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选四百余篇杂文，均系1949-2009年各时段的上乘之作。六十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如白驹过隙。然而就文学艺术中的某一门类来说，或与时俱进，或变异倒退，或迟滞不前，或隐没消弭。杂文，应属前者，尽管它的经历十分坎坷。

本书命名“二百家”，当说明之，此“家”非彼“家”。一般地讲，称“家”者非声名远播亦即著作等身，本书取“一家之言”本义，不论是杂坛巨擘名流，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初出茅庐之新秀，有一篇优秀杂文入选六十年“总汇”，亦可称之“一家”罢。需要特别声明的是，限于选编者水平的有限和所搜集资料的欠缺，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我们将在本书再版时一并补遗。

一

一篇杂文之优劣，以什么标准衡量?见仁见智可能是鉴别一切事物的普适准则。而鉴别一篇(部)文学作晶的档次，可以达成共识者不外乎两个，一个是其思想倾向是否顺应历史潮流，一个是其艺术功力是否能感染大多受众，使其共鸣、令其折服。

从作品的思想倾向讲。科学、进步、和平、民主、真实、善良、富庶等是社会发展趋势；反之，愚昧、倒退、战争、专制、虚伪、凶恶、贪婪等则是逆历史潮流者。杂文这个精灵的价值是社会批判、文化批判和人性批判，所以大凡针砭、鞭挞、抑制逆历史潮流和社会发展规律之内容，都是可取的，也是读者所需要的；反之，则与杂文的风骨背道而驰，与杂文的美学价值风马牛不相及。

“杂文是社会医生”的比喻，似有抬高其身价之嫌，但作为文学艺术的一支，确有其独特之处。

文学艺术各有其规律可循，但万变不离其宗，即对人的精神产生“刺激”——或鼓舞或悲伤或欣慰或愤懑或激励或懈怠。杂文是逆向思维，往往从反面看事物，寻找纰漏和问题，从而引起人们的反思，激发人们的悲悯和义愤，呼唤正义和良知，给予启蒙和认证，从这个意义讲，杂文，其实是一种大智、大爱。

逆向思维的杂文，多从社会病灶着眼，解剖其文化观念的错讹，指向文化选择的依据，使其机体健康发展。为达此目的，优秀杂文的艺术资质必须不断提高且多样化。常规杂文的严谨逻辑之美，刚柔相济的艺术辩证法，命题新颖的超常魅力，理性审视的曲径通幽，会给读者营造一个与作者共鸣的空间；非常规杂文的艺术风格引人入胜，细腻的情感让读者流连忘返，动人的形象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跌宕的情节激发读者悲悯的情怀；荒诞杂文的怪诞与离奇如真似幻，调动、借用各种文学艺术形式和实用写作手法，别出心裁的艺术构思，忍俊不禁的幽默语言。出人意料的选题，潜移默化的题旨，使之成为不分年龄、职业、文化程度读者的精神营养餐。

逆向思维看社会、阅历史、剖人性，从恨到爱，从悲到喜，从误到正，从浊到清，从反面到正面。杂文。意在指出社会的伤痛、纠正文化的褊狭、抚平人性的戕害。尽管此愿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杂文终究是一种向上、向前的推力。

二

当代杂文六十年，前后三十年判若天壤。

杂文命运多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便有杂文作家被当局通缉、杂文作品被报刊删除之虞；四十年代，杂文作家、作品也不乏被批判甚至被杀害者。

当代杂文六十年，前三十年，几度凋零，几度肃杀，几度挣扎，几度复苏。共和国诞生之初，百废待兴，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们惟恐社会上一些封建主义的遗毒延续，便欲拿起杂文这个“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进行针砭和批判，然而。几年前的批判言犹在耳，几年前的整肃历历在目，他们心有余悸，只能试探着写，欲言又止；编辑们也只能试探着发，小骂大帮忙。尽管如此低调，还是触动了某些权威的神经，杂文始终在夹缝中求生存。

