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

2009-09-01杨和平

人民音乐 2009年7期

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突飞猛进的特殊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人民生活由温饱不足向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思想解放给文化艺术领域带来了根本性变化。盘点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方针以及逐步宽松的政治空间和学术氛围是学术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同时也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所具有的一个显著特点。本文取改革开放30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视角,在搜集、整理、分析大量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相关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发展、专题研究、音乐史著作等方面,力图进行宏观有机整体的全面把握。

一、思想解放学科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走上了正轨,经历了坎坷曲折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在澄清理论是非的同时,重新审视了研究工作中“左”的偏差,开始了崭新的发展时期。①学者们从实际出发对各种学术思想和史学观点争相讨论,不断更新观念、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对学科成果及其重大史学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

(一)历史回顾现实反思

学术界在这30年里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分期问题、史料建设问题,对近代以来音乐道路的回顾与反思以及“重写音乐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杨荫浏在《音乐史问题漫谈》②中,就音乐史的实践问题,音乐史与别的学科的互相关系、边缘科学的问题、知识的丰富性问题,资料的统计工作、索引工作基础不够,音响资料这四个问题展开了论述。明言在《百年奏鸣——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研究的若干问题》③中就20世纪中国音乐的文化属性、历史分期、形态特征、研究对象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陈聆群的《反思求索,再事开拓——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985)、陈聆群的《我们的“抽屉”里有些什么?——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史料工作》(2002年)、汪毓和的《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概述》(2000年)、戴嘉枋的《用宽宏的目光看待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2003年)、张静蔚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2004年)、李宝杰的《对中国近代音乐发展的回顾与思考》(1990)、徐元勇的《百年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综述》(2003)等文,都对该学科的研究提出了见解、看法与建议,形成了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的一个小小的热潮。

(二)新的语境学术话题

戴鹏海以《“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从第一本国人编、海外版的抗战歌曲集及其编者说起》④一文,直接提出“重写音乐史”的问题。这个话题提出以后,一直是“敏感”话题,并成为当代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与音乐学术论争的“关键词语”,引起近代音乐史学界高度关注。2002年在福州召开的音乐史学会上,与会的专家和研究者就“重写”的问题展开了初步的研讨。陈聆群在《为“重写音乐史”择定正确的突破口——读冯文慈先生提交中国音乐史学会福州年会文章有感》⑤中,对冯文慈提出的“两个传统并存与古今衔接”问题表示赞同,并对1958年中国现代音乐史的修史工作进行了回顾与反思。汪毓和的《站在历史的坐标上——谈“重写音乐史”中音乐史教学和研究的几个问题》⑥则从音乐史教学和研究两个方面探讨了“重写”问题。陈聆群的《关于“重写音乐史”的一封信》(2003),居其宏的《音乐史的“重写”话题与当下语境》(2003),冯长春的《历史的批判与批判的历史——由“重写音乐史”引发的几点思考》(2004),陈聆群的《从“重写文学史”到“重写音乐史”》(2004),乔邦利的《横看成岭侧成峰——“重写音乐史”学术论争述评》(2007)等文,对“重写音乐史”这一问题,从各自不同的学术层面和理解,提出了见解。然而,我认为“重写音乐史”这个新鲜话题,涉及整个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从史学观、方法论到史料建设、具体个案、事件事项、历史人物、史学编纂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它不是只涉及到几个个案人物或事项、事件的评价,而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大问题,不是一言以蔽之的。因此,目前这一话题依然在不断研讨中,渴望能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三)学术研讨碰撞交流

