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　风

春插就要开始的时候,田地上会弥漫着一阵一阵的粪肥的气息,那是越冬的时候人们积聚的人粪和草料经过浸泡之后的最佳有机肥开始往一些田里抛撒了,那些田一般不会太多,总是那些冬季挪做它用,没有来得及种上紫云英的。要是种上紫云英的,只要把它们割倒,烂在田里就可以了,它们就是肥料。

那种气息在那些天里不时地随风飘荡,时有时无,隐隐约约。但这种气息的含意是非常明确的,甚至没有下田的村人也都明白。我奶奶坐在屋子里念经。再轻微的这种气息她都会最早敏感到。念完经,她就会踱着她的小脚到堂前,远望着田地,山影,以及阳光已经有些刺眼的天空,自言自语地说,又一年,开始了。

我们家的堂,宽敞,屋顶很高。它既没有佛龛,也没有设祭祀祖宗的牌位,平时就是一个进入大门的过道而已。但我奶奶总是把它扫得干干净净,而且从不在那里放置杂物。堂朝南,正门外面有宽阔的廊,廊外面原来是有一道竹篱笆围成的院子的,但年久失修之后,竹子篱笆早已不见了,我们小的时候见到的也只有几根石柱子间隔着直立着。门前一条横过的大路,之后便是一望无际的田地。这片田地平展而缺少高大的植物,因此,极目远眺,一直可以望见育王岭一带的蜿蜒山体,而正面的略微低落一点的,半个馒头似的圆弧便是329国道翻越育王岭的线路。我父亲告诉我们,盯住那道山弧,径直走,径直走,总不会走错的。

我们几个孩子离开村子的时候,就是照父亲说的那样走在路上的。太阳一升起,我们就出发了。奶奶照例送我们到堂前。我们几个走远了,走到吴家桥上,那是我们村子和前面的村子交界的地方,我们一回头,看到奶奶还站在那里。我们便一起停下,举手向奶奶挥舞。奶奶看到我们了,也向我们挥手,那挥手的含意与我们的不一样,是示意我们不要停留,赶紧走。

从乡下回宁波,我们没有足够的钱买“大碶——宁波东”的车票,所以我们总是走到宝幢再坐车。这一路约莫30里,包括翻越并不高也不险要的育王岭。到乡下去的时候也一样。我们在宝幢下车,沿着公路走,过了明乐以后就要注意拐下公路了。走在乡间路上,村子和村子的距离又远,辨认就不太准确了。我们好多次动物那样这里那里撞着走,多走了路。但是老屋总会有一股磁性般的引力,把我们校正过去。走着,走着,谁第一个就发现了很远地方的我们的祖居,它在那儿,在田野上平恬、默然、坚忍地在那儿。再稍走近,谁又第一个看到了屋前那个顾盼已久的身影了,她就像一个标志。

我奶奶是从大碶东面的楼下徐嫁过来的。

楼下徐是一个小村。几乎就是由我奶奶家的一幢大屋组成的。楼下徐属徐姓,隔河,有一个更小的村子,也几乎就是由一个农家大院组成,姓陈,称作楼下徐陈家,我奶奶的妹妹就是嫁在陈家的。同在一个屋檐下成长,我奶奶的姊妹俩却生性差异极大。我奶奶清丽俊秀,喜沉思,说话细声细语,还小脚;她妹妹粗实直爽,做事风行一般,讲话嚷嚷,大脚板一双。我奶奶因为行走不方便所以很少去她的娘家,倒是姨婆时常来我家。姨婆来我家从不空手,总是带一些地里新收的地作货,蚕豆,脆瓜,夜开花什么的。她脚步噔噔噔地说来就来,和奶奶说着话手上还一边帮奶奶做着什么事,忽而又脚步噔噔地回去了。记忆中,奶奶带我们到楼下徐去是在姨婆的大儿子结婚的时候。我们一群人摇着船去的。倒是我们孩子们自己有好多次一起去那里玩的,尤其是过年的时候。那条路对于我们曾经也是那么的熟稔,出大碶,过万超山的山脚,走上一条沿河的大路,一直一直,就到了。

