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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为垄亩民长歌怀采薇

2009-09-03贺正皖

文教资料 2009年21期
关键词:桓玄归隐陶渊明

贺正皖

摘要:陶渊明是东晋时期著名的田园诗人,他以归隐田园并躬耕垄亩的方式,在乱世中找到了一条保真守性的途径并为后世所景仰。本文联系陶渊明生活的社会背景和他的复杂思想,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于从弟敬远》来分析陶渊明归隐的必然性。

关键词:《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于从弟敬远》陶渊明归隐

陶渊明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语)。然而,他的归隐又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历若干次的仕隐反复之后最终皈依田园的。正是这种仕隐的徘徊反映了他思想深处的矛盾及其复杂性。本文试图以《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于从弟敬远》为切人点探讨陶渊明归隐的必然性。

癸卯岁即公元403年。这一年里,陶渊明还作了《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劝农》、《饮酒》等诗。如果将这些诗同《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于从弟敬远》相比较,就会发现。无论是从情感的基调还是表达思想内容的晦明角度,该诗都有相等的独特性。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劝农》诗:“即从作息勤厉中,写景观物,讨出一段快乐.高人性情,细民职业,不作二义看,惟真旷远人知之。”(钟惺语)的确在“卉木繁荣,和风清穆”中,诗人传递的是男耕女织的悠闲,感受的是超脱旷达的襟怀。同样,《怀古田舍》二首,诗人在日落而归,与邻里壶浆相劳之中体味到的是欢欣惬意。在“平畴交运风,良苗亦怀新”的美景中.体认到躬耕田园的乐趣而生“聊为垄亩民”的愿望。诗人仿佛向一位好友将初始耕田所得到的感受娓娓道来,颇有“羲皇上人”之风。

《作于从弟敬远》中,全无半点悠闲潇洒的“羲皇上人”之风。有的是冷寂落寞。前人于该诗多侧重于艺术表现手法上。方东树《昭昧詹语》说“此咏雪诗,而平生本未具备,毫无易代抗节之意”。这是针对沈约说陶诗“义熙以前,书晋年号。永和以后,惟书甲子”这一观点而发的。否定了该诗是为易代抗节而写。黄文焕《陶诗析义》说“诗歌章法如层波跌浪”:陈祚明也说:“起四句,一句一意,一意一转,曲折尽致。”延君寿《老生常谈》具体分析诗的结构后说:“每闻人称陶公恬淡,固也;然试想此等人物,如松柏之耐寒,其劲直之气与生俱来,安能不偶然流露于指墨之间。”这较纯从艺术表现手法上分析本诗更深入到陶渊明人格中去。今人袁行霈先生精辟地论述过诗中的咏雪句,称陶是写景的高手。所有这些论述皆切中肯綮。笔者认为,要更准确地理解该诗的内涵,仅从外部特色分析是不够的,还必须深入到诗的内容,以意逆志才全面。对于此诗,陶必铨《萸江诗话》将诗与桓玄联系起来,他说:“是年十一月,桓玄称帝,著眼年月,方知文字之外,所具甚多。”道出理解全诗的基本切人点。但语焉不祥。那么,陶渊明到底要在诗中抒发怎样的“怀抱伤心”呢?首先要从东晋的政局和桓玄说起。

东晋政权是南来的北方士族和南方的地方士族联合建立的政局。皇族与土族之间,士族与士族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皇权统治极度不稳,形成了“悍将作乱,名将定乱”(梁启超语)的恶性循环。隆安五年(公元401)“六月甲戍,孙恩浮海奄至丹徒,战士十余万,楼舰千余艘,建康震惊。”(《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二)。朝廷内部,北府、荆州之间矛盾异常尖锐。在讨伐孙恩的混战中,桓玄异军突起。“闻孙恩逼京师,建牙聚众,上疏请讨之”(同上)桓玄趁机发展势力。桓玄是“大司马温之孽子也”(《晋书·桓玄传》)且“形貌瑰奇。风神疏朗,博综艺术,善属文,常负其才地,以雄豪自处”(同上)东晋是讲究门阀等级的社会,先天的优势和桓玄自身具备的素质,使他在当时混乱的政局中似乎被看作是一个足以成大事,力挽狂澜于既倒的人物。隆安初年,殷仲堪等“屯于寻阳,共相结约,推玄为盟主”(同上)。其后,桓玄趁孙恩进逼建康,打着勤王的旗号“建牙聚众.外托勤王”人京师,诛元显,大赦,改元大亨,总揽朝政。

