他人冒名顶替,并同时详细制订了巡守城墙的章程。即使如此,禁卫军也是江河日下,难以收回往日的局面了。守卫宫门的侍卫和护军,值守时常常会忘记佩带腰刀,遇到王公大臣经过才匆忙地把腰刀佩上。后来,清禁卫军更是松懈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了。以东华门守卫的松懈为例,门外的货郎竟可以挑着烧饼担子,从东华门进到宫里去卖;失窃事件更是时有发生。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连疯子都进了紫禁城,来到太和殿,竟然一晚没有被守城的禁卫军发现。

当然,在清中央禁卫军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八旗兵。正是他们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北京城的安全。八旗是清统治者南征北战的劲旅,他们对清王朝的兴建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清朝定都北京以后,为了巩固满族的统治和旗人的优越地位,清廷确定了“八旗者,国家之根本”的立国方针。依照这个方针,清统治者将八旗兵丁分区驻扎在北京的内城和外城,对皇室所居的紫禁城形成了“众星拱月”之势。但到19世纪中叶的时候,国势越来越衰微,八旗兵的生计问题变得十分严重了,不少旗民日趋贫困。由于旗人难以维持生计,不仅毫无战斗力可言,不少八旗兵就被逼得铤而走险,八旗兵向皇帝告状,到衙门闹事的事件时常发生。

咸丰四年(1854年)六月初一日,内务府镶黄旗旗员吉年,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又不能当差,所领的俸银宝钞也贬值了,连借钱的地方都没有了。吉年气得不行,于是写了呈子,直奔东华门的■郡王府。来到■郡王府后,吉年就大骂管理户部的军机大臣是头号大奸贼。守卫的官兵立即把吉年抓了起来。但即使如此,吉年的举动已经影响了整个京城。咸丰皇帝知道后,十分恼火,立即命令步军统领衙门将这个八旗兵处死。

其实,以咸丰帝为首的清统治者想错了,这样的方法不仅不会平息衰落带来的矛盾,反而会使矛盾加深。咸丰八年(1858年)二月初五日,正当咸丰帝要出宫的时候,八旗兵万升、吉庆、觉罗景秀三人,分别在西直门外、西华门、乾石桥跪在那里向皇帝诉苦。

张家湾、八里桥之战

清咸丰十年六七月的时候,英法联军再度进攻天津,不过他们这次没有像上次那样被守军击退,他们攻占了天津,并直向北京进犯。咸丰皇帝原来是想靠着僧格林沁率领清禁卫军把英法侵略军赶走,但一看到天津失陷了,这位历史上少有的好色皇帝就表现出了一副怕死相,他一面派大臣求和,一面派人在城内外搜拉车马,准备拉着自己的家当逃走。

当时也有不少具有民族气节的大臣,他们纷纷上奏请求皇帝不要逃走,要坐镇指挥,稳定军心、民心,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咸丰帝怕人们说他怕死没良知,他在一面准备逃跑的过程中,还一面装腔作势地表示,即使英法联军打到通州一带,还要带部队在北京坐镇指挥,稳定军心。

这时,北京城更是戒备森严,自从这年的七月以来,北京的九门,就开始由满洲九卿带禁卫军把守,每座城门上都设了炮位。而内宫紫禁城内则由王公带兵驻扎。

八月初,英法联军16000人从天津一路烧杀直逼北京。位于通州的张家湾一地有许多妇女还被逼自杀,可见侵略者的残忍。此时,北京大惊,乱成一团。同时,清政府还派人与侵略军议和。因为英国代表执意要进京换约,实现公使驻京的目的,清政府代表没有同意,所以谈判破裂。清政府还扣押了英方代表39人,作为人质押回北京,关入大牢中。不过,这39名人质中有21人在监禁期间死亡。英法联军首先开始进攻张家湾,僧格林沁率领绿营步兵和蒙古骑兵共17000人左右英勇迎击。战场上枪炮声大作,硝烟弥漫。正当战斗激烈的时候,清军突然派出骑兵出击,想偷袭侵略军。然而,装备着最新式阿姆斯特朗大炮的联军炮队立即猛烈地炮击清军骑兵,又发射了大量的火箭,打得清军骑兵大乱。清军骑兵都没命似地往回跑,而这一来又冲击到了自己的队伍,也就是绿营步兵,造成了自相践踏。于是清军乱成一团,哪还有什么战斗力可言,都往北京方向跑去。英法联军于是乘胜追击,一举攻陷了通州。

僧格林沁又带领禁卫军在北京城东二十余里的八里桥一线布防,并加强了力量,继续抵抗英法联军。清军总兵力超过了3万人,其中骑兵约有1万人。

八月七日凌晨4时,英法联军在法军总司令孟托班的指挥下,以法军第一旅为东路,英军为西路,法军第二旅为南路,向布署在八里桥的清军发起进攻。清军对此也经过了商定,以胜保部据守八里桥,抗击南路法军;以僧格林沁部迎击西路英军;以瑞麟部迎击东路法军。总的作战计划是,先用骑兵出击,步兵则隐蔽在附近的灌木丛和战壕中等待时机对敌人进行进攻。

