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林耀基教授逝世的消息令笔者倍感意外和震惊。就在两天前,笔者还在国家大剧院观看柏林德意志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时看到先生。当时林先生正在和别人交谈,笔者不想打扰先生,亦没有上前打招呼。不曾想这一巧遇竟在一夜之后成为永诀,实在令人痛心不已。林耀基教授是中国杰出的小提琴教育家,培养了大批国际级的小提琴演奏人才,为中国小提琴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不幸去世是中国音乐界的一大损失,剧烈撼动着所有热爱先生的生前友好和学生们的心灵。

笔者不是林耀基教授的学生,只是一位热爱小提琴艺术的爱好者。多年以来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学习生活,使我对林耀基教授及其教学事迹有着比较充分的了解。去年6月24日,我曾怀着由衷的敬意对先生进行了一次采访,希望进一步了解先生的人生历程和教学思想。在将近两个小时的谈话中,林耀基教授不仅对笔者提出的问题详细作答,还将话题引向了与艺术理念和人生态度相关的重要命题,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回味无穷。噩耗传来,笔者急奔家中打开电脑寻找当日的录音记录。林先生亲切、柔和的声音自音箱传出,不禁令人感慨万千,潸然泪下。

刘:林先生,最近两三年来,您主要参加了哪些赛事活动?

林:2006年,我去青岛参加了第八届政府“文华奖”的比赛。“文华奖”有三项,一个是民乐,一个是小提琴,还有一个是舞蹈。去年12月,我还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第六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比赛。这次“金钟奖”比赛在小提琴项目上共设有一个金奖,两个银奖和三个铜奖。比赛的成绩还不错。我的学生谢昊明获得金奖,龙希和陈怡获银奖,张精冶获得铜奖。其它两个铜奖由上海!手获得。今年主要是青岛小提琴国际比赛。这个比赛3年举行一次,今年10月正好又要举办。我到时也会带着学生一起参加。

刘:现在在您班上的专业学生有多少呢?

林:20多个。我不是每周都给他们上课。如果遇到外出或临时有事,部分课程可以请助教帮忙。

刘:能否谈谈您学习小提琴的经历,以及如何投入小提琴教学的吗?

林: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是1951年开始学习小提琴的,当时已经14岁了。我那时练琴刻苦,进步飞快。一年后,我就能够演奏贝多芬的《克莱采小提琴奏鸣曲》和《春天奏鸣曲》了。马思聪先生有一次听了我的演奏,比较喜欢我,于是叫我到中央音乐学院来跟随他学习。从1954年至1960年,我在中央音乐学院随马思聪学习小提琴。1960年有一个全国的!拔赛,为备战第二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拔!手。马思聪希望我参加比赛,后来我和盛中国都!上了。我们提前两年到苏联,开始跟随专家学习。我的老师小提琴家杨柯列维奇?穴Yankelevich?雪听了以后觉得我学得太晚了,就建议我学习小提琴教学。学教学,也就是打基础。当时,苏联是小提琴强国,而我们国家在这个方面还相当薄弱。我们和他们的学生相比,在演奏能力和研究水平上都相去甚远,不敢想象。小提琴对于我们而言的确是一个年轻的学科。与欧洲发展了几百年的历史相比,我们差了很多。到了苏联,我们发现比赛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

在苏联学习期间,我观摩了许多现场演出,亲耳聆听教授们上专业课。我等于是在苏联才开始真正打基础,深入了解科学的小提琴演奏法和教学法。我的老师很严格,对于教学一丝不苟。他的很多学生现在都是柴科夫斯基音乐比赛的评委了。那时,苏联在小提琴教学方面的确是首屈一指的。他们定期进行教学讨论,以集体的智慧共同促进教学发展,形成了完整而科学的教学体系。他们在物质生活上没有太多追求,精力完全倾注在教学上,一心为了培养优秀的专业学生。我就是受益于这种严格的教学,才走上小提琴教学的道路。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优势就在于集中力量搞教学。大家一起研究历史上的各种小提琴学派,从中总结出一整套科学的训练方法,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苏联的合奏不如独奏,与西方相比,他们对室内乐重视得不够。这和我们现在的情况比较相似。苏联培养出来的人音准、技术都很好,但是比起西方人来缺少个性。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自己很幸运,碰到了苏联在小提琴教学上最为严格,也是最好的一段时期。

刘:从苏联回国之后,您的教学工作是如何展开的呢?