前文说过,东晋是伴随着“悍将作乱,名将定乱”相始终的。定乱之后的“名将”会慢慢地演变为作乱的悍将。桓玄也不例外。入京师之初,他颇能“黜凡佞.擢俊贤,君子之道粗备,京师欣然”。然好景不长,大权在握,其称帝的野心也渐渐显露。这一点刘宣宗早就有预言。他曾说:“今国家衰微,天下重在大人及玄,玄藉父叔之资,据有全楚.割晋国三分之二,一朝纵之使陵朝廷,玄威望既成.恐难图也,董卓之变,将在今矣。”(《资治通鉴》第一百一十二卷)隆安六年十月三日,桓玄篡位,自号为楚,“以安帝为平固王,辛亥,帝蒙尘于寻阳”(《晋书·安帝纪》)。

隆安三年,桓玄领荆、江两州刺史.陶渊明第二次入仕,为桓玄幕佐。五年,即桓玄上书讨孙恩人京师时,陶母丧,陶渊明回寻阳居丧。桓玄篡晋,正值居丧期间。陶渊明人仕桓玄事出有因。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是他十分敬仰的人,盂嘉是桓玄之父桓温的参军,并深得他的赏识。“君色和而正,温甚重之”(《孟府君传》,此其家族之间的渊源。桓玄起兵时,以勤王为旗号,颇能笼络人心。史载“玄以历代有肥遁之士,而已世独无,乃征皇甫谧六世孙希之为著作,并给其资用”。(《晋书》第九十九卷)可见桓玄颇能做一些沽名钓誉的事情。陶渊明为“寻阳三隐”之一.人仕桓玄能体现他所谓的海纳百川的胸怀,从而满足了桓玄沽名钓誉的欲望,以利进一步笼络人心。加之陶渊明也有用世的思想(后文将具体论述)。多种因素相结合,陶人仕桓玄也在情理之中的了。把桓玄篡晋时间和该诗所作的时间相比较,二者之间存在时间差,而这时间差恰与消息从建康传到寻阳所需的时间相吻合。因此,该诗是由桓玄篡晋这一政治事件而写的。作品中抒发的情感思想自然也与篡逆这事有关。

陶渊明的思想是复杂的,表现在其兴趣尤其是人仕前的兴趣是多样的。

青少年时代的陶渊明即“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命子》诗历数先世的业绩,其曾祖陶侃“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祖父“直方二台,惠和千里”。儒家思想的熏陶及家族的影响,必然使陶渊明有着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他发出过日光易逝的感叹。“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是以向年立,立意多所耻”(《杂诗》)。在“总角闻道,自首无成”的喟叹中产生“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和“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的壮志;产生过“少时壮且厉,托剑独行游。谁言行踪近,张掖至幽州”的豪情。受这种思想的支配,他“苟与时冥会,宛辔息通衢”并“投策命晨装,暂与田园疏”。人仕桓玄,在一定程度上是受这种思想影响的结果。

但是,陶渊明不是纯儒家。这是由他生活的时代特征决定的。陶渊明生活的时代也是人性觉醒的时代。随着儒学的衰微,整个魏晋时期,人生问题始终是这个时代的主题。此时玄学已经发展到以追求宁静潇洒的精神天地为目的,追求高逸心灵境界和精神满足为归宿,并且玄佛合流。这些思想不能不对陶渊明产生影响。陶渊明高明处在于他并没有从纯粹思辩的角度接受玄佛,而是将这些思想落实到现实的层面。在现实生活中体认感悟从而形成了他化迁

宇宙观和委运任化的人生观。他认为“大钧无私力,万里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天地造化为人.无所偏至.我得为人,乃为自然。一切都应“乐天安分,以至百年”。

他本性自然,《与子俨等疏》中说:“闲静少言。不慕荣利。”《饮酒》诗中又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并“质无矫厉”,“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与子俨等疏》。本性和个性都决定了陶渊明以委任自然为人生准则,将“真善美”作为人生终极目标。他对“大伪斯兴,真风告逝”的虚伪社会有清醒的认识。

