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天新

伊斯坦布尔(Istanbul)

入选理由:一座横跨欧亚两个大陆的城市,拜占庭帝国的故都,名闻遐迩的“东方快车”的终点站。

游历时间:2002年夏天、2004年秋天。

候选城市:伊斯兰堡(Islamabad)。

在抵达伊斯坦布尔之前,这座城市已出现在我看过的电影里。例如,在根据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改编的影片《东方快车谋杀案》里,便有火车从水边(应该是世界上最小的马尔马拉海)缓缓驶出的镜头,那两座举世闻名的建筑——索菲亚大教堂和蓝色清真寺在眼前一闪而过。相比之下,诗人和音乐家似乎更喜欢美和宁静,因此,我们才有了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和叶芝的《驶向拜占庭》。

当伊斯坦布尔还叫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它仅仅占据色雷斯半岛的一个尖角,和罗马一样坐落在七座小山之上。这一点因为高楼林立而面目全非,如同改用拉丁字母后的土耳其语一样。作为“东罗马”留存下的痕迹是,土耳其和意大利的货币都叫里拉。在欧元启动之后,土耳其里拉成了世界上面值最大的纸币,一百万只能买一个小西瓜。直到21世纪来临,土耳其终于“瘦身”成功,去掉了六个零。

过去的25个世纪里,伊斯坦布尔先后被拜占廷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定为首都,有时作为桥梁,有时作为屏障,置身于各种宗教、文化或王权冲突的波涛之间。无论马可·波罗的旅行、中国的造纸术,还是印度-阿拉伯数码的传播,都不得不绕过了它。它的存在,也促使了哥伦布和达·伽马船队的远航。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伊斯坦布尔是世界上最令人垂涎欲得的城市之一。这样一座历史悠久、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当然是伊斯兰堡所无法比拟的,后者虽然贵为一国(巴基斯坦)的首都,但其历史却不到半个世纪。

与拥有黄浦江和苏州河的上海一样,伊斯坦布尔除了被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分为二以外,它的欧洲部分也跨过了七公里长的金角湾。湾北的新城贝伊奥卢是繁华的商业和娱乐中心,名闻遐迩的土耳其蒸汽浴室(Hamam)和各色各样的夜总会坐落其间,那里云集了前来淘金的俄国和东欧姑娘。当然,任何游客都必须小心谨慎,这座城市发生过的爆炸和暗杀事件难以计数,从苏丹到英国大使。

我萌生去伊斯坦布尔的念头是在20世纪最后一个夏天,那次我独自旅行到了希腊。在雅典街头的一个长途汽车站,停放着许多豪华大巴,其中一辆的目的地正是伊斯坦布尔。这辆巴士即将沿着爱琴海岸穿越希腊本土(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出生地)和色雷斯,所载的乘客大多和我一样居住在青年旅店。可是,由于我的时间所限,我那时只能遐想它屹立在水边的优美姿态。

三年以后,我又来到了欧洲,当我结束所有的学术和诗歌活动,不顾一切地从巴黎飞往开罗,在文明古国埃及游玩了一圈。之后,我爬上土耳其航空公司的客机,再次飞越了东地中海,抵达了马尔马拉海边的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从那里搭乘大巴并换乘有轨电车,来到游客云集的苏莱曼区,即金角湾的湾南老城部分,下榻在一家周围布满地毯商人的小客栈里。

在伊斯坦布尔逗留两天之后,一个不容我错过的节目是,坐轮渡到东岸的亚洲部分,那只需要花费两个美元和20分钟,便可以实现一次洲际旅行。在那里我才发现,土耳其人虽然与阿拉伯人和伊朗人一样信奉伊斯兰教,但只有极少数妇女头上包裹着围巾。即使那些个别的因循守旧者,她们选择的头巾也往往是浅色或彩色的。我还发现,发往土耳其境内的火车大多设在东站,包括首都安卡拉。而最令我神往的目的地则数德黑兰和大马士革,在两年以后的那个夏天,被我逐一造访了。

