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镜

在乌鲁木齐事件的余音里，重温萨义德的经典著作《报道伊斯兰》是件困难的事情。网络上流传的血淋淋画面记忆犹新，朋友们关于维吾尔及穆斯林的争论也还时时耳闻，媒体特别是平面媒体的后续报道又紧随而来了。摆上台面的成果都在意料之中，有中产阶级生活周刊以游记体大抒边疆与异族风情，有半官方新闻杂志痛斥暴徒暴行，也有人物类周刊选择维吾尔精英人士采访之报道之。

这令我想起《报道伊斯兰》中的段落。继《东方主义》和《巴勒斯坦问题》之后，在这部首版于1981年的著作中，萨义德透过对石油危机、伊朗革命、伊朗人质危机，及沙特公主事件等特定事件中，美国国家政策、学者专家意见以及媒体报道三个环节的分析，呈现了伊斯兰在美国主流社会中面临的传播困境。

在以他特有的用心良苦极力反驳了上述三个环节的代表性人物和意见之后，萨义德毫不客气地透过批判他在美国的对手，而把他们塑造成一个共谋的利益体。对于伊斯兰有意无意的利益曲解，根深蒂固的社会偏见，以及狭隘的文明优越感，和有眼无珠的倾向性分析是他们最大的共性，正是他们，借助强势传播力量，一次次地将伊斯兰描述成最危险的宗教，将穆斯林异化成为广义的恐怖分子。此处可聊举一例，萨义德对提出文明冲突论告诫美国警惕伊斯兰和儒教的亨廷顿的评价是，“一个拙劣的作者与粗率的思想家”。

一面是书中萨义德对美国主流社会观察伊斯兰的方式的批判，一面又是现实里乌鲁木齐事件所显露出来的“中国图象”，作为读者，其理解与反思的矛盾正就发生在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