林:我之所以今天有这样一些成绩,还是因为我自己艰苦的努力以及自己走过的弯路。在苏联时,我开始重新认识和学习小提琴。从演奏知识、弓法、音乐、生理特点等各个方面重新学习。中国小提琴教学在六七十年代的国内运动中停滞十多年。我从1962年回国在音乐学院任教,只能教一些中国曲子。1971年,成立“五七”艺术大学后,主要教样板戏!段。那个时候,小提琴教学几乎没有章法。而我在那段时期开始以《矛盾论》、《实践论》两论起家学哲学,用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理论联系实际等观念总结小提琴演奏的基本规律。我那个时候就想,我在演奏方面虽然不行,但是中国人应该行啊。我的老师也曾经说过,你好好在教学上下功夫,将来对中国有用。

刘:小提琴演奏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您是如何在自己的教学中钻研这门学问的?

林:我首先研究的是小提琴的演奏规律,总结了一些教学用的学习口诀。这些口诀都是我在教学实践中归纳出来的,也是我的一些切身的体会。我认识到,如果中国以当时的教学水平去追赶西方,肯定没有出路,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以前,当外国专家来华演奏和教学时,我们总是在追随这些人的演奏技术,不断改来改去。这显然是没有抓住演奏的本质。于是,我首先从人的生理特点入手,对于小提琴的演奏技术加以剖析。然后就是心理上的,演奏要用心,它属于精神方面的因素——你的音乐感觉,你对世界、对大自然、对历史的一种感受。还有一个就是物理方面,这在小提琴上就能体现出来——它就四根弦,一把弓,正好是一个“交通”问题,它是交通的浓缩。那么音乐是什么呢?十多年中我慢慢总结,有一句口诀:一寸光阴一寸金,寸弓能抵万丈金。也就是说,音乐是时间的艺术。你有那么多的情怀,你拉一寸弓子都能将这些情感以扩大的方式展露出来。乐曲是作曲家想象力的浓缩,“一曲心画美又新”,这就是指二度创作,音乐演奏就是要通过这个曲子再现他的意图。所以,就是要从心理、生理和物理方面来演奏小提琴,而不是说你要这么拉,我也这么拉。我们过去就是这样模仿着学习,所以是错的。每个人的生理条件是不一样的,一位演奏家他能这样演奏,但并不代表所有人都能这样演奏。所以还是需要从演奏的本质出发去研究小提琴的演奏技术。

另外,小提琴演奏还要掌握好三个方面的关系。第一是时间与空间的关系,第二是用力和放松的关系,第三是动和静的关系。这三对矛盾是解决小提琴演奏所有问题的关键。所以我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并不因循传统。如果你只是按照老师的方法去学、去演奏,那么你最多达到和他相同的水平,却无法继续发展。小提琴演奏不能搞“浮夸”,很多人喜欢尽快演奏难度大、篇幅长的作品,忽视基础。经过我的总结,所有的演奏问题都是由基础层面衍生出来的。小提琴演奏为什么难?难在哪里?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思考很多辩证的东西。这正是我在学习哲学过程中受到的启发,总结的小提琴演奏规律。另外,需要用这种观点来观察世界,从社会、历史和大自然去总结规律。例如时间与空间的关系,音乐上就是这样。因为音乐是用有限的时间表现无限的空间。动静的关系更是这样,技术也是动静的关系。动静关系代表着宇宙的规律,只有相对的动和静。小提琴演奏时四个手指头按弦的关系就有动与静的关系。1994年,我到美国讲学时提出了八个弦轴的观点。除了四个木头用以固定的弦轴以外,还有四个“肉轴”,就是手指。音与音之间的关系就是靠手指去具体控制的。如果一个跑了,势必影响另一个。两点之间才能产生距离,如果只有一个点,哪里有距离可言呢?总之,讲演奏技术,就是讲道理。而道理从哪里来呢?那就是我的三个老师,大自然、生活、同行。大自然本身的存在就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生活,去表达。

刘:您提到音乐演奏与大自然与社会有着密切联系,能否具体谈谈这个问题?