30年间,中国音乐史学会以及相关部门召开了许多次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相关的重要学术研讨会。历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对于推进学术研究、增进学术交流,辨误纠谬、澄清是非,有着积极作用。1981年在北京召开“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提交了汪毓和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与陈聆群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音乐简史》两部史稿。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代表们认真、深入探讨清除“左”的影响、近现代音乐史分期以及研究队伍建设等问题。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82年2月在昆明召开的“聂耳学术讨论会”是最先召开的音乐家专题研讨会。学术讨论会上就聂耳早期的活动史料、聂耳早期作品和聂耳传的编撰,交流了看法,涉及到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方向、道路以及与此相关的代表人物的认识与评价。1983年在上海召开“贺绿汀从事音乐活动60年”研讨会。1984年6月在成都召开了“王光祈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是学术界进行有准备的、严肃认真的专题性学术研讨会的开端。讨论中,否定了50年代以来王光祈被误认为是与“五四”运动精神相悖的复古主义者的这一重大误解,认为其音乐思想是“五四”精神的体现之一,特别是他对民族音乐的认识和研究,具有真知灼见,值得学习和借鉴。1985年5月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中国音乐史学研讨会”,会后由《中国音乐》编辑部出版增刊,刊登了这次会议的学术论文。1987年10月中旬在江苏江阴召开中国音乐史学研讨会。在提交的学术论文中,郑锦扬的《中国音乐史学的三个阶段——中国音乐史学问题初探》⑦一文,从方法论和史学史角度,探讨中国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阶段音乐史学和史学史的一系列看法,认为:“中国音乐史学的进展,要重视史学本身的研究,尤其是史学史的研究”,是一篇较有见地的关于中国音乐史学及方法论的佳作。这次会议还举办了“首届中国音乐史学生(本科、研究生层面)论文比赛”和“当代中国音乐研讨会”。1988年10月在广州召开“马思聪作品研讨会”。这次会议上,全面、公正地评价了这位享誉中外而又历经坎坷的音乐前辈。与会者对其音乐创作、音乐思想、作品研究、技术理论及史料研究,进行了专题性学术研讨。1989年1月19日—22日在北京,由中国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学》编辑部共同举办了音乐史学方法论研讨会,并在该刊1989年第2期发表了这次研讨会的述评和部分发言稿。例如,罗艺峰的《忘川寻史》⑧就是一篇探讨方法论的札记。作者在文中特别强调了史料的重要性。1990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吕骥音乐工作学术讨论会”,1991年11月3日至7日由中国音协及其重庆分会在重庆召开的“中国现代音乐史座谈会”,更全面地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有关问题展开讨论。50多位与会者对“五四”前后以来若干重大音乐史实、人物、作品、思潮和历史纠葛,从不同视角进行剖析,并展开了不同意见的切磋交锋。⑨1991年10月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召开“中国音乐史与教学研讨会”;1992年10月在扬州召开“中国音乐史学研讨会”;1995年在湖南邵阳召开“中国音乐史学研讨会”;1998年在太原山西大学召开“中国音乐史学研讨会”;1999年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召开“中国音乐史学研讨会”;2002年9月在福建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音乐史学研讨会”;2004年10月在杭州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音乐史学研讨会”;2005年11月在青岛大学召开的“中国音乐史学研讨会”;2008年在苏州大学召开的“中国音乐史学研讨会”,以及“郑律成研讨会”、“张曙研讨会”、“青主研讨会”、“江文也学术会”、“陈洪学术研讨会”、“程懋筠学术研讨会”、“李叔同学术研讨会”、“赵元任学术研讨会”、“缪天瑞学术研讨会”、“杨荫浏学术研讨会”、“黄翔鹏学术研讨会”等大量的专题学术研讨会召开,对推进近现代音乐史学科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总之,在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中,学者们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不断发掘新材料、取新角度、瞄新视野,取得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新成果,使这一学科逐步趋于成熟。

二、点面结合成果斐然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专题研究成果并不多,有学术含量的成果较少,具有开拓意义的专题研究则更少。可以说,当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专题研究方面,那些有分量的、有学术含量的成果,都应该算作改革开放30年成果。这些成果主要是对作曲家与作品、重大音乐事件事项、中西音乐交流、区域音乐史等研究方面。

