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凌虹

葛红兵

1968年生,享有跨国界影响的新生代学者、作家,拥有博士学衔及中国、英国、新加坡等多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职衔,现为上海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主任。著有长篇小说《我的N种生活》、《未来战士三部曲》等6部,随笔集《现在活着》、《轻快的柔板》、《心灵的课堂》等6本,另有多卷本《葛红兵文集》面世。其长篇小说《沙床》、《财道》等深受读者和评论界好评,每一部都曾登上中文畅销书排行榜。新作《大都会》描绘上海近三十年社会变迁,深刻反映都市文化深层问题,在各地报刊连载以后受到读者欢迎,单行本即将出版。

上海的城市个性是速度快

记者:在其他媒体上看到,你认为上海所蕴涵的城市文化常常遭到误解,是怎样的误解呢?

葛红兵:上海文化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实验场,它的文化基因具有“世界性”。上海是中国近代史上开放较早,受西方影响较大的具有世界性的城市。西方现代的商业文明、科技文明对上海有深刻影响,市场经济意识对上海也有很深的浸染,这种文明因子曾经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明以及解放后前三十年的集体经济意识有隔膜,儒家文明讲义利之辩,重义轻利,集体经济讲思想、讲道理,而轻实利,重集体轻个人,讲生产但是轻消费,这些文化上的隔膜导致对上海人的文化误解。比如认为上海人小气,其实是因为上海人更愿意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愿意通过互相之间的交换关系来实现互助,而不是简单地通过人情关系,无偿劳动来实现互助。再比如关于“上海小资”、“时髦”的看法,其实也和上海人的消费意识有关,现代文明其实是消费文明,现代社会的发展是由消费来主导的,比如目前我们国家的“拉动内需”政策,它说明一个国家的发展最终要依靠自己人的“消费”。依靠外销,是解决不了发展的问题的,同时,依靠“艰苦奋斗”、“只工作不享受”也是解决不了发展问题的,发展就是为了提高消费水准,提高消费水准才能促进发展,这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所以,在我看来上海文化的最大特点是由现代市场经济意识决定的,而它的根基则是“契约意识”。最近有人做调查,发现上海是中国市场环境最好的城市之一,对外商最有吸引力的城市,为什么呢?最重要的一条,上海人的契约意识强,守约。这是市场经济的文化基石,市场来调节社会发展,根本的基础是契约,每个人都坚守自己的契约,较少使用政治力量来干预,较少赖账,那市场才能运转起来。

记者:你认为上海城市的个性体现在哪里?真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葛红兵:速度快。我去过全世界很多国家,伦敦、巴黎、悉尼、新加坡等等,上海的城市个性是速度快。人们的生活节奏快,大街上人们的步子迈得快。建设的速度快,单是看看两个机场,那种速度,全世界不好比。发展快,我来上海10年,上海的变化一天一个样,10年前我住的闸北延长路,到了晚上还黑灯瞎火的。但是,现在呢?那里已经和中心城区一样了,城市正迅速地向周边蔓延,越来越大,越来越繁华。而根底上是上海人的勤劳。也许上海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城市居民。我在巴黎住过三个月,那里的商店多数到下班时间就关门,许多饭店周末也只经营到下午6、7点左右,24小时店很少,但是在上海到处都是24小时店,饭店几乎都要经营到晚上10点以后。如果要问我海派文化是什么?我除了上面说的契约精神之外,在这里还要加上“勤劳”,上海人是如何的勤劳,这个只有生活在上海的人才能体会。上海其实是一个创造财富的地方,它创造的财富、向全国贡献的财富要远远超过你现在在这里能看到的。在上海生活,你会受到这种气息的影响。

上海建设离不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记者:上海曾被视为中国文化领域的半壁江山,现在却被戏称为“失落的文化高地”。在你看来,上海现在的文化是怎样一个状态?对于上海文化的发展,你有何建议?