我奶奶嫁到王隘的时候,我家的这栋宅院还没有造。我爷爷是在村子西北角的后信屋那一块的另一栋宅院里迎娶她的。那是一栋楼宇更为高大森严的宅子。听我奶奶说,门前开阔,步阶气派;后门紧贴着一条河道,一开门,就是一个可以停靠船只的河埠头;高墙围起来的前庭后院内草木四季葱郁。并且它的四周没有紧挨着的别的房子,它的四周都是农地,一条石板大路脐带一样从村后延伸出来,构成了它与村子的关系。因此,它既是这个村子的一部分,与村子里的日常生活连接紧密,又与村子保持着距离。它有着自己的修养、趣味和个性。它显得有些神秘、深奥,又有些自大、孤傲,富有一种成熟的理性。

我奶奶嫁到这里面时,十六岁。一年后我父亲呱呱坠地,也在这里面。

后来,是一场大火毁了它。大火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带着嫉恨肆意狂为,等到村里的人们赶过来施救时,它已经发泄得精疲力尽了。

我爷爷的父亲是做锡箔生意的。我奶奶说,在镇上他有一个作坊,有一些雇工,他制作并且销售锡箔,由此敛财。在农耕为主要社会形态中我爷爷的父亲是一个对商品经济认识较早并且富有胆识敢于行动的完全商人。锡箔,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需求还是很大的,它在许多人们与上天和冥界沟通的场合里,是必须要焚烧的一种简单物品,它寄寓了人们的精神和心灵的祈愿。至今,在我们的生活中还不时地在消费呢。

在后来我们小时候的这栋祖居的院子里,还可以看到沿墙角排放着5个立方体的石墩,每边长大约都有膝盖这么高。他们胖胖墩墩,虎头虎脑,看上去笨重又有些灵气,我们经常爬上爬下,跳过去跳过来地在那上面玩,我们从未在其它地方见到过这样的石块,问奶奶,奶奶就说,那是以前作坊里打制锡箔用的。那场大火侵吞了许多,只有这样的石块才可以轻松地将它抗拒。他们作为岁月流逝后的一种物证,耐心地等待着我们的猜想。

我奶奶曾经有一次带我走近过那块遗址。其实我们没有走得很近,我们只是穿出村子,在不远的一个土丘上站着。奶奶给我指指点点。高出周围一截的石砌的地基在植物的遮掩之中依然隐约可辨。这是奶奶的一个伤心之地,是她心头不能抹去的一声叹息;是我们家族史上一个朝代与另一个朝代的转折。

大火过后,我爷爷的父亲迅速择址,盖起了后来的这片祖屋。

我家老屋在村子的西南角。顺着门前横过的大路朝西很快就出村了。出了村子便是大片的田地,有几个零零星星的小村都不太著名。这条大路延伸,延伸,一直到西山的脚下,就没了。西山也是我们这一带平缓田地的一道屏障,它隆起的山脊彼此起伏着像相互挽着的手臂,恰好把两边人们的生活分隔。因此,西面对于我们很陌生,给我们有些荒凉的感觉。东面才是繁华和人气的汇集之地,东面3里,是我们的镇上,大碶镇。

西山跟我们的生活从来就没有什么关联过。除了那年送我爷爷及后来送我奶奶去那儿,以及后来的岁月里每逢清明前去祭扫。

我爷爷走的时候我七八岁。刺骨的寒风刚刚开始刮,天气刚刚突变。傍晚的时候家里进进出出很多人。楼上地板杂乱的脚步声一阵一阵。没一会儿,大家把我爷爷抬下来了。楼梯处床板不能拐弯,大家又手忙脚乱地拆下几块竖着的板壁。入殓是在堂前,刚入夜,我们一大群亲人跪在四周,有一个男人高声地以一种哀凄却又超脱的调子唱着什么,一边有人将棉被衣服一件一件地往里面塞。第二天天刚有些发白,我们一群人都穿着白色的哀衣就护送着棺柩离开了。我们先是朝东,到杨家桥桥脚下的河边下船。船行在苍凉的田地间,迎面的风很冷。棺柩前竖着的竹幡子一直在沙沙作响。有几个人在河岸上背纤。在山脚河道嘎然而止的地方,我们又上岸,开始爬坡。有人前后吆喝着指挥着,许多强壮的男人呵哧呵哧地抬着。墓穴是前几天刚刚砌好的。我,还有别的人,跳进空穴中吃饭,一人一碗白色的米饭,我们用筷子扒着吃,要故意把饭粒掉落……