(一)历史研究以人为本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首先应该把目光投向每个时期的代表性作曲家和作品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到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一些音乐家和作曲家。如关于聂耳、冼星海的研究。过去,人们对于聂耳的研究多限于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缺乏从技术分析的微观角度进行探索。践耳的《聂耳歌曲的艺术特色》(1982)、竹风、唐远如的《革命歌曲大师——聂耳》(1982)等文章,就在对作品的研究方面又深入了一步。⑩王云阶的《冼星海同志在音乐表现形式上的创新》{11}一文,以冼星海的若干作品为例,分析了作者在“旋律发展的艺术手法”、“和声的应用”、“复调音乐艺术表现形式”、“配器的艺术处理”等方面的“创新”,较之前的同类文章有了重大的突破。王震亚的《西洋作曲技法在星海的救亡歌曲中的运用与衍变》(1992),蒲亨建《聂耳歌曲创作之道初探》(2003),张旭东《冼星海复调技法研究?穴上、下?雪》(2005),樊祖荫《聂耳歌曲调式研究》(2006)等,都是这方面个案研究的范例。从文学角度来探究的有李正忠的《聂耳冼星海歌曲的文学形象》(1985),罗小平的《从文化学角度谈星海审美趣味的形成》(1995),冯明洋的《星海音乐的人文精神》(1995)等。特别是《聂耳全集》、《冼星海全集》的出版,使这一研究推向新高度。

对于其他音乐家与作品的研究,既有属于对这些音乐家或其作品、活动的初步介绍与描述性评论,也有在某个侧面作较为深入的历史探索,或提出较具科学性的历史评价。属于研究课题深化的,如陈铭志的《贺绿汀的复调艺术手法》(1984),冯光钰的《吕骥在民族音乐建设方面的理论和实践》(1989),王安国的《萧友梅器乐作品研究》(1993),梁茂春的《郑律成论》(1997)等。属于填补研究空白的,有对江文也的研究,如梁茂春的《江文也音乐创作发展轨迹》(1984),苏夏的《浮沉中的江文也——1938年至1949年江文也创作、生活评介》(1990)等;对谭小麟、郑志声的研究,如秦西炫的《谭小麟歌曲浅析》(1988),汪毓和的《谭小麟及其音乐创作》(1988)等;对马思聪艺术创作的专题研究,如汪毓和的《马思聪在中国近代新音乐文化发展中的地位》(1992),向延生的《马思聪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地位与贡献》(1994)等。对过去被视为“禁区”的课题的研究,如张清华的《黎锦晖儿童歌舞艺术的“人本主义”内涵》(2002),孙继南的《黎锦晖评传》(1993),夏滟洲的《“改造国民性”:黎锦晖的音乐理想与创作实践》(2003),冯春玲的《黎锦晖流行歌曲创作的历史思考》(2007),罗艺峰的《程懋筠生平及其创作研究》(1988)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80年代末,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被湮没或不被注意的音乐家,有进一步挖掘和研究的趋势,如王次炤《尊重历史,弘扬优良学术传统——为原南京国立音乐院吴伯超院长诞辰100周年而作》(2003),杨和平的《我国近代音乐教育家李华轩(荣寿)》(1995),芮文元的《江苏籍音乐家吴伯超的历史功绩——“国立音乐院幼年班”史料钩沉暨亲身感受》(2004),杨和平的《小提琴家司徒梦岩》(1989)等。另外,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家研究方面,比较深入的还有:《萧友梅全集》、《赵元任全集》、《李叔同全集》、《丰子恺全集》、《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1、2、3、4)、《黄翔鹏文存》、《杨荫浏全集》等等。所有这些成果,为我们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基础。

(二)声乐创作特色体裁

我国近代以来的艺术歌曲创作,是在“五四”运动中,受欧洲艺术歌曲创作传统的影响,得以蓬勃发展的。蔡元培、萧友梅创办的上海国立音乐院(1927年11月)为我国培养了许多优秀声乐人才;萧友梅创作的声乐作品,也为我国艺术歌曲创作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除萧友梅之外,留学回国后的一批作曲家开始运用和声及作曲技法,对我国近现代艺术歌曲的创作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并涌现出《教我如何不想他》、《玫瑰三愿》、《大江东去》等优秀声乐作品。