1956-1957年夏，报刊上的杂文似有复苏之势，其题材领域稍有扩大，题旨也较尖锐、深刻，但仍限于党群关系、某些一般政策及官僚主义等，远远未涉及到某些专制、领袖人物渐有个人迷信等体制性、重大政策性问题。更主要的是发表园地也仅仅局限在数量原本不多的报刊上，作者局限于作家、编辑圈内，其读者亦少之又少。

1957-1961年，“反右”与大跃进，使国家又变得满目疮痍，甚至出现多年未曾发生的大饥馑；十年来积聚的政治高压、万马齐喑，及至浮夸幻灭、突出政治的恶果，使得高层不得不做出一些宽松姿态，调整某些政策。于是，国内几位大手笔难耐忧国忧民之情，又一番以杂文谏言于高层领导，以杂文启蒙于民众，以杂文引导于同道，以杂文激活于媒体。

然而，仅此逼仄空间的复苏也立即被“阶级斗争”天天讲、年年讲的强大政治格局所断送。“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高压让作家和媒体只能跟着“斗争”的指挥棒一步步地迈向文化专制的牢笼。及至史无前例的中国十年妖魔化，杂文和所有的文学艺术均被斩尽杀绝，原本有限的杂文图书及一切与杂文有关的报刊，几近全部化为灰烬。

判断某个时期文学艺术繁荣兴旺与否，不仅要看其作品数量多寡，还要看其品位高低，看其辐射范同宽狭，更重要的是看其读者群的大小。无法公诸于世的作品再多再好，终究是“抽屉文学”，况且在那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岁月，谁还敢珍藏针砭时弊的杂文?

前三十年出版的杂文集总数不过十数种，印数不超过三万册，相对七八亿人口，杂文的式微堪称中国现代史的悲哀。

“沉舟側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可用来形象地表明从1978-2009后三十年的杂文风貌。1978年3月，秦牧先生的《鬣狗的风格》率先问世，一石激起千层浪(它比伤痕文学滥觞于同年8月的小说《伤痕》早五个月)，各地报刊纷纷呼应，批判、声讨“文革”的杂文如排山倒海汹涌而来。血泪的控诉，悲愤的鞭挞，如火如荼的批判扩展到文化专制、个人迷信、暴力戕害、扼杀精英、践踏人权等等罪愆，一个真正的杂文时代到来了。

如雨后春笋般的杂文在各地报刊捷足先登。南北遥相呼应，你方唱罢我登场；东西竞相比拼，杂文选题空前广阔。《太阳的故事》、《还我头来》、《缚舌、断舌和断喉》、《日记何罪》等，打破了当代杂文题材禁区；《“帮”式上纲法》、《公文选读》等创新形式争奇斗艳。

1979年4月和9月，北京出版社先后推出“文革”序幕期即被挞伐的杂文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印数分别是一万五千册和五千册。紧接着是三联书店出版了现代著名杂文作家聂绀弩的《聂绀弩杂文集》，两版印数达一万七千六百册，嗣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巴人杂文集》，印数一万五千六百册。仅此四部杂文集即超过前三十年杂文集印数的总和。此后，各地纷纷出版各种形式、不同版本的杂文图书，其数量已不知凡几。

1984年，河北省创办《杂文报》，1988年，吉林省创办《杂文选刊》(初创时刊名《杂文家》)。专门杂文报刊的诞生，是中国杂文史的创举，从此结束了中国文学艺术中惟独无杂文专门报刊之怪相，推动了中国杂文事业的繁荣与发展。由于《杂文选刊》既选发优秀杂文又不断地推出引领杂文创新的理论和评

论，创刊第十个年头发行量即近十万册。《杂文选刊》的迅速崛起，又推动各地出版社陆续推出各种杂文集。1998年，辽宁人民m版社首推“杂文年选”，2000年漓江出版社、2002年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花城出版社也陆续出版“杂文年度”选本，一时间杂文遍地开花，仅四家出版社每年推出的“杂文年选”即印行四万余册，成为图书市场一道亮丽的风景。