林:我一贯认为,学习小提琴演奏与我们个人的生活以及身边的社会文化环境都有着密切联系。其实,我们学习和演奏音乐的目的就是为了反映社会、反映历史、反映我们的审美。因此,小提琴学习的方法也要从更为广阔的范畴内进行审时度势的思考和实践。一个演奏学派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就是首先看到我们与西方不同。前年我到瑞士的梅纽因国际音乐学院讲学时提出,小提琴在中国的发展远远不如西方。你们学习自己的文化,是亲娘养的。我们学习西洋音乐,是后娘养的。但是谁养的好,那将来再说。亲生不亲生的不重要,关键是要爱它呀,有时说后娘比亲娘还亲呢。艺术也是这样。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到中国来听了《二泉映月》为什么会流泪?外国人听二胡,完全不同的生活,但是,不同的生活证明他具有不同的才能和功夫,这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无论中国、外国都有优秀的东西。但是,凡是好的东西必须有三条:有动力、有活力、有生命力。为什么我们有时喜欢西洋音乐呢,因为它们是经典,是经过几百年流传下来的。那么这些东西就是人类文明的积累。例如贝多芬的音乐就变成了世界共同的遗产。我们的民乐有些西方人很喜欢,反而是我们自己的年轻一代不喜欢。所以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单单练习小提琴是绝不会有什么提高的。练习只能解决手段的问题,但它却解决不了音乐的问题。人与外部世界需要有广泛的联系,对于外物要有充分而广博的认识和理解。这样一来,音乐才能够变得深刻而有韵味。我认为,即使我们和西方在传统上存在差异,但是中国人是有能力的。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给学习西洋音乐的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哪里有今天这么多学生获奖?出都出不去,怎么可能跻身于世界前列呢?

刘:您能谈谈自己的学生们吗?

林:胡坤是我第一个在国际比赛上获奖的学生,现在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任教。他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由我辅导的第一个学生。他从四川来,当时还在国防科委工作。胡坤是我等待已久的一个学生。幸好那个时候他爸爸来找我。他爸爸是四川音乐学院的教授。我一看孩子比较优秀,是个能够比赛的材料。那时候他还没有进学校,是我的私人学生。我教了他三年,后来参加了芬兰西贝柳斯小提琴比赛,获得第五名。经过那次比赛,胡坤免试进入中央音乐学院读大学。大学学习4年之后,21岁去欧洲留学。胡坤那次“零”的突破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才重新开始拉“洋”的东西,才恢复教学。那个时候书籍、谱子都没有,只能费尽周折抄来借去,录音也很少。由于当时用来比赛的乐器也不是很好,胡坤在比赛的第二轮还保持在第二名的位置,但决赛时却掉到第五名。乐器对!手的确有着很大的影响。当时决赛要演奏两首协奏曲。由于琴的音质不佳,整个独奏的声音都被乐队盖住了。当年的第一名是苏联的穆洛娃,现在也是著名的小提琴家了。她那时用的琴是从国家历史博物馆借出来的古董琴,声音自然是不一样。就是那次比赛,可以说是中国小提琴教学上一次里程碑式的胜利。后来,胡坤又在多个国际赛事上获得头奖,为祖国赢得了荣誉。胡坤以后,我的许多学生也都在国际比赛上获奖,比如薛伟、徐维聆、柴亮、贾宏光、陈允、张堤、谢楠、陈音来、顾文蕾、李传韵、刘扬、陈曦、杨晓宇等。其中在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上获奖的包括薛伟、陈曦、刘扬,还有获得青少年柴科夫斯基音乐比赛第二名的杨晓宇。他们是我的骄傲,也正是他们实现了中国小提琴事业飞跃发展的梦想。

刘:在您看来,中国的小提琴专业教学需要注意哪些关键问题?

林:我个人强调,我们培养的演奏者应该站在一个大自然的高度、历史的高度和生物学的高度去分析和研究音乐,而不是看着谱子,听着唱片进行训练。那完全是一种模仿和复制,是没有价值的工作。培养一个学生,就是要让他走上独立之路,启发他的艺术创造力。我总和学生这么讲,只有你喜欢音乐才会甘于奉献。音乐家比起做生意的人,在经济收益上差得多了。况且音乐家都要从小培养,个人付出的劳动大,家长付出更大,可最后金钱上的收获却不见得有多大。但是,如果你真心喜欢它,自己走对了路,那就不会计较经济的得失,因为你热爱艺术,有创造性,一切就会变得不一样了。我反对学生用别人的脑袋拉琴。我常说,录音机和节拍机是一个学琴者必要的练习辅助,它们能够校正你的节拍和声音,但是却不能完全依靠它们。在练习时可以适当使用,等你把这些调整好了,再来找林耀基。否则,我就是录音机和节拍机,你来找我上课就毫无意义了。我主张启发式教学,绝不会要求学生必须按照我的意图硬性练习。所以,我的学生总要带着自己的头脑来上课,我的脑袋是不会外借的。学生必须利用自己身边的一切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你对自己问题找得越多,你的优点就会越多。

