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　髻

凤 髻

本名陈秋伶,二〇〇〇年毕业于湖北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二〇〇二年五月出版主编励志类书籍《影响你一生的名人名言》。相继赴瑞士、澳大利亚求学,攻读硕士学位。在国内各类机构供职期间,笔耕不辍,为《文艺报》《中华散文》《海燕》《中关村》《英语沙龙》等报刊、杂志撰稿。即将赴海外定居,希冀再传文化薪火,以华裔身份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

读书有两件事让我记忆深刻。

第一件,在二〇〇六年七月一次来华招生会上,美国哈佛名校的某位华裔教授随口爆出哈佛学子的料,说他们的天之娇子大多在废寝忘食地学习,每天紧张学习到凌晨两三点是家常便饭。

听完后我黯然离席,其他的话没必要再听下去了。与这些读书狂人相比,我只有一种感觉:三十来的自己每天都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第二件事。

读过一本像样的好书之后,发觉读其他的书都没味道了。比如看过《读书》这本刊物后,感觉读其他中文评论性书刊便要少许多阅读的乐趣。

两件事说明两个道理:读书需要时间;读书需要选择。

已经自命很喜好读书了,时常书不离手,但这些许的自信仍被赵一凡写在二〇〇九年六月号《书城》上的几句话打垮:“我在哈佛学的是美国文化思想史。寒窗六年,自信不会遗漏重要思想家,哪怕是他们比较冷僻的著作。回想我的博士大考书单:千余本史哲经典中,何曾出现过什么房龙?换个角度想:即便我一时疏忽,那些考我的教授,岂能容我马虎过关! ”(当被三联老总问及如何看待畅销书作家房龙时,赵如是写道。)

至此,方才又想起读书人首肯的一条金科玉律:读的书越多,发现还没读过的书越多。

酷爱读书的人大多是拼了命去搜罗书籍,哪怕将生死置之度外也在所不惜。男人如此,女人也不例外。在这里,女人与藏书的关系值得一提。影片中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在敌兵已临城下的危急关头,唯一惦记的事情只是能否保住城中几大馆的藏书。无独有偶,另一个东方著名女人李清照在历经数次战火洗礼,于颠沛流离岁月里唯一舍不下的也还是自己几大箱子的藏书。选择读书的人,注定要爱书,不爱书是无法继续读下去的。

爱书的方式不多,藏书是最好之一。

有书的人斗的是藏书之“富”,学识之“广”,有意无意在另一个读书人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眼界之阔,思考之深,是读书人最爱做的事情之一。从积极面看,所谓“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鸣”。经年累月的读书,经年累月的藏书,不是作秀给别人看,而是最终希望获得圈内人集体“认同”——认同自己的文章,认同自己的思想体系、认同自己的价值观,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绝对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也即一个将内在读书价值外在化/社会化的过程。志向更大一些的读书人,少不得要日夜思索如何才能让著作流芳百世,遗惠万年。

说到认同,时间是既定的代价。读书人的痴便在于此。宁愿让时间来证明自己的伟大,也不愿让满腹才华被所处的时代无情贬值。从这个角度看,读书与艺术可算找到了相通的地方:伟大的作品通常是熬出来的。寒窗的“寒”也在于此:孤寂,无名,困窘。少数成名成家的读书人令后辈望尘莫及,大多数的读书人只做了他们的陪衬,在不同的时代彰显前者的“伟大”。不过,也不乏生哀死荣的例子出现在后者之中,譬如,有的作品虽为当朝所不容,却像散落书斋的珍珠,在默默等待他们的时代……一个全新的、能重新挖掘他们价值的时代。读书人拿起第一本启蒙读物时,不会预见这么多的“后来”,惟其读书这个过程让一切发生了质的变化。空白的大脑被陆续装上羞耻心,虚荣心,名利心,读书人被迫挣扎于各种思想的冲突与和解之中,难得有一刻的安闲。从这个意义上讲,越靠史前的人类受知识的控制和伤害越小,因为知识积淀越少,被迫在几种思想之间作出选择的可能性也越小。逐日被异化的读书人,也在日复一日地异化着原有的社会体系,使其功用及存在的意义越发接近自己被异化的大脑所思所想。称这个过程为文明的进化也不为过,毕竟读书人是推动文明前进的主体,而其他的一切只不过是美妙的点缀,在任何一切社会低贱而卑微地存在着。再激烈的社会变革也不可能把读书人驱逐出这一主流群体,所不同的是主流思想的选择与主流知识结构的确定。读书人自我价值实现的相对稳定性,以及所处的优越地位,使得人们争先恐后“去读书”,对“读书人”这一身份的获取趋之若骛。成为主流群体的读书人为维护这一优势生存传统往往不惜利用各种手段抬高自己的身份与地位,细化和夯实各种圈内制度与规则,让读书人的地位愈发地稳固起来。这些或明或潜的制度与规则在历史上若有些许的变化,必定是一群读书人起来推翻另一群读书人,最终维护的对象是不会改变的。