20世纪初出现的以沈心工、李叔同等为代表的学堂乐歌创作以及20世纪20年代以赵元任、黎锦晖为代表的歌曲创作和儿童歌舞剧创作,均为我国近现代声乐创作的繁荣奠定了基础。20世纪30年代,在声乐创作领域中,不仅出现了专业音乐创作和左翼音乐创作这两大创作群体,而且创作的体裁还多种多样。因而对这些代表人物的研究也就成为近现代声乐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关于赵元任的声乐创作及作品研究,有罗小平《赵元任对声乐创作中词曲关系的见解及其实践》(1985)、王震亚《赵元任歌曲创作中的写作技法》(1992)、戴鹏海《中国第一首电影歌曲〈万里寻兄词〉》(1993)、江海燕《赵元任声乐作品钢琴伴奏的织体写作特色》(2006)等。此外,还有许多研究青主、黄自、星海、聂耳、夏之秋、江文也、陈啸空、贺绿汀、刘雪庵、张寒晖、郑律成、任光、张曙等的艺术歌曲创作文章。石惟正的《20世纪前半叶中国声乐史述》(1997),胡天虹《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艺术歌曲》(2001),王大燕《雅俗共赏:新时期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主潮一瞥》(2002),姚红卫《近代中国艺术歌曲探源》(2008)等研究成果,都是从近现代声乐创作的视域进行的历史回眸。

(三)革命音乐的摇篮——新音乐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左翼音乐运动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音乐运动,这就是后世称谓的新音乐运动。新音乐与新音乐运动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摇篮,是改革开放30年来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和对象,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有了许多新成果。李凌在《忆周总理和新音乐运动的二、三事》{12}一文中,详细地回忆了周总理在新音乐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吕骥《简论“五四”时期的新音乐运动》{13}中总结了“五四”时期音乐领域的全部经验。孙慎、王琦的《关于“新音乐”及新音乐社的一点回忆》{14}(2003)中澄清了“新音乐社”的成立及《新音乐》月刊出版的年代问题。1933至1934年,在党的领导下,聂耳、任光等爱国志士创作了大量的抗日救亡革命歌曲,并在群众中流传开来。刘良模在《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15}一文中,对这段历史予以详细的描述。林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抗战初期国统区的救亡歌咏运动》{16}中记述了1937—1940年间武汉、长沙、桂林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历史情况,是一篇记叙我国革命音乐运动的珍贵史料。还有像李人亮《谈“五四”时期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与演唱风格》(2006),计晓华《延安鲁艺时期的合唱作品研究》(2007)等等。

关于新音乐概念的界定与阐释,张映兰的《音乐史上“新音乐”概念之辨》{17}做出了相应的回答。作者希望通过对西方?穴欧洲?雪音乐史与中国音乐历史上关于“新艺术”概念界定的梳理与比较,揭示引起中西音乐史上对于音乐概念界定差异的某些原因,并考察出什么是中国现代音乐所承袭的音乐传统。此类研究还有李诗原的《“新音乐”,一个全新的概念——现代主义音乐1949年以前在中国的传播》(1992)等。关于新音乐风格的研究,如林声翕《新音乐的风格和表达方式》等;关于新音乐在其它地区的发展,如许常惠《中国新音乐在台湾的历史1895—1945》(1986)等。近年来,有关解放区音乐生活的研究、革命根据地音乐的研究、东北音乐史的研究等,成果不断问世。相信通过音乐史学家们的共同努力,对于革命音乐——新音乐与新音乐运动的相关问题,会有更深入的研究成果问世。

