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登新

是否有资格IPO，应取决于既定的上市门槛；然而，以何种价格、在何时进行IPO，则应取决于行市状况，最终由发行人与保荐人商定。这一切原本最简单、最明了不过的事情，在中国股市却被弄得异常神秘而复杂。

在2008年世界股市暴跌最惨烈的时候，像我国香港、美国等世界主要股市从来就没有停止过IPO，更没有官方直接一纸令下“暂停IPO”。为什么?因为股市原本就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市场，IPO发行人与投资者都不是傻瓜，政府应该相信他们的起码智商。

然而，中国证监会不仅严格控制着股市IPO的时间和节奏，而且它还严格控制着新股发行方式和发行市盈率水平。例如，新股发行是搞平均分配，还是搞大锅饭，要由证监会说了算；更重要的是，新股发行价格也要证监会点头算数，比方，新股发行市盈率不得超过20倍或30倍，这些都已形成硬性“潜规则”，他们形象地称为“窗口指导”。

客观地讲，投资渠道单一、上市制度行政化、退市制度空心化，这些才是中国股市投资不足、投机有余(投机猖獗)的体制根源，同时，它也是中国股市频繁暴涨暴跌、经常大起大落深层次原因。

在先天性的体制缺陷困扰下，中国证监会不得不一手打造了“中国政策市”：当牛市泡沫化时，股市平均市盈率直冲80倍而去，疯狂的股市疯狂的人—这样可怕失控的场景，股民人人欢喜、机构家家偷乐，唯有证监会坐卧难安，因为只有它知道一场股灾即将来临，为此，证监会不得不对失控的牛市直接降温，比方，一夜之间将印花税提高200％，或是提高利率，命令银行严查信贷资金入市问题，如此等等，牛市立马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