岁月真是老了。这么多年前的事呵。我当时一直不知所以,不知所措,在记忆中我没有更多的关于我自己的细节,我甚至忘记了我的和大家的哭声和哭的情形。二十五六年以后的另一个冬季,我独自从千里之外赶到老屋。在同一个屋顶下,在堂前,同一个位置,以同样的仪式为我的奶奶送行。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几了,是一个懂得许多世事的大男人了。但是对于亲人的离世依旧茫然。事实上那是一道我的心头上更为深切的人生印痕。许多次,我每每想起总是被一种沉重的思考引领着,但同时我总是力图摆脱这种引领。思考是无望的,它势必将我带到一片黯然或死胡同。我希望还不如记起一些逝去者曾经的音容笑貌,场景,拼凑拼凑,加些想象也好,推理也好,使得真实无法还原也好,只要由此能走上一条别的小道。

我奶奶缠过脚。因此她很少出家门。一整天就是在家中这里摸摸那里摸摸,有点空闲了,就是坐在窗前数着珠子念佛。她从不串门,从不在村子里跟人家扯家长里短。她出家门最多的是到门前一边的池塘里洗濯。我家院门的西侧就是一个池塘,这一边的埠头也就出门十几步。对面也有一排埠头,但那边紧靠着一堵高墙,石埠又有些逼仄,所以没有我们这一边宽敞。白天,小池塘的两边总是不断有人在躬着身子洗东西,你来我往。村子里的许多事情也都可以从池塘的周围闻到。我奶奶嫌这个塘的水不净,其实也很少到埠头去洗的,一般只是洗揩布,扫把一类的才到河边去一下。我们家中有好几个七石缸,蓄水很充足,吃的东西都在家里洗。

这池塘很小的,两边的洗衣妇一边捶着棒子一边讲话都不会影响声音的来回。大人们从田里归来,一纵身窜入水中,不用划手不用弹脚身子就已经到对岸了。但我们小的时候,奶奶却从来也没有容许我们下水,甚至连河埠头洗一下手都不能,稍微靠近了就不行。

我爷爷奶奶膝下只有一个儿子。也许是家境殷实和对独生子的宠爱倍加,他们儿子的生性与父母亲形成的反差竟然是如此之大呵!那个儿子从小就满脑子的新思潮新思想,成年以后更是激情充沛,情趣高雅;他犀利,不羁;他倜傥,洒脱,浪漫;他善艺文;他无视权势,无视钱币;父母在也好远游。

他就是在这座宅子里娶来美貌娇艳的妻子的。

婚后,他把自己的小家迁到了宁波。而不久,即只身一人追随着越剧表演班子外出闯荡去了。在吴语区,在越剧艺术覆盖的江南一带,他时而导演,时而编剧;时而这个剧团,时而那个剧团,最后以自己的才艺和声名在当时的越剧中心上海才开始稳固和安顿下来。他二十岁成家,从一个小青年开始,在表演艺术和编导上日臻成熟,不断地获得各种各样的赞誉的同时也收获了一大串身后的子女。我爷爷奶奶一定也为此发出过惊叹吧。

他就是我的父亲。我们的父亲。

我们的父亲对待他的子女总是一个惯例:一断奶,就送到奶奶手里;由奶奶养育成形了,再接到宁波的家中。就这样,前面一个刚走,也可能还没有走,后面一个又接上,送下来了。所以,一般我们都是十岁前后才离开乡下的那座老屋。乡下、老屋、奶奶,并不仅仅是我们兄弟姐妹们人生的一个起步,它们是我们童年的全部,是我们一座得天独厚的乐园,一座精神的熔炉和丰碑。

立夏是孩子们的节日。我奶奶会用粗粗的纱线打一个网格的蛋套。早晨一起床就在里面塞一只煮得褐色的茶叶蛋给我挂在胸前。这一天在学校里,孩子们都没有心思听课,都想着玩蛋了。中午回家时,我奶奶等在门口。看我蹦蹦跳跳地走近,会问我,蛋呢?我拍拍肚皮回答,早就吃了。我奶奶会拉过我的手,说,好吧,我们去称人。就把我朝院子后面领。那里,一把杆秤和一只竹子编的白篮已经准备好了,周围也已经围上好些大人和小孩。我奶奶边走近去边招呼,谁谁谁,给我孙子也称一下。于是大家都呵呵呵地让我坐到白篮里面,两个大人就把秤钩下面坐着我的大篮抬了起来。一人看着秤花大声地把我的体重唱了出来,说我多少多少斤,还要减去白篮多少多少斤,还要减去衣服多少多少斤……,他的声音拖长着含有一种风趣。奶奶谢过大家,就领我回家。我不肯回家,跟奶奶说,我还要称!

