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钟声

写下这个题目，哑然失笑，得益于市场经济体制好处的西方世界，竟然也遇事生风，“折腾”起来。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危机，让西方一些学者对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好的经济体制”生发疑虑。诸如“市场经济的终结”、“资本主义的终结”和“经济全球化的终结”等命题，一夜间成为舆论的热门话题。在中国，尽管尚没听见公开讨伐的声音，但在“假如马克思还活着……”的标题下，幸灾乐祸者亦绝非鲜见。不过，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是不怕“折腾”，愈久弥笃，“折腾”不垮。

这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公然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也是美国。且不说危机发生之后，美国政府首先提出“要购买国货”、“要招工本国人”等违背“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下策，竟然公开出台“政府救赎”的举措。正如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所分析的那样，“奥巴马政府花这么多纳税人的钱救赎GM、克莱斯勒等公司，等于拿美国纳税人的利益去补贴底特律汽车行业……这是非常不公平的转移支付，这样做的结果无非是把应该淘汰的汽车公司养起来”。“政府救市使得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法则——通过受挫逼着人们去纠正非理性行为——无法发挥出来”。可见，“救赎，更多的是美国政治问题，不是一个系统性的经济危机问题”。

这次金融危机让人想起著名的“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那场特大经济危机后，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著作中，提出过一整套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和政策。著名的“有效需求理论”和“总量分析理论”，其核心价值观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借此刺激有效需求——消费和投资。有目共睹，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说，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接受，对缓解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出现的周期性矛盾，实现经济持续增长还是起着巨大的作用。凯恩斯的学说，也应当与时俱进，无论是美国“古典学派”，抑或英国的“剑桥新派”，当然更包含现在的“新凯恩斯主义”，都应该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贡献新的智慧。

历史有时惊人的相似。上个世纪20年代，苏联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化、土地集体化，开始了计划经济的创新纪元，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从1930年开始，每年按12%-13%的速度增长，让人们看到了计划经济的曙光，许多人得出了“计划经济”比“自由经济”更好的结论；即使不实行计划经济，至少应接受凯恩斯“政府干预企业”的观点。我们建国之初，苏联是“老大哥”，按照“老大哥”计划经济模式，邯郸学步，一学就是30年，到“文革”结束时，我国的经济状况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老百姓除了双手和勉强居住的房屋外，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直到1978年，我们才明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化改革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易帜”后的东欧各国也都纷纷开始实行市场经济，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更成为一面鲜红的旗帜。面对这次金融海啸，中国特立独行，诸多拉动经济的举措引起世界的瞩目。

改革不易，守成更难。国人更须冷静思考，尤其是不能忘记“市场经济”给国人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市场经济又名“自由经济”，顾名思义，其本质特征就是要给创造世界的人更大的自由。“改革”意味着“解放思想”，打开发展经济的桎梏，政府放权，告别垄断；“开放”的实质是扩大自由的范围，“天空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走出中华，冲向世界。我们还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十分完善的国家，诸如垄断企业得天独厚，商业银行独吞“利差”，政府效率不高和廉洁程度失准，“国富民穷”导致贫穷差距加大，民营企业的“二等公民”待遇等，都是亟需改变的。

实践将证明——“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制度安排”。我们要把刚刚树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旗，举得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