葛红兵:“上海曾占全国文化的半壁江山”,这个可能有点儿夸张,但是,可以说是“失落的文化高地”。当初,20世纪30、40年代,上海的影视业、出版业等等,从总量上看,可看作是中国的中心。现在呢?有点儿落后了。我今年做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在上大成立了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也在做这方面的思考。我的基本观点是:要通过文化产业化的路径来发展文化,文化产业化要抓新媒体发展的大机遇。上海应该成为全国新媒体及其产业化发展的排头兵,上海的高校更应该成为新媒体文化的智囊团、人才库和学术研发地。而这些要一级文学创意为新媒体发展的学科基础。新媒体突飞猛进的发展极大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繁荣。而极速发展的文化产业又很容易陷入过度商业化,过度娱乐化的泥淖(甚至导致泡沫化、垃圾化)。消费型、快餐式的新媒体发展,会越来越丧失文化本性,无益于可持续发展的国家软实力建设。努力提升新媒体文化的内涵和品位,就应该是未来新媒体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文学的创造性品格和艺术化本质正是有效抵御新媒体文化低俗化、过度消费化、娱乐化的根本策略。另一方面,在高科技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也不能不借助新媒体的传播手段和渠道。所以,深入研究文学创意写作与新媒体文化发展的关系和现实应用价值,就是科研学术领域的当务之急。未来上海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城市的建设,离不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近几年来,上海在数字出版产业、游戏产业、新媒体产业、会展产业等领域成绩斐然,居全国之先,前段时间还成立了国内首家文化产权交易所。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上海新媒体文化及产业发展尚存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缺乏有辐射力的文学文化创意基地,二是缺乏有辐射力的文学文化创意产业,三是严重缺乏有国际视野的文学文化创意型人才。上海目前虽然有了新场镇的大东方当代艺术家村、8号桥时尚创作中心、莫干山路50号的中国艺术村、杨树浦滨江创意产业园等等,但是作为向世界级文化交流中心迈进的上海,这些还是不够的,上海应该拥有一批全球知名的文学文化创意基地,集聚更多的文学文化创意人才,形成大都市多元文化发展的强大的原动力。

在上海面前任何作家都应该更加谦虚

记者:1999年,你作为引进人才来到上海。这些年来上海这座城市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对你个人包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有怎样的影响?

葛红兵:我对上海其实很了解。我的家乡在南通,我小时候天天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可以说,我对上海的了解超过了对南通的了解,因为上海的新闻和事件更吸引我。很早,我还没来过上海的时候,我就已经能对上海的地名、风物如数家珍。小学毕业那年,我父亲奖励我,带我来上海参观,尽管我们当时非常贫穷,住小旅馆,为了省钱,很多地方靠步行,不坐公交车。那个时候从南通来上海很困难,要坐一整夜船,从十六铺码头上岸。我甚至记得我们在国际饭店门口张望,被保安驱逐的情景,但是,这不妨碍我对大上海的倾慕。来上海工作、生活,那个时候就是我的理想了。奇怪的是,那个时候,大上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外滩情人墙的景象,作为一个小学生,我那个时候已经知道那是最浪漫的地方。不过,我再来上海的时候,已经博士毕业,30岁,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学者,作为一个学者,我的思维和生活不容易受身边事物和环境的影响,我更多地受书籍和思考的影响。但是,依然要感谢上海。我来上海之前,不知道金钱的意义和价值,虽然我从来没有过什么钱,但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一定要用到钱,我最早工作的湖北大学,只用三万元就能买到100平米的临湖房子,而我在南京大学读博士期间就挣了12万元,似乎,在湖北大学内,对我来说没什么特别需要钱的地方,但是,来上海就不一样了,我第一套房子需要24万元,我一下子变成了“大负翁”,欠款20万,在我这个苏北人来看,简直是耻辱,我从小受的教育是“不要欠别人的钱”。这让我思考一个学者的财务自由问题。

记者:你的小说《财道·富人向天堂》、《沙床》以及新作《大都会》等都以上海为大背景,上海这座城市给了你怎样的创作灵感?你希望反映出上海或上海人的哪些方面呢?你如何看上海近百年和近三十年的变化?

葛红兵:我用《沙床》写这个城市的激情,用《财道》写这个城市的财富,用《大都会》写这个城市过去三十年来的房地产变化。从内里到外表,这个过程看起来有点儿怪,但是,它代表的是我对上海的认识过程,我着意于要做一个上海作家,生在上海、描写上海、代表上海的作家,但是,越写,我就越知道我对上海的了解是肤浅的。现在,我重新回到“客观”描写的路子上去,在她的面前任何作家都应该更加谦虚。我的新小说《大都会》用了很大的功夫描写了上海老城厢新地标,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开始,想把三十年来的变化写出来。我感觉还是抓到了一点儿上海的精气神的。

记者:你觉得未来的上海对其他城市、地区会有哪些贡献?

葛红兵:第一,上海会成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龙头;第二,上海会成为亚洲最大的中心城市,航运中心、金融中心,也会成为亚洲思想的中心;第三,上海会成为中国国际化的样板和龙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