另一个问题是演奏技术与音乐才能如何统一的。很多学习小提琴的年轻人很有才能,但是他们从小学习并不严格,使自己的才能和很不干净的技术混合在一起。这样一来,才能势必被抵消,最终不复存在。因为才能是人对生活、音乐的一种敏感。但是你后天不建构,没有搭建好优质的技术平台,你肯定不行。拉小提琴绝对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这里的政策不是别的,正是技术方法。而技术方法来自于哪里呢?我有一句口号,就是技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技术如果不是生活化的,你崇拜它,技术被异化,你越学越坏。如果我们盲目崇拜技术,非但不会驾驭它,反而为它所牵制。我们要掌握技术,又要藐视技术。我最早有一句口诀:内心歌唱率两手,两手顺从跟着走;基本要求匀准美,胆大心细精益求。这是我的一个最根本的口诀,是60年代写的。对于这两句话,许多学生想不到,也做不到。他们一贯生活在由技术导致的心理阴影里,头脑中忘记了自己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这样演奏出来的音乐干枯乏味、没有生机。对于技术问题,我还有一句口诀,就是:数字游戏玩技术,换位思考现真情。节奏和音准不都是数字问题吗?对于它们,你要玩得起来,玩得转,而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表达感情。可感情从哪里来呢?从我们对历史、对生活的感悟中来。以前有句广告词,“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我把它稍稍改动,成了“不在乎区区小技,只在乎能够驾驭”。你空有很多技术是毫无用处的。你驾驭不了它,就会被它挤垮。我总是要求学生在演奏中最终忘掉技术,去表达你自己独立的感情,去表达你对音乐的爱。在艺术表现中,爱是非常重要的情感因素。它能让音乐变得美妙动人,直入人心。作为教师,我们在培养一种关于爱的才能,去爱音乐,爱你手中的小提琴。

刘:现在我国学琴的孩子越来越多,是否预示着中国小提琴演奏艺术更加美好的明天?

林:可以这么看,但并不绝对。艺术家的培养永远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筛!过程。不管你普及的基数有多大,居于尖端的演奏家总是只有那么几个。即便是现在我们培养的专业学生,他们大多数人也要去乐团,演奏重奏与合奏,能够站在独奏家位置的人数是很少的。但是基数大肯定是这门艺术繁荣的标志,因为几个明星也不能体现一个国家在这个领域的实力和价值。大音乐家的出现和一个时代的文化环境紧密相关,这一点非常重要。另外,除小提琴教学与演奏,小提琴音乐的创作更不可忽视。我们经典的小提琴曲目不多,《梁祝》在世界上有影响,但拉的人并不多,主要还是我们拉起来。最近我们学院举办的“帕拉天奴”小提琴作品比赛,希望作曲家们能够写一些新作品,进而推广。我认为,这只是个开端,若想出现大师级的经典作品,还是要从全社会艺术文化的营建和发展上下功夫。在这里,多元的文化视角会给我们带来各种艺术启发,也便于我们以开放的态度面对小提琴的演奏和教学。我曾写过一首诗:仰望天空,俯视大地;融入自然,神游八极。表达了我对一种开放的文化环境和人文心态的向往。

对于目前,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学生的基础打好,使他们今后能够走出国门,广泛吸收欧洲的艺术文化和原汁原味的古典音乐传统,今后为祖国的文化建设服务。从1951年开始学习小提琴到现在,我经历了“新中国”小提琴事业发展的全过程,看到了我们取得的一个个成绩。但是,我们国家要想在这个领域真正发展得很好,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们从没有到有,现在刚刚走向世界,要想发展壮大,还要靠整个民族、国民的素质。

林耀基教授离开了我们,而他对音乐与人生的真知灼见将会永远留在后辈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充满智慧与关爱的形象,继续带给我们信心和启迪。

刘小龙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