(四)器乐创作成果显著

30年来我国近现代器乐创作的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首先是对民族音乐家刘天华的研究。由于刘天华对中国近代民族音乐,尤其是对民族器乐的改革与发展所做出的特殊的贡献,因而对他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成果颇多。1995年是刘天华诞辰100周年,在此时期出现了各类回忆文章及评述。如高行素的《发现刘天华创举歌曲〈君永校歌〉纪实》(1995),赵沛《刘天华生平年表》(1995),刘北茂口述、余辉整理《刘天华生命的最后时刻及其身后的哀荣》(1995)。还有阐述刘天华音乐思想的,如梅雪林《以〈音乐杂志〉看国乐改进社——兼谈刘天华的国乐思想》(1995);有分析其音乐创作及演奏艺术的,如刘正维的《〈病中吟〉的成功与技法》(1995),刘长福《刘天华二胡曲和演奏艺术》(1995);有对其“国乐改进”思想及其实践的不同评价,如修海林《汲取传统菁华基础上的新释》(1995)等等。尤其是《刘天华全集》的出版,标志着对刘天华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民间音乐家阿炳的研究,主要是探讨其演奏艺术、音乐风格、创作特征及作品的文章,如杨荫浏的《阿炳其人其曲》(1980),杜亚雄的《阿炳传略》(1981),王国潼的《阿炳二胡演奏风格初探》(1985),蒋小风的《孙文明和他的<流波曲>》(1980)。关于二胡艺术的综合性研究,冯光钰的《二十世纪的中国二胡艺术》(1998),乔建中的《一件乐器和一个世纪——二胡艺术百年观》(2000),段晋中的《烟花巷尾声声慢大雅之堂满江红——对百年二胡艺术三次跨越的探讨》(2006)等。这些文章都对百年来中国二胡界在演奏和创作上取得的成就进行叙述并就二胡艺术审美价值的创造问题进行了分析。对琵琶、古筝、扬琴等民族乐器的相关研究,成公亮的《山东派古筝艺术》(1982),刘再生的《我国琵琶艺术的两个高峰时期》(1983?雪,廖辅叔的《悬念琵琶冢——记琵琶大师朱英》(1991),郭雪君的《王巽之和浙江古筝》(1993),王霖《〈春江花月夜〉曲源和作者的探究》(1993)、《“瀛州古调派”两传人的姓名质疑》(1993b),杨和平的《我国近代古琴琵琶艺术家王露》(2003),田克俭的《谈谈中国扬琴的形成与发展》(1998),刘寒力的《东北扬琴学派的形成与发展》(1998),叶纯之《从创作角度看中国民族管弦乐的前景》(1997),傅利民、郑毅生《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历史与展望》(2002)等,则以民族管弦乐队为主体总结其发展历程,展望其前景。

除此之外,学界对其它民族器乐也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产生了大量的学术含量极高的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民族器乐的发展进程,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小提琴与钢琴是在中国影响最为深广的两种西洋乐器,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地位旗鼓相当。小提琴音乐经历了1919年之前的一片空白到萧友梅的《D大调弦乐四重奏》、李四光的《行路难》,开启了中国早期西洋乐器专业音乐创作的大门。{18}陈聆群的《马思聪之前的中国小提琴音乐述略》{19}一文中,记载了1935年之前小提琴音乐在华传播的珍贵史料。作者发掘出并考证了1919年地质学家李四光创作的小提琴曲《行路难》,认为这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一首小提琴曲。20世纪上半叶,在赵元任、萧友梅、黄自、丁善德等早期归国留学生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钢琴音乐创作发展的基础建设,一批具有正规专业技能的演奏人才和作曲人才也应运而生,使其得到了巨大的发展。{20}改革开放以来,已有大量从事钢琴音乐研究及教学的人才,对这一乐器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如魏廷格在《我国钢琴音乐创作的发展》{21}中,对1921年至1983年期间钢琴音乐创作的发展、特点进行了分析,并为今后钢琴音乐的发展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陈旭的《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及其启示》(2001),卜莉的《近现代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与发展》(2004),陈乐燕的《20世纪上半叶我国钢琴音乐的繁衍与发展》(2007)以及常晓玲、陈永的《浅论1934前的中国钢琴音乐创作》(2007)等文也对我国近现代的钢琴音乐创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五)音乐交流借鉴学习

