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佳骏

重庆市人。在《芙蓉》《天涯》《长城》《红岩》《散文》《美文》《青年文学》《北京文学》等刊发表散文作品二十余万字,并被《读者》《青年文摘》《杂文选刊》等转载。作品入选各类年度选本。曾获首届重庆文学院“巴蜀青年文学奖”。著有散文集《掌纹》。

一切从黄昏开始。

风在田野上奔跑。路边的小树,随着风吹的方向,弯了弯腰,又立正了。两只麻雀,站在树枝上,脑袋转来转去,抖擞着羽毛。像两个歌唱家,在表演节目。晚霞铺在西天上,绯红绯红的,仿佛油画家泼洒的颜料,有一种古典的美。田坎上,一条黄狗摇着尾巴,急匆匆朝家赶。风拉长它的影子,看上去,有些流浪的意味。

母亲背着大背篓,走前面;我背着小背篓,走后面。我们总是在本该回家的时候,才上坡。在此之前,母亲和我都有其它事情要做。

农人的日子,不分白昼和日月。

母亲给我的最初印象,即跟一个背篓联系在一起。无论天晴下雨,还是刮风飘雪,她的肩上都背着一个背篓。那个背篓里,不是装满柴火,就是装满野草。由于长期背背篓的缘故,母亲还很年轻的时候,背就驼了。背驼后的母亲,常喊腰椎疼。有时,她背着柴草,在路上走着走着,病突然犯了,疼痛使她直不起腰。遇到这种情况,她也只是靠在土坎上歇一歇,而从未放下过肩上的背篓。

将背篓填满,是母亲的责任。

我们家靠院墙的偏房里,堆满了一屋子的干柴,这些柴全是母亲割回的。割柴是为抵御冬天的寒冷。乡村的冬天,是很难熬的。霜冻常常袭击脆弱的事物,比如一只飞翔的鸟,一只尚在跪乳期的羊羔,一个蹲在墙角失语的老人……他们都需要借助强大的热源,来驱逐内心堆积的风寒。许多个冬天,我都在野地里拣到过被冻死的鸟,我把那些鸟的尸体装入一个纸盒子里,埋在村头的一棵槐树下。每当我从那棵槐树前路过,眼睛就会潮湿。

在乡下,一只鸟是脆弱的,一只羊羔是脆弱的,一个老人是脆弱的。而我并不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强大多少。

母亲割回柴火,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我,和我们的家。

这些干柴,让我对幸福充满渴望和期待。每一根柴,都是一粒火种。火种越多,火焰越旺,屋子越温暖。

被这温暖火光笼罩的,还有我们家的牛和羊。早在入冬以前,母亲就在圈里储备了大量的野草。那些草虽经霜打寒冻,大多已枯萎,但能救牲畜的命。无论是那头牛,还是那只羊,对我们家都有恩。牛为我们耕地犁田,羊为我们攒钱流血,它们的一生,都在为我们作牺牲。母亲没有理由不救它们。

从冬天走出来的人和动物,生命都是耐寒的。

我在母亲的护佑下,渐渐醒事,母亲却在一天天变得瘦弱。疾病潜伏在她的体内,变换着花招折磨她。夜里躺在床上,疼痛使她难以翻身。父亲满山挖草药煎水给她喝,也不奏效。一天夜里,母亲把我叫到床前,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从明天起,你就跟我一起上坡割柴吧,你肩上早晚都得挎上背篓的。”

当晚,父亲就为我编了一个小背篓。

刚开始割柴,我连刀都拿不稳。几刀子下去,柴没割掉,手指却被刀割破了皮,血珠水一样冒出来,疼得我又哭又喊。母亲见状,并不理会。只是摘来几片草叶,擦掉我手上的血迹,细声说:“小心点,过一会儿就不痛了。”说完,又埋头割柴去了。她一边割,一边观察我的动静,满脸愧疚。

事实上,我的小背篓,每次都是母亲帮我填满的。单靠我自己,根本不可能把背篓填满。这一点,母亲是清楚的。她之所以这么做,不过是想让我过早地认识人生罢了。

记得那年我大概七岁,跟着母亲上坡割草。初冬的绵雨,使山道一片泥泞。田野和远山,都被雨水泡软了,潮湿、虚幻,了无活力。地上的草,多半干了苗。尚存绿意的,也被雨水淋湿,爬在地上,像在对哺育它们的土地忏悔。母亲带着我,从这个山坡走到那个山坡,几乎找不到要割的草。她沉默着,一脸沮丧。直到天将黑时,我们才割得大半背篓草,朝家走。因我人小,走路不稳,且脚底打滑,几次跌倒,周身溅满泥浆。母亲为搀扶我,也数次跌滑,崴了脚。我赌气,站在路上哭着不走。雨淅淅沥沥下着,打湿我们的衣服和头发。眼看天就要黑了,母亲焦急地拢拢头发,然后,用衣袖抹去我脸上的水珠,牵着我的手说:“孩子,走吧,跟着我的脚印走,这样就不会跌倒了。”我踩着母亲的脚印,一步步试着朝前走。我的脚印印在母亲的脚印上,母亲的脚印引领着我的脚印,像一个个路标,又似一串生命的印痕。