夏天的一日。中午刚过,天空就乌云密布起来。紧接着大雨就发疯似地滂沱而下。那些雨水像是早有准备,它们密集地不间断地无休无止地下,根本不区分一阵和另一阵。半个时辰过去,田里的水开始涨了,水慢慢地漫上田塍,淹上田塍了;门口池塘里的水也明显地鼓起来了。开始的时候,我们几个小孩还在堂前的屋檐下玩,雨水哗哗地打在一边的青石板上,打在头顶的瓦片上,屋檐的一条条水柱像挂着的帘子,我们还赤着脚穿出去,跑回来。但渐渐地我们似乎都感到了异样。我们都呆在一起,傻傻地看着远处田地上的绿色一片一片地泛白,泛亮。无处可去的水继续汇集继续上涨,池塘里的水和稻田里的水汇合在一起了,池塘边那条圆弧形的石板路已经被水漫过,看不清了。

水,海浪一样朝我们的脚下涌过来了。我们惊叫着跳进门槛里面。我奶奶从里面出来,她镇定地举目望望青灰色的天空和白茫茫的大地,对我们几个说,快,把东西都搬上去。一下子我们就跟在奶奶的身后,把地上怕进水的东西都往床上桌上搬。

院子里面的水也漫上来了。院子里面的水不光出不去,而且院子外面的水还通过院子围墙跟的一个猫洞咕咕咕地朝里面淌。奶奶找来一块木板,叫我们堵上。我们就淋在雨中将木板封住洞口,再用石块顶牢。大股的水首先是从后门涌进来的。后门是一堵木档做成的栅栏,底下是留空的;接着,屋子里的地面、墙角开始冒出水泡;最后,堂前的地槛失守,水,无所顾忌地大肆涌进。我们不再阻挡它们,而是继续跟在奶奶的身后抢救。

水一直漫到我们的小腿肚,快到膝盖的时候,雨才停。

屋子里到处乱糟糟的,我们没什么事情可做了。我们便趟着水又到大门外去玩。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

傍晚的时候突然亮出了太阳。夕阳映照下的田野也突然换成了另一种景象。

天黑下来,水才开始退。后来听说水退下去的时候,路边、沟里,随处都可以捡到鱼呀、泥鳅呀什么的,俯拾皆是。我奶奶是绝不会让我们这样出去玩的,再说,天一黑,我们就要上床睡觉了。

盛夏时节,我们家没有下田的人,所以太阳没有落山,我们就坐在大脚桶里洗澡,然后吃晚饭了。然后是坐在院子里摇着扇子乘一会儿凉。奶奶收拾完毕,洗好澡,换上黑色的香绫纱衫,也会过来和我们团坐在一起,还会给我们讲几个劝人为善的佛家故事。等到天色渐黑,蚊子的嗡嗡声渐烦,奶奶就会说,好了,天暗了,蛇虫百脚要多了。就赶我们到屋里上床。我们躺在床上很长一会儿还可以听到墙外石板路上荷担归家的农人腾腾的脚步声。

一个燠热的午后,我在便桶上坐着,偶一抬头,看到屋梁下一只蛇头缓缓地伸出来,它吐着信子正张目四望。我一惊,身子动了一下。它便立即缩了回去。我便紧张地盯住那里看。没一会儿,那只头又伸出来了。这次它伸得更长,速度也更快。我赶紧起身就逃,身子还瑟瑟地抖。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村子是一个大村。我们村子人口也多,像我家这样的戤社户——就是非社员、没有田的住户在村子里还有很多。大概在一个世纪之前,我们村里流行外出打工,而且都是漂洋过海,到香港,到美国,到南洋一带。出门的人寄钱回来,少的养家,多的造房子、置田。因此就产生了许多非农业的户口,这也就是后来我们村被誉为“华侨村”的缘由。