在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中西音乐关系与交流问题引起了许多专家的关注与研究。1998年11月16日至17日由《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中国音乐》和《中国音乐学》三家编辑部,以及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萧友梅基金会和全国音乐美学学会三个单位联合举办的“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道路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使“中西音乐关系”问题的讨论再度形成热点。宋瑾的《音乐的“中西关系”讨论再度升温——“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综述》(1999)就是对此次讨论会的总结。以往,中外音乐交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搜集、发掘近现代以来中国与外国间音乐交流的史料,并以此了解当时的音乐交流情况。而在这些年里,这一领域的研究角度越来越新颖,研究范围越来越广泛,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视角。修海林的《!择中的反思》(1993),杨和平的《从20世纪前半叶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看“中西音乐关系”的问题》(2000),梁勉的《从唐墓壁画中的竖箜篌谈中西音乐文化交流》(2008)等。其中杨文认为探讨“中西音乐关系”问题应以中西音乐交流的历史事实为依据,将其置于中国近现代大文化发展的背景中进行考察;透过中国近现代史其它文化领域中所反映出的“中西关系”问题进行梳理、比照,从而全面深刻地揭示近代以来,音乐领域反映出的“中西关系”问题的独特存在方式、本质、价值体系和理论基础。

(六)区域与专题音乐——乐史基础

编撰区域音乐史是完善中国音乐史的基础。由于社会条件日益成熟,区域经济日渐繁荣,各区域音乐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得到地方政府及相应部门的重视。我国区域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工作经历了许多年,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986年,中国音协山东分会在征集山东地方音乐史料上作了不少工作,并在该分会会刊《齐鲁艺苑》第18、19两期中发表了有关山东地方音乐史回顾性的文章,例如马若的《山东公学的音乐教学》、石秀兰《回忆沂蒙山区东北驻军中流传的抗日救亡歌曲》、刘永志《解放前济南市音乐教育情况》、江潮《忆渤海行署宣传队》、张大经《忆山东人民剧团的音乐活动》、苗晶《回忆在渤海文工团的日子》等。这些为我们撰写区域音乐史提供了可借鉴的史料。1997年,《音乐生活》杂志刊载了梁茂春关于“香港音乐变迁”的系列文章:《香港音乐历史变迁的轨迹》(第1期)、《香港的音乐教育》(第2期)、《香港音乐表演艺术概览》(第3期)、《香港音乐的辛勤拓荒者——林声翕的音乐活动》(第4期)、《香港现代音乐的带头人》(第5期)等文章,全面地展示了香港音乐的发展全貌。陈聆群《台湾省近现代音乐管窥》{22}一文,根据可以见到的有限材料,综述了台湾省近现代音乐发展状况,是迄今为止大陆音乐界对台湾省近现代音乐的发展历史与现状,进行较系统的介绍评说的第一篇文章。赵广晖《台湾音乐的传承、分期与流变》{23}也是介绍台湾音乐发展的文章。还有像马忠国、罗源《民国时期青海音乐史概述》(1986),凌绍生《中央苏区音乐史话》(1987),李强、宋博年《新疆近现代音乐简论》(1987)等都是介绍各地近现代音乐的地方性专题文章。此外,凌瑞兰的《东北现代音乐史》,杨和平的《浙江音乐史》、《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研究》,马达的《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孙继南的《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伍雍谊的《中国近代年代音乐教育》等成果,都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区域音乐史和专题音乐史的代表性成果。与以往的专题研究相比较,1978年以后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专题论文的深度和广度,几乎涉及到了中国近现代时期的有重大贡献的音乐代表人物及重要的历史事件,挖掘的史实和史料更为丰富、细致,为整个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面貌。

三、音乐史学成果卓著

改革开放30年,出版了许多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相关的专著专史、教材教参、传记史料,形成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工作的一个亮点,比起以往有了一个新的飞跃。