东岸的生活节奏明显放慢了许多,几乎没有高楼,房价也比较低廉。因此有许多白领阶层,他们上班在欧洲的商业区,下班回到亚洲。最令我难忘的是东岸有火车开往大马士革和德黑兰,还有就是在海边漫步的一家三姐妹。她们能说简单的英语,那两个姐姐均已嫁人,她们住在郊区,那天是到海边来散心。让我惊讶的是,她们竟然想托付我,为美丽可人的小妹妹物色一个中国夫婿。

苏莱曼虽小巧玲珑,可是除了旅游胜地以外,它还是个交通要道,包括轮船码头和火车站。伊斯坦布尔是一座来去自由的城市,巧合的是,那年夏天也是我一生游兴最浓的时候。几天以后,我随意爬上一列火车,沿着已被弃用的“东方快车”的线路,经过保加利亚的玫瑰花谷,前往索非亚。从那里再换乘汽车,抵达马其顿的斯科普里和阿尔巴尼亚的地拉那,一直来到亚得里亚海滨的港口城市都拉斯。

一周以后,我从黑海之滨的凡尔纳出发,乘坐一艘客轮,复又回到了伊斯坦布尔。当轮船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下面穿过时,我看到了水边昔日皇宫的雄姿。不过,除了残存的古建筑以外,这座迷雾深锁的城市也和东方的许多大城市一样,在资本主义的商业侵蚀中变得与世界其他地方相似。《土耳其浴室》曾经是法国古典画家安格尔的一幅名作,如今用这个标题搜索所得却是一部同性恋电影。

由于首都和国土的大部分处于亚洲,而足球和篮球等体育项目却参加欧洲人的联赛和国家杯,因此土耳其人的身份颇为尴尬。本来,他们在奥运会传统的优势项目只有小级别的男子举重。不过近年来,土耳其足球先后在世界杯和欧洲杯上打进四强,令世人刮目相看。但不知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否有助于他们加入欧盟的申请。无论如何,在西方人心目中,伊斯坦布尔不仅属于欧洲,且是欧洲最具特色的城市之一。

在初访伊斯坦布尔两年之后,我又幸运地获得机会,四次飞抵这座城市,且分别是从四个不同的国度:除了上海以外,还有马其顿、亚美尼亚和斯洛文尼亚三国的首都:斯科普里、埃里温和卢布尔雅那。其中一次飞越了外高加索和黑海的一小片水域,那次旅行让我想起了公元前5世纪的两位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色诺芬,他们分别以记录自己漫游的《历史》和《长征记》传世。

还有一次,我与几位中国诗友相聚在苏莱曼,并与一位酷爱文学的土耳其商人结为挚友。后来有一天,他开车带我出城闲逛,到了黑海之滨的渔镇西勒,还有马尔马拉海边的伊兹米特,它使我想起另一座港口城市伊兹尼克,即那座古代叫做尼西亚的商埠,爱伦·坡在一首冠名《致海伦》的爱情诗中这样写道:

海伦,你的美丽对于我

如同往昔尼西亚的帆船

在溢香的海上悠然漂过

把劳顿和疲倦的浪子载来

回到古国的岸边

这位早熟的美国诗人后来被赞誉为“现代主义文学之父”,他在中学读书时功课并不坏,却爱上一位同学的母亲,是她激发了他的写作灵感。

伊兹米尼已经属于小亚细亚的范围,在伊兹米尼西南三百多公里处。可惜由于时间所限,我们没能继续漫游,寻访荷马和泰勒斯的足迹,前者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传说作者,后者是有史记载以来第一个数学家和哲学家。泰勒斯定居的米利都是古希腊最早开化的爱奥尼亚人的中心城市,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人们只知道它坐落在爱琴海边,一条河流的出口处,那里与毕达哥拉斯的萨摩斯岛仅咫尺之遥。

