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 舞

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批评龙应台。而且,对这样一位1980年代中期凭借《野火集》猛烈抨击国民党威权统治、大力倡导公民意识的“民主斗士”,对她的任何善意批评,都可能被某些人士利用。

10月24日午后,去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参加场面异常火爆的“龙应台《目送》新书见面会”。似乎只有一个女生就龙应台早年文章对北京的印象表达了一些不同意见,其他众多提问,几乎都是压倒性的崇拜。

但龙应台去年的《亲爱的安德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2月)就让我有些反感。一位旅美的朋友更“刻薄”:“要做到这类,凝视背影得是朱自清,看信的也得是傅聪——写信也得写给读信的好对手,才能有好信。”三联书店这样的出版重镇用“21世纪的《背影》”来宣传《目送》,让我深感遗憾。

龙应台近年日益引起我反感的就是她流露出的矫揉造作。当然,这种观感因人而异,不少女性读者就很享用她这种风格,尤其是和父亲逝去、母亲老年痴呆的龙应台有着类似家庭变故的读者,阅读《目送》会更有共鸣。

如书中所述,她在世界各地旅行时翻阅的多是生僻方志,如《曹溪通志》《蜀志》,以及古代典籍如《诗经》《格物总论》《本草》,经书如《楞严经》《起世经》等。要知道,目前存世古籍中还没有发现单本《蜀志》行世。至于《格物总论》,连全球汉籍藏书第七的台北“中研院”史语所的图书馆都没有。正是在这个“线装书”问题上,龙应台再次流露出她的矫情,她在《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大手术后给的静养建议是,“到湖边去休息,看看水和柳树,放一箱线装书在柳树下,线装书书目我提供,从陆游《入蜀记》到苏轼诗集,我帮你准备。”(P104)

类似的刻意抒情还有很多,比如,为了凸显以儿子邮件为重的急迫和远道探视老母亲的孝顺,龙应台笔下多次强调她要参加的台北市“议会”险些被耽误。这样的矫情,其实是所有残存着“文人”因子的中国作家的通病吧。

在写到1999年～2002年间受马英九之邀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这段重要经历时,龙应台又忍不住抒情:“议会里,一片硝烟戾气。语言被当作武器来耍,而且都是狼牙棒、重锤铁链之类的凶器。你在抽屉里放一本《心经》,一本《柏拉图谈苏格拉底》,一本《庄子》;你一边闪躲语言的锤击,一边拉开抽屉看经文美丽的字。”这固然讽刺了台湾的民主乱象,但我非要迂腐地追问一句:在参加台北市“议会”的工作时间读闲书,这符合“在其位,谋其政”的基本政治伦理吗?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报》评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