我爷爷那年头也是出门在外的。他是在美国人的货轮上做西式菜肴和糕点,船到哪里他就到哪里,地球上到处漂。也不知道何时归家,只有按时寄给我奶奶的平安信和钱,才是他行迹的信息。我爷爷老实敦厚,言语极少,喜欢独处,就知道一个人低着头干手上的活。我小的时候,爷爷就是长时间地呆在楼上的,我们在楼下是通过楼板上的响声来感知他的。那些响声主要是他的走动发出的,时断时续;也有一些桌椅挪动或别的,比如手上敲击,拉门关橱等等。我开始感知我爷爷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我爷爷生命的最后时光了。那些时候我奶奶为了方便照顾我们孙儿,就和我们睡楼下,我爷爷独自睡楼上。不苟言笑的我爷爷我们有些怕他。白天,他经常一个人出门,我们知道他是到屋后领芳伯伯那里去了。我爷爷似乎只有领芳伯伯这么一个挚友。他到领芳伯伯那里两人一待就是很长时间,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爷爷不吸烟,不喝酒,爱清洁。从美国人那里还学来了穿西装戴领带。我奶奶衣橱里一直珍藏着一本厚厚的书,那是我爷爷从船上带回来的。那本印制精美、厚重的书其实是一本介绍洋人餐具和餐饮习惯的。它图文皆备,一些刀呀叉呀看得人眼花缭乱,还有那些洋文,看得我们莫名其妙,我们既对它陌生无知又对它充满了敬畏。我奶奶平日里都不会轻易示人也不会让我们随意翻动,

领芳伯伯独自生活。他老婆孩子都在香港。他老婆最先是帮佣,后来在那里另建家庭,把孩子也都带过去了。从此,她就把我们村子作为故乡了。她与故乡的联络是每月如期给领芳伯伯寄钱,从不失时,从不短少,即使多少年过去也一以贯之。直到她的男人的生命走到终点。

我爷爷和领芳伯伯是一对生死之交。他们从小在一个村子里长大,他们有着非常相近的志趣和性格。我估计我爷爷要比他年长一些,要不然我们怎会叫他伯伯呢!或者我爷爷有我爸爸要比他早好多年,按习俗我们把他列到我们父亲辈也无妨;再或者就要从辈分上排序了,这一点或许是最有可能的。总之,后来他们一同背井离乡,一同踏上同一条挂着星条旗的货船,工作之余他们一同坐着聊天,一同在船舷上望着星空,思念同一个家乡。

这是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地球上到处是硝烟的味道。那艘货轮终于在一个傍晚没能躲过劫难。——行进中,它的一侧钢板正好与日本人投下的水雷有了一次触碰。这次触碰的直接受害人中便有我爷爷和领芳伯伯。那是个海面上风平浪静的傍晚。夕阳将要落入汪洋之中,它的余晖使得海面铺排了一片无际的金光。

脑袋在水雷的爆炸中被震坏了的我爷爷和领芳伯伯,最后在美国被抛上了岸。他们肉体和外表似乎依旧完整,但神志却从此不再完好。他们的记忆变得模糊不清,他们的思索不再灵敏,反应也变得迟钝。他们在纽约的街头流浪,他们在一次一次的走失与送回中,最后被乡人们收留。乡人们便接力一样,在多次的转折之后,将他俩送到了家乡。

领芳伯伯在村人们的眼里是有洁癖的。他独居的屋子总是被擦得洁净异常,这与农人们的居所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他吃南瓜要削皮,这也很让村子里的厨妇觉得不可思议。南瓜的外表凹凸不平,洗起来似乎是有些难度,但没有人家食用时会想到要削皮的。

动作迟缓的领芳伯伯面对一只南瓜,就像一个艺人面对一件雕刻作品,他要完成这件作品是很费时间的,好在他有的是时间。我想象我爷爷在某个上午沿着屋弄的青石板径直去他家的情景:我爷爷推门,他抬头朝我爷爷一笑;又继续他手上的活。我爷爷便在桌前坐下。他们都没有说话。我爷爷看着他的手慢慢地精细地在橙黄色的南瓜表面动作。不时地,他俩会说点什么呢?天气?农事?往事?村子里新发生的趣事?其实在他俩的脑海里值得关注的事情已经没有多少了。他们清白、空旷、明亮、一尘不染。也许他俩会说起我的二哥吧?我二哥是我爷爷最疼爱的。我们兄弟姐妹中我二哥也是我爷爷出门时唯一会带上的。我二哥后来也沉思多言谈少,也尤其地本分和坚守自己的操行,从小受我爷爷的影响是显然的。是的,他们没说什么话。看看日头已近中午,我爷爷便起身回家了。他俩从不在一起吃饭,更不用说对饮、畅快抒怀什么的了。他俩就是互相看看,看看,看看。看一下,心里就踏实,舒坦。

黄昏的时候,我爷爷会抱着或领着我二哥,沿着大路去看田地上的景致。祖孙俩也没有话说。他们默默地去,默默地回,就像他俩也是田地的一个组成。一切安然,什么都没有发生,黄昏在这样的时间中微风一样荡着,小鸟一样轻轻地划过。黄昏恬静而辽远,又有些无奈和虚无。