有关荷马的生平事迹人们几乎一无所知,但一般专家认为,荷马大概是公元前九世纪或前八世纪的爱奥尼亚人,至于是否居住在米利都就无从知晓了。《伊利亚特》的故事主要围绕着特洛伊战争展开,且与希腊第一美女海伦密切相关。由于特洛伊战争比荷马时代要早一千到两千年,因此一般认为他是根据传说创作了这部史诗。无论如何,特洛伊的遗址被认为是在小亚细亚北部,即比米利都更靠近伊斯坦布尔的地方。这无疑又给了我再访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的理由。

事实上,拜占庭正是米利都人最初的殖民地,他们赶走了原先居住在此的色雷斯游牧民族,那是在公元前8世纪末。直到一千多年以后,拜占庭这个地名才被君士坦丁堡取代。这又让我想起本文开头提到的那首诗《驶向拜占庭》,她是爱尔兰诗人叶芝晚年的杰作。诗的开头这样写道:

那不是老年人的国度。青年人

在相互拥抱;那垂死的世代

树上的鸟,正倾心于它们的歌唱;

鱼的瀑布,青花鱼充塞的大海,

鱼、兽或鸟,一整个夏天在赞扬

凡是诞生和死亡的一切存在。

在叶芝眼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拜占庭帝国是个理想的社会,在那里物质与精神、艺术与政教、个人与社会有着和谐的统一;拜占庭艺术(尤其是中世纪时期)虽出自人工(精神)造就,却超越了自然(肉体)。诗人有所不知的是,在躲过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双重劫难之后,有些希腊著作(如丢番图的《算术》)也是经由君士坦丁堡传往西方。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小亚细亚或爱奥尼亚的文明通过与之隔海相望的这一小片土地得到了一部分传承。

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

入选理由:黄金之城,非洲的经济首府,也是最富挑战性和威胁性的城市,面临子弹和病毒的双重考验。

游历时间:2003年秋天。

候选城市:雅加达(Jakarta)、朱诺(Juneau)。

以字母J和I开头的城市都非常稀少,就如同黄金和宝石一样。约翰内斯堡作为世界的产金中心,1886年才开采出第一桶金——兰德金矿,1928年才正式建市,其历史比美洲西部的淘金热和旧金山的崛起要晚得多,但却在采矿业方面走在前列。这一点无疑得益于约堡优越的自然条件,四周连绵两百公里的群山组成了一条“金带”。正因为如此,约翰内斯堡享有“黄金之城”的美誉,如同加利福尼亚被称作“黄金之州”一样。

在拉丁语和德语里,约翰内斯(Johannes)等同于英语里的约翰(John),这是西方最常见的名字,源出《圣经》,因而在欧洲主要民族里被广泛采用。约翰在法语里是让(Jean),西班牙语里是胡安(Juan),俄语里是伊万(Ivan),荷兰语、捷克语和波兰语里是汉(Han),而丹麦语和挪威语里则是汉斯(Hans)。据说当年率先在约翰内斯堡进行城市规划的四个测量员都叫约翰内斯,故而得名,但如今人们喜欢简称其为约堡(Joburg),如同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被称为里约一样。

虽说我在欧美各大机场的进出航班时刻牌上时常看见约堡的名字(从南美和澳洲飞往南非的两个航班则首先抵达开普敦),却一直没有机会造访。直到2003年春天,一场可怕的“非典”疫情降临华夏大地,人们几乎都不到同城的朋友家里串门,我却接到邀请,准备前往南非的港口城市德班,参加第七届“非洲诗歌节”(Poetry Africa),组委会提供了可供购买头等舱机票的费用。有朋友戏称,这是用黄金交换诗歌。