由此,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复杂的陶渊明。有着用世的价值追求,有对“真善美”的热衷,更有着乐天安命,委运自然的遗世情怀。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世俗社会道德沦丧,世风浇漓的体会加深,儒家用世观逐渐减弱。代之而起的是儒家思想中的另一面即安贫乐道观和委运任化的人生观。他敬慕先祖建功立业,更欣赏陶侃“功遂辞归,临宠不忒”的潇洒,赞美皇考“谈焉虚止.寄运风云”的超脱。面对虚伪的社会,他追求“真”和“善”,“养真衡门下,庶以善自名”(《怀古田舍》二首)。他更愿意做一个按照纯真自然本性行事的垄亩民。志在放荡自然.他不在意仕途的显赫,并不热衷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观点。他追求的是“介然安业”(《咏贫士》)的超脱旷达和真善美的人生目标。正因如此,即使在入仕桓玄时,他仍然感叹“静念园中好,人间良可辞”及“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行程艰辛时,想到的是“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而恬然有思归之意。田园劳作时,感受到的是“鸟弄欢新节,泠然送余兽”的美。

所以,终陶渊明的一生,他没有走向人生的极端.既没有屈原式为理想不得实现而投泪罗河的悲壮,更没有阮籍因名教和自然不能调和而佯狂任诞。他靠着乐天知命,安贫乐道及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化解人生各种苦恼,在那个“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的乱世,逐渐走向田园,走向平和。

隆安五年冬,陶渊明居丧柴桑,首次躬耕田亩。“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这次实践是他人生观的一次实验。正是在这样的实践中,他得出“忧道不忧贫”的遗训难逮.那么“转欲志长勤”后得到什么呢?在这里,他看到的是“平畴交运风,良苗亦怀新”欣欣向荣之景;听到的是与近邻在劳作之余无拘无束的谈笑。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真实,那样的美。难怪诗人发出了“愿为垄亩民”的感叹。田园生活中真善美与恶浊的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可以说,这次居丧期间的首耕实践,为他以后最终归隐田园奠定了基础。

在论述了东晋的政治形势和陶渊明复杂的思想以后,我们不难解读这首诗。罗宗强先生说此诗“隐隐约约流露着一种虽不张扬而执著存在的孤独感”(《陶渊明:玄与人生的句号》)。这是理解全诗的一把钥匙。实际上,全诗涉及了两个问题:苦闷的心情和化解苦闷心情的方式。

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

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

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

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

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

诗的前二句极写苦闷孤独,语言中流露出难以排遣的郁闷。羲皇上人的飘逸心情荡然无存。有的是与世隔绝和孤立无助。中间三句由外到内写景表达苦闷的心情。这里的风雪既是自然界的风雪,更是暗指政治上变幻莫测的风雪。在美丽的雪景中,诗人感受到的是劲风侵袖和箪瓢屡罄的辛酸。诗的最后四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意愿。落寞之余的诗人,从三坟五典之中希冀找到安慰和寄托。他找到化解苦闷心情的方式是“固穷节”。

全诗由篡晋事件而发。桓玄篡晋是陶渊明始料不及的。他怀着对真善美的用世心态入仕,也曾受到桓玄的重视并出使过建康。但篡晋以突如其来的方式打破了他的理想之梦。虽然陶渊明对东晋政局有清醒的认识,但一旦事件真正发生时,儒家思想中固有的“弑君不仁”思想便使他一时难以接受现实。政治形势的转变是不以陶渊明良好的愿望为转移的。他苦闷彷徨,甚至愤怒,然而他深知作为一介书生的无奈。于是,苦闷之后,外在的追求逐渐内化为心灵境界的拓展。安贫固穷委运任化的人生观开始占据其思想的主导地位。

“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既包含了他对篡晋的态度,又有诗人今后人生走向的信号,一方面,儒家思想的本能和诗人终极人生追求决定了他强烈地反对篡晋。另一方面,任真自然,平和实际又是陶渊明一贯的原则,他从来都是“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耻;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病”(苏东坡语),何况又是与自己思想相左的时候呢?在这混乱得令人窒息的环境中,诗人唯一能保真守性、固守节操的方式就是归隐田园,这大概就是“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的意外之意吧。

终于,看惯了篡乱的陶渊明在经历了几次短暂的过渡后永远地走向了田园,走向归隐,这是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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