一次,我爷爷独自从镇上回来,顺便买了一些米馒头给我们孩子们吃。他刚放下,我就抢着抓着,往嘴里塞。一下子我就噎住了,噎得翻白眼。把我爷爷奶奶重重地吓了一下。

我家里从来不养鸡鸭,更不用说羊呀猪呀的了。我爷爷奶奶嫌养家禽弄脏院落,还有它们的声响嘈杂,散发的气味不好闻。

我家的祖屋呈T字形结构。中堂和两边的厢房是一排屋身很高的平房,朝南;从中堂后面进入是一排横向的朝东的楼房,两层,楼房前面有一个高墙围成的院子。楼房到底处有一个后门,是用木档子栅栏一样竖成一排的一种隐约的隔断,它通向好几户人家共有的一个大院。

走进这栋建筑的内部,可以分析出它一共拥有4间厨房,因为它分别砌着4个大灶,灶台伸到屋顶上有4支烟囱;再就是4间卧房;4间卧房与卧房与厨房之间的过渡用房。从这里得出结论是我爷爷有3个兄弟,因为这栋楼屋是我爷爷的父亲为他的儿子们建造的。但我自幼成长在那里却从来没有见到过我爷爷的任何兄弟。除了我爷爷奶奶日常起居的楼上楼下各一间卧房和楼下后面的一个灶间,别的房子一直空置着,从未有人居住。那些空置起来的房子,我奶奶分别用于一些堆放。一张七弯梁床、几根未经加工的木料、并不经常用到的木桶、羹桶、竹箩,什么的。那些屋子年久有些失修,不是墙面有污渍、积起尘团,就是地板松动,踏上去吱吱作响。它们还构成了许多光线暗淡的角落,那是我们小孩们都会惧怕的,所以我们平时都不在宅子里到处走动,偶尔玩捉迷藏时才会壮着胆子进出一下。我奶奶一直保留着它们的原样,好像它们的主人随时都会归来。

这么硕大的一个院落只有我们几个孩子和奶奶一起住着,自然有些单调。许多次,每当奶奶提起这些屋子和它们的主人时,我都会想,若是有许多人,许多人构成的许多种人与人的关系共同生活在这片屋檐下,那该会是怎样的情景呢!

估计我爷爷的兄弟们也都跟爷爷一样背井离乡各自讨生活去了,无非我爷爷最后又回到了他的老宅而他的兄弟们四散之后甚至连音讯都失去了。一条血脉分支之后,渐离渐远,一代人过去,另一代人则更加游离。我们都各自成了新的一支。这正是岁月的魔力,无可抗拒。

中堂西侧的厢房及后面紧挨的厨房,相对独立。有一段时间我奶奶曾经租给过一对年轻夫妻。那女的是小学里的教师;男的外表厚道,也少有高声的言谈,肚子里显然也是有些墨水的,虽然他也在生产队里下田,但他的活与一般直接做田头的还有些不一样。他主要是掌管机房的。机房就是生产队建在河边的一座小屋,里面安装了柴油机,夏天时抽水,闲置时轧米。更早的时候,还没有机房那样的固定小屋,抽水机是安装在一条船上的,船可以这里那里撑着走,需要时停在渠道的口子下面,把抽水机的管子往口子上一搁,水就可以抽到渠道里,朝田里四散着流开。

我奶奶一向就珍爱这座宅子,生活再拮据也不肯以房子出租的形式来垫补的。但是这一次却例外,我想是出于对这对小夫妻的好感和同情。一对年轻,自然,没有任何错失的婚姻,新婚伊始却没有自己的小天地,这是我们社会的大不足,能给予支持的理应支持。我奶奶便破了例。

新婚燕尔的男人时常带我出去玩。他抱着我,顺着粗硕的抽水管从岸上一步一步朝下走,然后把我放在船的前舱。船的中舱是抽水机管道的一个大大的折弯,后舱是一台发动机。整条船到处是油垢,还洋溢着呛人的机油味。他叫我站着,别动。自己跨过中舱,再钻入后舱的蓬盖底下,消失了。一会儿,嘣嘣嘣嘣的响声陡然而起,连接中舱后舱的皮带轮也随之啪啪啪啪转动起来。声响隆隆,船体也跟着一起抖动,颤摇。一时间,我有些惊惧,但没一会儿就适应起来。他马上钻出来,提着一只桶,躬着身子,从舱外舀了一桶河水,便顺着水管跳到岸上,将水桶里面的水倒着灌进管子里。稍顷,抽水管里就猛地喷出粗粗的水来,哗——。水,开始顺着石砌的水渠向前流去。他站直了身子,又前后左右地四处察看了一番。一切正常了,马达的声响节奏正常,水的喷涌正常,他便返回船上把我抱上岸,回家去。抽水机要独自工作好几个小时,到时候我们再来关,然后再换一个地方。把船从一个埠站换到另一个埠站也是很容易的。他只要用一根竹篙在河里戳戳就可以了。那时候我坐在前舱的空气盖上感觉很有趣。船的移动让我很兴奋,但又不敢蹦跳、走动,甚至连站立都不敢,那种兴奋和自我抑制总使人的心跳加剧。