尽管签证早已经通过函递在南非驻北京大使馆取得,我仍担心约翰内斯堡海关会拒绝入境。好在浙江并非“非典”的重灾区(如果换一个省区就不让入境了),因此,经过南非共和国卫生部的调查和审批后,上海海关才准许我出境。于是,五月下旬的一天,我搭乘机场巴士前往浦东机场。接下来的一幕令人难忘,机场安检人员和医生如临大敌,他们用远红外探测仪测量每一位乘客的体温。稍有偏差,即被请到一旁。这样一来,感冒发烧的人就不能搭乘飞机(估计也不能乘坐其他交通工具)了。

进入机舱以后,我发现里面的乘客寥寥无几,清一色的老外,全戴着白口罩,且每个人周围的三四个位置全是空的。途经吉隆坡换机时,马来西亚当局对我们的航班也采取了相应的隔离措施。可是,进入中转大厅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很明显,不同国度飞来的乘客混在了一起。白口罩可以摘除了,兜售纪念品的小贩毫无顾忌地和我攀谈起来。不用说,接下来那架远渡重洋的波音飞机里头的气氛完全不一样了,因为绝大部分乘客并非来自灾区。也就是说,我真的已经远离“非典”了。

在印度洋上空的十几个小时里,我想象过约翰内斯堡的繁华富庶和凉爽的天气,它的海拔高达1700多米,超过我居留过的安第斯山中名城——麦德林,更不要说它的绝对纬度了。当飞机穿越马六甲海峡和苏门答腊岛(一年以后它的西海岸发生了可怕的海啸),尤其是西印度洋的毛里求斯、留尼汪和马达加斯加诸岛时,我的心情被一些新奇的想象所刺激。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的不仅有圣雄甘地那“半裸的游方僧”形象,还有法国诗人查理·波德莱尔嫉恶如仇的目光。

直到飞机进入非洲大陆,盘旋并降落在约翰内斯堡机场,我的心跳又再次加快。倒不是担心入不了海关(在德班,接机的友人热情地和我拥抱亲吻,让我想起这个国家的HIV指数高居世界前列,非典对他们根本算不了什么),而是这座城市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偏偏从机场的国际部到国内部需要步出户外,并且在大街上要走上几百米。坦率地承认,约堡的坏名声让我望而却步,小心翼翼地行事。

早就听说约堡每天都有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甚至让见多识广的《纽约时报》记者也大开眼界。该报有一则报道是这样描述的:深夜时分,一辆偷窃来的豪华奔驰车把一辆满载货物的大卡车撞倒在高架桥的硬路肩上,卡车司机昏迷不醒,随后便有十几辆小汽车尾随而至,大模大样地卸运货物,旁边还有持枪的警卫。的确如此,绑架和抢劫案在约堡可谓是家常便饭,稍有抵抗,死神便即刻降临。我还听到这样的说法,在别的地方,窃贼用枪逼你掏出腰包,而在约堡,则先把你干掉再掏你的腰包。

伦敦出版的《卫报》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一天夜里,一名约堡妇女驱车路过朋友家门口,她是要替友人捎一样东西,或只是打一声招呼。这名妇女把车停靠在路边,没让发动机熄火。在她按响门铃的同时,从灌木丛中窜出一个黑影,径直闯入驾驶座并开始倒车。那名妇女尖叫着追赶过来,使劲拉住车门,因为她的婴孩在后座上。一怒之下,窃贼拔枪射击,打穿了她的肚皮,她的汽车和孩子随后消失在茫茫的黑夜里。

读完这两条报道,我完全理解,为何以南非生活为写作源泉的两位诺贝尔奖得主J.M.库切和多萝丝·莱辛先后移居澳大利亚和英国。有意思的是,最早获得诺奖的小说家纳丁·戈迪默却一直居住在约堡,她的出生地斯普林斯是约堡附近的一座矿业小镇。2006年春天,三名持枪歹徒闯入戈迪默的家,将家中现金和珠宝洗劫一空,83岁的她和保姆也被关进了储藏室。尽管女佣机警地按下报警按扭,但在保安赶到之前歹徒即已开溜。有意思的是,因为女作家安然无恙,媒体竟然纷纷感叹她的幸运。