清军的骑兵冒着敌人的炮火,向联军两边发起了冲锋反击。然而,在冲锋时,不断有战马因中弹而高高跃起,然后倒下,不断有牺牲和负伤的士兵满身鲜血滚落马鞍。当冲到距离敌人四十多米远的地方,清骑兵停下射箭,然后再冲锋。然而,骑兵的箭无法与联军的洋枪洋炮相抗衡,他们火力十分密集,在两军相距二三十米的距离上,发射排枪和火炮霰弹,清军的骑兵成批地倒下了,最后不得不败退,伤亡十分惨重。或许这就是中国落后所付出的最直接的代价吧。被清政府寄予很大希望的清骑兵彻底让他们失望了。咸丰帝这时或许也醒悟了,如今的骑兵不再是他们老祖宗打江山的那会儿了。

法军的第二旅随即向八里桥进攻,法军大炮炸得八里桥上乱石横飞。胜保部列阵坚守,也受到了重大的伤亡。这时僧格林沁指挥他所率领的骑兵往来穿插,想把英军与法军第二旅分割开来,再与胜保部协力击溃法军第二旅。这个想法不错,但清军的武器无法与英法联军相对抗。迎击东路联军的瑞麟最先溃败。胜保负伤落马,他的部队也溃败。还有僧格林沁率领部队与英军激战,一直到上午9时,他见英军分兵来到了他们的侧后,于是自顾逃命,乘着一辆骡车逃回城里。

八里桥战败的消息传到城里,咸丰帝就带着家属和臣子们狼狈地逃往承德。北京的王公大臣、汉官、富户也早已迁出北京。这时北京城里粮食价格暴涨,驻守在城门的清禁卫军,几乎毫无准备,只把内外城的许多城门赶紧关闭,用土堵塞,留一两个向西的城门通行。

张家湾、八里桥战争的失败,震惊北京。这已经足够证明了,北京不再是至高无上的地方了,北京不再安全了。驻守在北京的禁卫军不再是北京的守护神了。一切都似乎变了,变得不可想象了。客观地说,在打张家湾、八里桥之战之前,清朝的统治者及以僧格林沁为首的驻京部队,还是有一定斗志和信心的,但经过张家湾、八里桥之战,他们似乎看到了自己与洋人的差距,产生了畏惧心理,于是溃不成军,不战自败。特别是咸丰帝的逃跑更是扰乱军心民心,加速了北京的陷落。其实,经过张家湾、八里桥之战的英法联军同样是损失惨重,他们来到高大的北京城墙边时,虽然有洋枪洋炮,但心里也没有什么底,他们甚至认为要攻克这个城恐怕十分困难。而后来,指挥主攻的法军司令孟托班回到法国,被拿破仑三世皇帝封为“八里桥伯爵”。这对清政府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焚掠圆明园

八里桥战役后,英法联军驻扎在通州一带,加紧进行休整,想早一点向北京城进攻。而参加八里桥之战的剩余清军也已经退入了北京城内或近郊。其实,这个时候,两军都受到了不小的创伤,战斗力都下降了不少。英法联军为了抵御严寒,法军司令孟托班强令通州城供应300条牛及其他食物,并制作羊皮服装,等待天津的作战物资运到。同样损失惨重的英法联军,看着高大的北京城墙也没有攻而克之的信心了。看来,此时御林军皇城防御体系还起着相当重要的震慑作用。

北京城禁卫军戒备森严,内外城门都紧紧地关闭着,只留了西直门可供行人出入。但却因为军情吃紧,又传来咸丰帝北逃的消息,禁卫军的斗志自然锐减。驻扎在朝阳门、德胜门外的僧格林沁与瑞麟的军队自从八里桥一战失败后,就变得如同惊弓之鸟,再也不敢出击了。他们还向后退,开始退到东直门外,后来退到安定门外。面对着英法联军,北京城的东郊竟然数十里的地方没有禁卫军驻守。

城内的防守是咸丰帝出逃前亲自部署的,城内防守由大学士文祥任九门提督,与左翼总兵西凌阿一同负责维持城内的治安,以及守卫北京城的安全。豫亲王义道、吏部尚书全庆等八位满族大员奉命驻守,户部尚书周祖培等四人驻守外城,内务府大臣文丰负责照料圆明园。此时的九门守兵,不足万人,毫无军纪,形同虚设。守城禁卫军连武器都不齐全,甚至连饭都吃不上,于是到处抢掠,有时连城门都没有禁卫军守卫。后来,由于文祥等人主张开仓放米,才勉强维持下来。为了遏止日益蔓延的抢米之风,文祥等命令五城巡防部队,拿获抢劫者立即正法。

