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那场麦收，虽然过去了近30年，却仍使我刻骨铭心。那年我17岁，刚离开学校不久。

烈日炙烤着大地，大片大片金黄的麦子急待开镰，好心的生产队长照顾我身体单薄，特意安排我和生产队会计一同看守麦场。生产队会计是队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和他一起看场，让好多社员觉得我占了便宜，把我看成个半劳力。

然而，几天下来，我就感到没占便宜却吃了大亏。白天，大太阳当头烤着，翻场倒麦，放下叉子拿扫帚，吃饭都是换班；夜晚，麦子个当枕头，一床薄被连铺带盖，早晨起来身上黏糊糊的，被子几乎湿透了。最不能忍受的是一些社员看我的眼光，好像我是个不劳而获的饭桶。而且看场一个昼夜只挣15分，而队里和我差不多大的人，割麦一天能挣45分，外加4.5斤麦子补助，相当我干上3个昼夜还多，我心里自然不平衡。一天，我鼓起勇气找队长要求换活，他竟像不认识我似的，瞪大了眼睛，憋了好半天才说出一句，“你兔崽子真不知好歹”，扭头叫住一个正匆忙回家的社员接替了我。我扛起被子跑回了家，立马跟母亲要了钱，买了两把镰刀磨得快快的，又找出一身破旧肥大的衣服，从心理、武器和包装上为割麦做准备。那心情那阵势，不亚于黄忠挂帅出征。

第二天一大早，我带上镰刀，磨石，提上一大铝壶凉水和母亲给我烙的白面饼、咸鸡蛋，随大家到村南麦地。队长分给我三个畦，共一亩半，要求一天必须干完，否则别不知好歹！我放下“辎重”，往手心吐口吐沫，弯腰挥镰就割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