显而易见,约堡如今的恶劣治安环境与从前的种族隔离政策不无关系,因为那些铤而走险的歹徒几乎清一色是生活在最底层的黑人。南非这样的社会和生态环境不仅给作家们提供了素材,也为政治家们创造了施展身手的空间。以诺贝尔奖为例,除了三位文学奖得主以外,还有四位和平奖得主——卢图利(前国大党主席,1960)、图图(大主教,1984)、德克勒克和曼德拉(1993),和一位独立获得生理和医学奖的微生物学家蒂勒(1951),他的主要成就是提取出了人类黄热病的疫苗。

以上四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有一个共同点,也就是他们都是种族隔离政策的坚决反对者。这其中,惟一的白人德克勒克是最年轻的一位,他出生在约翰内斯堡,在最后结束种族隔离政策的过程中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事实上,德克勒克当选总统后的第二年,即释放了关押了27年黑人领袖曼德拉,并与白人、印度人和有色人集团的领袖举行会谈。在此基础上举行了公民投票,结果有近七成白人支持他废除种族隔离政策。在曼德拉当选总统后,德克勒克出任第二副总统,确保了政权的顺利过渡。

所谓种族隔离政策(apartheid)原本是指依据种族或所谓的种族,将人限制在一定范围的做法,如一定的居住区,一定的机构(学校、教堂),一定的社会设施(公园、餐馆、运动场和休息室)。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叶,美国南方盛行公共设施的种族隔离,黑人民权运动即由此而来。但在南非,从20世纪中叶到后期,种族隔离甚至是全国性的官方政策。从一开始,这项政策就不得人心,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1961年,南非被迫退出英联邦。后来,英国和美国又对它实行了选择性的经济制裁。

当我在印度洋之滨的德班参加完非洲诗歌节——那里黑人学生列队向诗人们致意,司机开起车来就像是跳舞——结交了一批新的朋友,从南方的名城开普敦到首都比勒陀利亚都有,其中包括索维托(约堡的哈莱姆)长大的黑人诗人莱塞歌,他以其说唱歌手般的朗诵风格受到年轻人的热烈追捧。我忽然意识到,约堡毕竟是一座拥有两百多万人口的国际城市,难道那里的人们每天都面临死亡的威胁不成?很明显,莱塞歌的幽默感和享乐精神感染了我。

我和莱塞歌同路飞回约翰内斯堡,在他的陪伴下,我终于一见约堡市中心的真面目。那里高楼林立,与别的大都会没什么两样,只不过行人和汽车行驶的速度更快,钢筋水泥的比例也更高,且每一座大楼都戒备森严。遗憾的是,那次我只有两个多小时的中转时间,只能留待下回细细浏览了。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年以后,我的首部英文版诗选集《幽居之歌》在南非问世,设计和印刷精美,甚至在约堡机场的候机大厅里也能见到。

在以字母J开头的城市里,阿拉斯加州的首府朱诺也是以开采金矿起家的,且发掘的时间比约堡还早六年,此前一直无人居住。不过,朱诺金矿的储藏量非常有限,1944年就关闭了。之后,渔业、林业和旅游业成为经济的主要支柱。许多美国人驾驶越野车,长途跋涉来到此地。而对于居住在远东的我们来说,即便有机会飞往美国东部城市,飞机也是选择安克雷奇停靠加油。尽管如此,朱诺却是美国面积最大的城市,每平方公里仅有四个人。

相比之下,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位于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岛屿——爪哇,其市区的人口四倍于约堡。不过,城市中最普遍的房屋类型是甘榜,但并非由甘蔗,而是由诸如木头或竹席一类的材料建成。相比雅加达这个名称,我更喜欢1949年以前的旧名——巴达维亚,那是荷兰殖民者命名的。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年轻时在这座城市做过领事,留下了许多风流韵事。我读过聂鲁达传记,这个机会是他自己争取来的,很少有人能有他那样主动的生活态度。【责编 荣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