正当英法联军为进攻如此高大的城墙而发愁的时候,由于咸丰帝的仓皇出逃,使得事态反而向着有利于英法联军的方向发展了。

当得知咸丰帝都已经逃出北京时,英法联军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此时,由于咸丰帝的出逃,整个北京城乱了,驻守在北京城的禁卫军也乱了,毫无战斗力。八月初,英法联军兵临城下,清中央禁卫军节节撤退,不攻自溃。

清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开始,英法联军从东向西占领了北京近郊,追击清兵进入到圆明园行宫,并开始了零散的抢劫。按理说,当时圆明园内驻守的护军营有6000人的兵力,还是能在一定时间内抵御英法联军的。但当他们听说英法联军到来后,纷纷逃出圆明园,逃到了更远的郊外。这里的禁卫军也是如同虚设。只有刚刚到圆明园任职不久的文丰没有逃走。文丰知道圆明园是北京的宝库,是中国的宝库,或许他已经感觉到了圆明园被侵略者抢劫,绝对是一种耻辱,于是他选择了投海自杀。文丰只是对历史的一种逃避,但也说明了他对圆明园的理解是相当深刻的。作为总管,没有保护好圆明园,他感到愧对全国人民,于是选择了自杀。我们当然不能过多地责怪文丰,当时的咸丰帝都跑了,禁卫军已经溃不成军了,他一个圆明园的总管又能奈何。比起那些逃走的人、卖国的人,文丰不知道要比他们高尚多少倍!八月二十七日,联军司令部竟然堂而皇之地成立了“捕获品处理委员会”,在圆明园里统一拍卖赃物,价款由全军分配,物品分别运回英国和法国收藏。一个庞大的东方大国,就这样看着万余洋人把自家的稀世珍宝运走。当然,这还不是最为严重的。八月二十九日,英法联军在北京的城墙上升起英国的米字旗和法国的三色旗,这些都是清政府与联军的协议。清政府满以为这样就可以停止洋人的枪弹,但他们又想错了。

九月初五日,联军以人质被囚禁在圆明园为由,下令彻底焚掠圆明园。于是3500名英法联军向江水一样涌进了园内,到处掠夺,并放火焚烧。当年随军的牧师马卡吉在后来写的回忆文章中,详细地记述了他们对北京的这次暴行经过:“命令发下后,不久便看见重重烟雾,由树木中蜿蜒曲折地升腾上来”。“不久这一缕一缕的烟,聚成一团一团的烟,又集合为弥天乌黑的一大团,万万千千的火焰,往外爆发出来,烟青黢黑,遮天蔽日。所有庙宇、宫殿、古远建筑,轮奂辉煌、举国仰为神圣庄严之物,和其中历代收藏、富有皇家风味、精美华丽、足资纪念的物品,都一齐付之一炬,化为劫灰了。” “当我们回来的时候,芬纳带着一两队骑兵,绕行一周,将我们进行时忽略的那些外围的建筑,也都一齐架火燃烧。现在所仅存的,就是那座正大光明殿,因为军队驻扎其中。”“时已三点钟,我们应须整队,开回北京,乃发布命令,一并焚毁。刹那之间,就找到了燃烧的材料,有几个手脚伶俐的来福枪队士兵,立刻动手放火,使这座正大光明殿熊熊地燃烧起来。庄严华贵之区,且曾为高贵朝觐之殿,经此吞灭一切的火焰,都化为云烟了。屋顶在火焰中已经燃烧了一些时候,不久就要倒塌,一百码外,就可以感觉到那种炎热。扑通一响,震心骇目,原来是屋顶倒塌下来了。于是园门和那些小屋,也一个不留、一间不留,这所算做世界上最宏伟美丽的宫殿的圆明园,绝不留下一点痕迹。”

大火持续了两天两夜,“火光熊熊地烧着,仿佛一张幔子,罩着当日的行幸住所,并且随着大风,烟雾吹过联军驻扎的营盘,蜿蜿蜒蜒,至了北京。黑云压城,日光掩没,看起来,仿佛像一个长期的日蚀。”英法联军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园内收藏《四库全书》的藏书楼——文源阁也葬身火海,片纸无存。

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共在北京城郊抢劫骚扰近五十天,给整个北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看到天冷了,才在九月底离开北京。让北京人民心痛的是,撤退的时候还勒使北京地方政府准备大批车辆,装载抢劫的赃物,仅法军所抢劫的物品就装满了三百辆车之多。眼睁睁地看着英法联军拉宝物的浩大车队离开北京,这就是弱者的悲哀。当然,最让全国人民伤心的是,与联军签订了《北京条约》。这个条约是极不公平的,英法联军侵略了中国,还要清政府给他们赔款、割地、开口岸等等。曾经尊严和神秘的清禁卫军,在北京人民的心目中威信大失。它成了一支腐败,并且毫无战斗力的军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