(一)音乐通史

所谓中国音乐通史,是指该通史既有古代音乐史内容,又有近现代音乐史部分。中国音乐通史方面重要的有:沈知白的《中国音乐史纲要》(1982),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1983),祁文源编著的《中国音乐史》(1989),王光祈《中国音乐史》(1990),孙继南、周柱铨主编《中国音乐通史简编》(1991),刘再生、刘振钰著《中国音乐史话》(1995),秦序《中国音乐史》(1998),乔建中《中国音乐》(1999年),梁茂春、陈秉义主编的《中国音乐通史教程》(2005),刘再生《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上下)》(2006)等。还有图鉴类音乐通史书,如刘东升、袁荃猷《中国音乐史图鉴》{24},吴钊《图说中国音乐史》(1999),王子初《中国音乐史教学参考图库》(2007)等。《中国音乐史图鉴》一书中共收图片500余幅(彩色100余幅)。全书集中了远古到清末中国音乐文物的图片精品,许多图片是依照世人瞩目的重要考古发掘实物而摄制的,堪称“古代文化之瑰宝”。

(二)音乐专史

改革开放以来,音乐专史(新音乐史与传统音乐史,乐器及其音乐史等)、音乐理论史(音乐美学史、乐律学史、音乐史学史等)、音乐交流史(尤其是中西、中日音乐交流史)、民族音乐史(尤其是少数民族音乐交流史)、区域音乐史(如西夏、东北等)、音乐教育史(尤其是音乐院校史)等许多音乐专门史领域。大量音乐专史书和数以千计的音乐专史论文,展现了中国音乐专史学丰富的学术成果和专门学问以及在改革开放30年间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进步。

1.断代专题史

断代史书中,特别要提到的是1984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汪毓和编著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该书于1994、2001年先后做了两次修订。书中主要介绍了1840—1949年我国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个历史阶段音乐发展的概况。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著作,比较系统和完整地概括了近现代时期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对30年代以来的革命音乐传统作了比较突出的理论阐述。尽管它还存在一些“左”的观念和评价等方面的不足,但填补了中国音乐史研究的空白,对该学科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重要的还有汪毓和《中国现代音乐史纲(1949—1986)》(1991),居其宏《20世纪中国音乐》(1993),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参考资料(上下)》(2000),徐士家编著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1997),夏滟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简编》(2004)等。此外,凌瑞兰的《东北现代音乐史》,杨和平的《浙江音乐史》、《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研究》,马达的《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孙继南的《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伍雍谊的《中国近代年代音乐教育》等成果,都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区域音乐史和专题音乐史的代表性成果。关于中西音乐交流的有陶亚兵《中西音乐交流史稿》(1994)、陈艳霞《华乐西传法兰西》(1998)、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1998)。关于音乐美学的有杨和平《音乐美学与中国音乐史研究》(1993)、郑锦扬《音乐史学美学论稿(上、下)》(1993)。教育类的有马达《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1900)、孙继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2004)。地方史研究方面有吕金藻、韩冈觉《东北沦陷时期音乐概况》(1987),凌瑞兰《东北现代音乐史》(1998)等研究成果,对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编撰起着基础作用。

2.近现代音乐家与工具书

在传记的出版工作方面,也有较大的发展。已正式出版的传记有:梁茂春《张寒晖传》(1985),史中兴《贺绿汀传》(1989),廖辅叔《萧友梅传》(1993),孙继南《黎锦晖评传》(1993),李业道《吕骥评传》(1996)等。1987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家的故事》是一本介绍我国鸦片战争以来19位音乐家的生平、音乐生活、重要作品及在其他方面作出贡献的书。这些音乐家包括:王光祈、李叔同、萧友梅、黄自、聂耳、冼星海等。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家评传(上册近代部分)》(1992)、向延生主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1、2、3、4)》(1994)、汪毓和《论音乐与音乐家》(1996)也是音乐家传记。这些都是了解和研究我国近现代音乐家重要的参考资料。