我们家的便桶满了,他会挑出去倒了。在河边洗净再挑回来。

他的年轻貌美的妻子是在稍远的另一个小学执教,而我则是近在池塘一边的一本路小学读书。我似乎很向往能做她的学生,在她的眼皮底下恭恭敬敬坐着,专心致志。

没多久,他们家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便没有再带我四处玩了。他的身影也进进出出忙忙碌碌,似乎没有停下来的时候。

时间的力量有时候并不仅仅在于它的绵长和久远,它的随意和健忘很可能恰恰是因为巨变和速朽。

夏天还没有完全过完,我就上学了。学校就在家门口小池塘的岸畔。上学第一天的早上,我奶奶给我穿戴一新,背上新书包。书包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两只熟鸡蛋。

我家门前的这条大道,也就是贯穿我们王隘村的主干道原名曰:一本路。我们的学校就叫一本路小学。一本路小学还算是有些历史的,虽然其规模一直不大。

校舍的建筑看上去应该是一座庙宇或宗祠改成的。正中间一个供殿,殿前一个石板铺就的露天庭院;两边是廊房,也就是我们的教室;前面是一个正门,正门的两侧各有偏房,也就是教师的办公室。正门还有些气派,朝南;门前是一块泥地的操场,也兼做生产队的晒谷场。

我们一个教室里坐两个年级的学生,叫复式班。老师上课时,前半节课先给一个年级的学生讲课,另一个年级的学生自己写作业;后半节课倒过来。3年级以后我到宁波上学才知道原来一个教室是坐同一个年级的学生的,而且同一个年级还有甲乙丙丁4个班级哩。

老师通知上学时每个同学都要带红缨枪,就是那种长矛一样的刺杀武器,头上有一个菱形状的尖头,下面有红穗装饰。每天列队时人手一杆,竖于右手前;或者操练时扛在肩上,使人很有威风和凛然的感觉。但这种东西我家里没有,我奶奶又不会制作。但我还是好几天缠着奶奶,非要她给我解决。最后我便不去上学,奶奶再怎么劝也不去。上课的铃声打过了,我就在堂前一只石捣臼的后面呆坐着。奶奶来拉我,我拉着捣臼的沿;奶奶拉不动,只好说,好吧,好吧,我陪你到阿耀木匠那里去,叫他做一个。我就松了手,乖乖地跟奶奶走了。到了阿耀木匠那里,奶奶向他说了来意,阿耀木匠便笑呵呵地找出一块木头,又是劈又是锯又是刨,没一会儿一只锐利的尖头就完成。他又找出一根竹竿,把尖头直直插到竹竿上,端详了一会,说,好了。我一看,说,还缺头上红红的东西!阿耀木匠再找了一块红布,将它撕成条状,绑在那个尖头与竹竿的连接处,呵呵地交给我。我扛在肩上就朝学校跑去。

有一个女同学,就住在我家的后面。她家养了3只鹅。放学以后她要把鹅赶到田里去放。于是我就跟着她一起去。我们跟在鹅的后面,鹅们顺着嫩草的方向边啄边前行。我们还一边拔草,草拔满一大篮天色也随之暗下来。那些草是她带回家,在她上学的时候放在鹅的笼子里,让鹅自己消受的。那种时候是在冬季,田地上枯瑟而空旷,风总是寒冷,并且一阵一阵地紧。天空压得很低,夜,一眨眼就笼罩下来了。

冬季最深入的那些日子,门前的小池塘会结起一层冰。我们上学时会在路边捡起石子朝冰上扔,就像打水漂。冰面稍薄或者用力猛时,石子会砸破冰层,发出破裂的声音;大多数时候我们是斜着身子将石子扔过去,让石子在冰上滑,划出一道吱溜溜的声响,一直碰到对岸。