三

六十年，四代杂文作家。其中胡风、夏衍、聂绀弩、巴人、茅盾、叶圣陶、唐弢、萧乾、柯灵、徐懋庸、胡适、郭沫若、陈白尘、吴晗、秦似、巴金等应属于现代作家，他们都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手笔。共和国成立后，他们的杂文产量有限，更鉴于他们的杂文理念仍囿于杂感杂谈之说，兼之创作题材不准越雷池半步，所以，他们之中有的专事电影(如夏衍、柯灵)，有的专事文艺理论(如茅盾、巴人)，有的专事戏剧(如陈白尘)，有的从事编辑工作(如巴金、聂绀弩)，有的跨入政界(如郭沫若、吴晗)等。杂文创作只是偶尔为之，其存留的当代杂文作品不多，其影响并不大。

如果说上述作家们是跨现、当代两个时代的话，那么共和国成立后开始创作(并非专门杂文)的青年作家们，初生牛犊不怕虎，大胆揭露阴暗面，积极干预生活，成为新中国文艺创作的第二梯队。然而，刚刚崭露头角，有的因反有派被打入另册二十余载，有的因“文革”而搁笔十余年，待到他们四五十岁的时候，恰逢改革开放即六十年中的后三十年的峥嵘岁月。邵燕祥、舒展、蓝翎、何满子、牧惠、王大海、王蒙、流沙河与秦牧、刘征、章明、林放、虞丹等的杂文创作，堪称开一代新风。

他们当中有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有著名报人、编辑家，他们社会生活丰富，阅尽人间冷暖，杂文创作深沉扎实，文化底蕴丰厚。他们是当代杂文承上启下的一代中坚，在中国杂文史上将留下光辉的一页。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杂文新秀引起众多读者关注。他们的杂文创作选题较之第二梯队更为广阔；他们的文风笔触更为尖锐辛辣；他们的风格流派更为活泼洒脱；他们的情感更为丰富饱满；他们的批判指向更为关键要害；他们的杂文受众更为广泛。当代杂文六十年，他们是中国杂文团队的主力军。他们创作实力雄厚、学养较为丰厚、作品含金量较大。魏明伦、沙叶新、朱健国、焦国标、朱铁志、吴非、张心阳、徐怀谦、陈四益、王乾荣、刘洪波、鄢烈山等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名播全国的，年龄都在三四十岁左右。他们的杂文创作多为重大题材，且多有选题新、角度新、构思新、语言新、立意新的特点。进入二十一世纪，又一批新面孔让人们看到杂文作家团队“长势良好”，徐迅雷、孟波、黄波、狄马等的杂文，情感悲愤，文风尖刻，题旨新颖，文字辛辣，清新隽永，自由驰骋。他们的年龄都在四十岁左右，如能坚持下去，将为当代杂文增添亮色，并将带动青少年写作者迅速成长。

当代杂文六十年，前三十年杂文作家呈散兵游勇状，后三十年杂文作家队伍不断壮大，形成了梯队，且大中学生中习作杂文者层出不穷，“江山代有才人出”。深信，不用多久，杂文作家、作者将会出现一个宏大的队伍。

四

杂文是个密码，它有政治学的成分，还有社会学的因子，有历史学的元素，也有文艺学的细胞，有哲学的血液，更有美学的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讲，杂文似可看作一部百科全书。

在本书四百余篇杂文中，一部分将可能成为经典作品。我认为，从以下五个要义诠释其经典似可作为依据。

一、题材十分重要。如同对一个人的身体来说，其皮肤黑一点儿白一点儿无关大雅，最重要的是体魄的健康：对一个民族、国家来说，足球踢得输赢并不重要，政治制度优越、经济繁荣发达，国富民强才是根本。一篇杂文，其价值多由题材重大与否来决定。《这两座政治名山——从井冈山到庐山的思考》由一个崭新的角度提出关系执政党生命力的问题；《无法抚慰的岁月》深刻地剖析了人类史上畸形一代的成因；《悲剧的根源》尖锐地反思国人冷漠麻木及某些政府部门的不作为给民众造成巨大伤亡的现实；《寂寞的“左拉”》悲愤地控诉了某些司法部门草菅人命的罪戾……这些题材无疑都是直击国是民瘼的重大问题。如果这些题材缺位，杂文的生存价值可能就岌岌可危了。