为让我跟上脚步,走得更稳,母亲故意放慢速度,步子迈得很小。我们小心翼翼地跨过一个个水坑,一个个泥潭,果然,我没再跌倒。母亲见我愁眉舒展,越走越轻快,便放开了牵我的手。她说:“我不能牵你一辈子,再烂的路,都得自己走啊。”她一边走一边还教我唱童谣:“小背篓,挂肩上,圆圆的口子似玉缸。装柴火,装太阳;装青草,装月亮,装满童年的梦想……”

就这样,我跟着母亲的脚印,唱着她教的歌谣,从童年走向了青年。

等到我终于能够独自填满背篓的时候,父母却又在开始忙着比割草或割柴更重要的事情。那几年,庄稼减产,瘟疫肆虐。粮仓里储存的粮食,填饱我们一家人的肚子都难。母亲养的猪或羊,还是幼崽时,即染疾夭亡。家里债台高筑,天天都有人上门催债,闹得父母苦痛不堪,我也因此不得安宁。

父亲时常坐在田坎上,抽闷烟,沉默得像他身旁的锄头。他已经没有多少话说了,他早把心里想说的话,通过劳动,秘密地告诉了大地,大地上的禾苗,麦子,高粱和大豆……母亲则躬着身子,在田里拔草。只有将野草除尽,种子才可能长得根正苗壮。种子长壮了,籽实饱满了,我才不挨饿,母亲才不挨饿,父亲才不挨饿,我们全家人才不挨饿。

落日下,我看见一颗颗受累的灵魂,像故乡一样脆弱。

我一直试图摆脱背篓的重压。

多年后的一个黄昏,我背着一个帆布口袋,沿着村头那条崎岖的山路,走向了远方。口袋里,装着母亲亲手为我做的一双布鞋,和几个干硬的馒头。在离开家的那些日子,我躲在别人的城市里,像一只蚂蚁,爬行着生活。白天,我到工地上帮人抬沙,提灰桶。替人抄海报,散发传单。风里奔雨里跑,饿了,买两个馒头或一袋方便面充饥。渴了,跑到厕所旁的自来水龙头下接水喝。夜晚,就坐在街边的路灯下看书,学文化。直到街上游人散去,我才拖着困倦的身躯,回住处休息。有时看书太久,我爬在街边的台阶上睡着了,醒来,披一身露水,周身冷得哆嗦。寂寂大街,空无一人,心中悲戚顿生,眼泪夺眶而出。每每如斯,我便深切思念故乡,思念父母,耳边就会响起母亲曾教我唱的歌谣来。那支童谣,成了我生命中最美的乐章。在我孤独失意时,乐章就会奏响,给我抚慰和力量,勇气和希望。

没想到,我摆脱了一个背篓,背篓却变了一种形式,压在我的身上。

不过,跟以前相比,我的承受能力更强了。我没有被肩上的重负压垮——如今,我在城市里站稳了脚跟,过上了城市人的生活。母亲也没有被她肩上的重负压垮——她一生都在与肩上的背篓抗争,与命运抗争。最终,她获得了火焰和阳光,成了我们家的脊梁,一个村庄的脊梁。

但我清楚,我虽身处城市,根,仍在乡下。我人生的来路,还得在母亲的脚印里去寻找。

母亲是故乡的缩影。

今年春,我回到老家,与母亲并肩坐在山坡的草坪上,晚风撩起她花白的头发,落日的余晖照在她沧桑的脸上,安静而祥和。“妈,你还记得曾经教我唱的那支歌吗?”我问。她抬头望望天,良久,才张开漏风的嘴唱道:“小背篓,挂肩上,圆圆的口子似玉缸。装柴火,装太阳;装青草,装月亮,装满童年的梦想……”

歌声跟随晚风,传遍山川和旷野,飘向时间和永恒。一种消逝的力量,重新在我们心里复活了。

我们一边唱歌,一边看着落日慢慢地从西天上坠落。当夕阳的最后一缕光辉被暮色吞噬,我和母亲紧紧抱在一起,眼里同时闪着泪花。

责任编辑︱曲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