寒冬里实在太冷。呼啸的西北风不仅会一整夜一整夜地盘旋在屋子的外面,而且还会无孔不入地从板壁钻入屋子里面。早上起来,我奶奶会给我们煮热气腾腾的泡饭。吃了热气腾腾的泡饭,身子就暖和了。下泡饭一般总是奶奶腌制的萝卜,有时候还会是冻带鱼。

过年了!冬天里一个盛大的欢乐无比的节日。

多少年以后,当我们的兄弟姐妹们都离开了那座祖居,都各自成家,分散在几个城市或者一个城市的各处,乡下的祖屋便成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情感聚焦的中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都有各自的工作和生活,各自的经历和见识,各自的理解和思索,但是在乡下,在老屋里经历的那些生活情景,那些人物,却是共同的,从来没有分歧。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兄弟姐妹之情需要一条牢靠的纽带来维系或者捆绑,尽管有一条这样的纽带也挺不错;也并不仅仅是我们的童年像梦一般真实,尽管有不少艰辛甚或磨难;也并不仅仅故乡是一个记忆的寓所或精神的栖居地,才必须强制或无奈地将它保留。

我们的先辈都已经一一向我们逝别,我们自己就是先辈,尽管我们还不能理智地唯一地确信我们的先辈和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就是完美。但是,可以宣言的是——在社会变得越来越多极和错综之后,我们还存有一块一致的净地,这就是说服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的最终理由。我知道,这样的一些普通人心底的普通记忆,终将如偶尔光顾一条天河的一颗小行星,越退越远,直至消失,但它光顾的理由却也是充分的。

多少年以来,每逢清明或其它有共同假期,尤其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总会从不同的方向朝着乡下的那座老屋赶赴。有先有后,带着各种礼物——我奶奶长年吃素,孝敬的食品总是一些豆制品,笋干,糕点,这谁都知道;这时候,是老屋和我奶奶一年里最为充满着欢乐最为开心的时光,大人们烧菜的,打牌的,聊天的,放鞭炮的;小孩子大声嚷嚷着,跑来跑去做游戏。我奶奶坐在一把椅子上,呵呵地看着我们,听着我们跟她说东说西,说南说北,一脸的幸福。

看着每一个都经过她亲手养育的孙子孙女们每一年每一年地变化,我奶奶的心里比看到什么都欣慰和安详。当然最好的变化是没成家的找到好媳妇好男人成家,成家的早日给她抱上重孙子重孙女。事情就是这样。

那一年我有女友了。说好了,春节跟我一起去见我奶奶。那些日子我过得尤其舒展,我骄傲我也能有一个巨大的安慰献给我奶奶了。我甚至已经托谁把这个消息带给乡下的奶奶了。但是随着时间临近,忽一日,她变卦了。在愤懑,郁闷,委屈,哀叹,无奈等各种复杂心情的交错之中,我虽然把努力做到了最终,但最终还是失败。

就这样,我在极度的沮丧中,在短暂的黄昏——一年中最后一个黄昏中独自在大碶车站下了车。镇上的商店大都已经闭上了门板,几个小时前一定还是人头攒动,人声嘈杂的街道已经冷落下来。我默默地听着自己的脚步声走出下街头。迎面是一条沿河蜿蜒的更为寂寥的大道。寒风正面地打在脸上,我的眼睛开始慢慢地发酸。河面上寂寥无声,波纹像一只连连后退的兔子,怯懦和一脸的无助。路,从一个凉亭底下穿过去了,我知道,这里是车站到我的目的地的一半路程了。我没有在凉亭下面的石凳上休息,我也没有打量一下这个熟悉的亭子,甚至一点都没有注意到就已经经过了。从贺家朝西拐,路就与河道分离了。霎时,我就看到前面那座异常熟悉的村子了——杨家桥!

日光已经没有了,天地浑然而灰暗。零星的炮仗声已经在不时地响起。我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我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学生被老师召唤。我紧裹着大衣,身子在发抖。我手上空空如也。我甚至想到了回头。我一脑子只是这样想:一个夜,又要开始了;一个年,又要过完了。一个夜,又要开始了;一个年,又要过完了……

我轻轻地推开门。顿时,一院落的热气腾腾,一院落的欢闹,一院落的目光都扑在我的脸上。我的哥哥姐姐弟弟,我的姐夫嫂子弟媳,我的侄子侄女外甥女……我的亲人们都一起惊呼起来:好啊——,来了!齐了!

我走到奶奶跟前,轻轻地嗫嚅一声:

阿娘!【责编 晓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