二、思想倾向非常关键。这是作品的灵魂。爱什么，恨什么，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态度坚定，旗帜鲜明。有些杂文的立意并非作者直接说出来，而是通过故事、情节等流露出来的，同样表达了作者的倾向。思想倾向错了，作品就没有价值甚至走向了反面。杂文《活着的滋味》通过八个人各说一句话表达各自的人生价值观，作者未作任何评论，而是让读者自己评价。但是，通过这些典型的人生短语，相信绝对大多数读者会得出正确结论。杂文《改写叶乔波》、《匹夫无责论》等都是颠覆往昔的普适观念，给人以醍醐灌顶之快慰。

三、艺术魅力不可小觑。杂文是文学中的一支，它已经或本该与杂谈、杂感之类的新闻家族子弟们分家而自立门户。既是文学，杂文就应具有文学的基因——艺术魅力。或问，常规杂文主要遵循的是逻辑推理，也要艺术魅力吗?回答是肯定的。所谓艺术魅力涵括创作选题、作品的切入角度、形象的语言、恰当的比喻、适当的描绘、必要的刻画、浓浓的情愫以及新颖的形象性等。如《蚯蚓现象》深刻地剖析了官僚政治居然也有蚯蚓现象——以首生身，以身生首。这个比喻十分贴切、形象，生动地解读了封建君主专制的历史风尘，从而体现了作品博大精深的妙谛。杂文《寂寞的“左拉”》是作者对一个司法机关草菅人命的悲愤声讨，然而却不是孤立地评述此冤案，而是将法国的一起冤案拿来对比，从而呼唤国人的良知与正义感。杂文《况钟的笔》、《说帮闲》、《龙椅与宝座》、《成立“出逃贪官联谊会”的可行性论证》等无不是经过作家的艺术构思，才使其成为当代经典——艺术生命更加绵长。

四、悲愤出经典(杂文)。作者為什么要创作杂文?怀有什么样的心态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杂文?这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杂文终究是一种精神图腾。它不仅仅是“反映”生活，更重要的是“干预”生活。社会生病了，它要呼吁；时代倒退了，它要呐喊；文化吊诡了，它要澄清；人性裂变了，它要驳诘；生活阙疑了，它要淬砺；事物悖谬了，它要厘定。《副领导》、《辞宴书》的嘲讽、轻蔑，《让中国的阵亡将士不再寂寞》、《改写叶乔波》的惋惜、遗憾；《悲剧的根源》、《清明，我怀念一个人》的悲愤，哀怨；《1958年的中国麻雀》、《如果我死》的痛定思痛及其省悟……这些当代经典杂文的创作，都饱含了作家们的愤世嫉俗的情感，他们的忧国忧民之情力透纸背，他们如同普罗米修斯要把火种传递给民众，去烧毁那黑暗与腐朽、冷漠与麻木，争取公平、公正、光明、民主和平等。

小说和戏剧用情节和人物的言行感染受众，报告文学用主人公的“事迹”震撼读者，诗言志，杂文则是作者直接传达出喜怒哀乐，从而与读者发生共鸣。没有充沛情感的杂文如同白开水，矫揉造作的杂文令人作呕。杂文，只有情真意切地从心底迸发出来的激愤哀婉，才能让读者与作品同悲、同乐、同哀、同怒。

五、好读、可读、喜读是终极目的。十位厨师各制一件佳肴，首先被食客们吃光了的那道佳肴肯定是食客们共同赞许的，也会博得另外九位厨师的羡慕。同样，一件文学艺术作品能博得广大受众青睐，便是百读不厌的优秀之作了。好读、可读、喜读是文学作品的终极目标，《诗经》、《楚辞》、唐诗中的某些篇章是这样，明、清经典小说也如此。杂文中许多上乘之作也曾引起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本书所选四百多篇佳作中，大部分在最初发表时都曾引起强烈的反响。(待续)

[选自刘成信、李君、王芳编选《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吉林人民出版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