长此以往,今人因读书所受之伤害愈发大起来,把读书与名利联系在一起已经成为一个普世性的价值观,不言自明。读书从一个独立的意识范畴、一种习惯(需求),变成一种通用的手段……不知是进化还是退化,去实现各种人生目的,最终还要形成一种产业,以教育冠名,牵动其他的社会中枢神经。

只是,把读书与名利联系在一起,“读书”本身往往变得很残酷。首先,读书的自由肯定是没了。选择所读之书不能以个人喜好为依据,只能以实用为根本目的。否则便是不务正业,为家人及社会所不齿。天才往往被扼杀在这样的“被迫选择”里,孩子则在父母的严词厉声及老师的教鞭下,变成读书的机器。阅读的自由与阅读环境的自由一旦被人为的取缔,阅读的乐趣就去了一大半,甚或荡然无存。被焚书坑儒的读书人固然可怜,在牛棚里读书的读书人未免不同样令人心痛,历史翻了无数页,惟其在一群读书人压迫另一群读书人这点上没有多少改观。

其次,读书的价值取向被扭曲。除了获得名与利,读书的教化功能也是不言自明的。比如哈佛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读书人,吸烟的可能性越小,换言之,以烟草来伤害自身和他人健康的几率越低。知识体系的复杂化使得这些内生的教化功能不被重视乃至被完全忽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只是过分强调某种(门)知识、或某个方面的重要性,将大大损害了知识传播的平等性,打上权力烙印的“知识”变得更自尊,更唯我独尊,因而使得一种文明排斥另一种文明的现象在我们的时代屡见不鲜,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当所有的知识处于一个杂乱、毫无章法的被选择状态时,当所有的读书人面对这些“选择”束手无策乃至绝望时,读书的意义被模糊,读书人创造知识的意义被模糊。如果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模糊的时代,我们被其他读书人选择的可能性又能明确到哪里去?

少数能做到贫贱不移志向与气节,安贫乐道的读书人被后人尊为圣贤,但是这样的人物不仅凤毛麟角,而且只应存在于古代,仅供人们追思怀念,顶礼膜拜。换句话,当代的教育体系及世风已没有适合的土壤及制度来容纳这些靠道德吃饭的读书人。圣贤在当今的社会体制下只会失业,沦为被救助的对象。那么就读书的内在价值而言,哪一个社会更可信?名与利的价值随“读书”概念的进化无限度膨胀,直接后果是有关读书的其他内在价值维度被相应缩小乃至遗忘。读书好坏与否,在今人与古人之间的说法已经天差地别。套用经济学里“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在一个诸方面均不完善的社会里,我们也无法控制“劣性知识驱逐良性知识”的发生。

那么,到底是过于庞杂的知识体系让我们无法做出选择,还是潜意识里的某些“异化”在阻挠我们做出最优的选择?

如果读书人无法控制自己创造的知识体系,那么读书的目的何在?是否有“伪读书”一说?

面对这些答案的缺失,我只有把一本好书轻轻合上。可能的话,再给它套上一个精美的书皮,避免让它受一丁点的污损。但我深知,无论我如何爱惜手中这些知识,我也无法阻止我的后代以及我后代的后代,有一天将书皮毫不留情地撕毁,将书本毫不留情地弄脏,然后像废纸一样把它毫不留情地扔进垃圾箱。

责任编辑︱曲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