重要的工具书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著的《中国音乐书谱志(先秦——1949年音乐书谱全目)》{25}(1984)。书中编收了自先秦至1949年之间馆藏的中国音乐图书目录五千余种(包括音乐、歌舞、戏曲、曲艺等书目),书目范围除正式出版的图书、乐谱外,还收入了珍贵的抄本、油印本,书末附有索引及待访和散轶的古代书目。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乐器介绍》{26}中!收了较常用的民族乐器77种,分为吹奏、拉弦、弹奏、打击四类,简要地介绍其历史沿革、形制、性能等。1985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音乐舞蹈》编辑委员会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一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介绍音乐、舞蹈学科专业知识的大型工具书。该书共分音乐、舞蹈两部分,包括音乐、舞蹈和历史、学说、各国音乐舞蹈的体裁、种类、风格和流派等内容,收录了著名的中外音乐舞蹈艺术家共900多位,具体介绍了入!艺术家的生平、代表作品及艺术造诣。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音乐词典》{27},是一部材料丰富、内容翔实,荟萃了我国民族音乐研究成果的中型音乐词典。全书分正编、续编两册。正编收了1949年以前的词目3500条,内容包括:乐律学、创作及表演术语、乐种、制度、职官、机构、书刊、人物、作品、歌舞音乐、器乐、曲艺音乐和戏曲音乐等部类。续编共!收词目1630条,所收词目偏重于1949年以后的内容,同时对正编中遗、缺作了补充。张静蔚《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1840—1919)》{28}全书将“五四” 运动之前的期刊、报纸、书籍及个别现代出版物中与近代新音乐相关的资料汇集一起,编成六辑,每辑以时间先后为序,再现了许多罕见的历史资料,对中国近代音乐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编《中国音乐期刊篇目汇录》(1906—1949)(1990)、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刘东升主编《中国乐器图鉴》(1992)、张静蔚《搜索历史》(2003)等。以上只是大量音乐著作中的一小部分,但仍能让人感觉到其种类之丰富、成果之丰硕。特别是音乐教学参考资料及工具书的出版,在无形中也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观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我们可以将这一研究领域的总体给予以下评价:

其一,改革开放30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体现为历史学家们的高度思想解放和视野的开阔,研究视角新颖独特,研究方法多样灵活,在消除“左”的思想流毒的同时,以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历史辩证态度,对待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作家作品、事件事项以及特定历史环境、特定语境下的各种音乐现象和问题,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其二,改革开放30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体现为历史学家们的学术思维活跃而不激进,学术交流与学术对话平等互尊,探索问题的层面多样。能够在相互碰撞中找到切合点,不仅争鸣争论,批评批判,而且也相互补充,相互借鉴。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发展上,发挥自己的长处,逐步形成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学科梯队,并在培养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硕士、本科生方面,积累了相当的经验。

其三,改革开放30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学术成果丰硕,学术质量提高,学术维度拓展,学术论域拓宽。表现为:学术专门著作成果的大量涌现,如中国音乐通史、中国音乐断代史、中国近现代音乐专题史、中国近现代音乐专门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中国近现代声乐发展史、中国近现代钢琴发展史、中国近现代二胡艺术史等等)、各类区域音乐史,如:《东北现代音乐史》、《浙江音乐史》、《20世纪中国音乐教育史》、《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等等;各类音乐家传记、各类音乐家全集、各类纪念文章、各种近现代音乐史料的出版等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一道色彩斑斓、五彩缤纷的学术景观。

①张静蔚《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②杨荫浏《音乐史问题漫谈》,《音乐艺术》1980年第2期

③明言《百年奏鸣——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研究的若干问题》,《黄钟》2004年第4期

④戴鹏海《“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从第一本国人编、海外版的抗战歌曲集及其编者说起》,写于1999年1月,发表在《音乐艺术》2001年第1期

⑤陈聆群《为“重写音乐史”择定正确的突破口——读冯文慈先生提交中国音乐史学会福州年会文章有感》,《音乐艺术》2002年第4期

⑥汪毓和《站在历史的坐标上——谈“重写音乐史”中音乐史教学和研究的几个问题》,《音乐周报》2003年3月7日、14日

⑦郑锦扬《中国音乐史学的三个阶段——中国音乐史学问题初探》,《音乐研究》1988年第3期

⑧罗艺峰《忘川寻史》,《人民音乐》1989年第3期

⑨张静蔚《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⑩冯伯阳、吕金藻、韩冈觉《聂耳研究述评》,载《吉林艺术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

{11}王云阶《冼星海同志在音乐表现形式上的创新》,1986年

{12}李凌《忆周总理和新音乐运动的二、三事》,《人民音乐》197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