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苏里

钱国红先生旧著《走近“西洋”和“东洋”》,副标题是“中日世界意识形成的比较研究”,应读作中日-世界意识-形成-的-比较研究,便一目了然。

之所以说刚出版的(商务/2009.08)钱著“旧”,是因为它脱稿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距今差不多15年。背后故事,钱先生“后记”中略有交代,但无可深究。这时间差,有某种隐喻,如同当年魏源《海国图志》刻印后在国朝的遭遇——它在日本闹得天翻地覆,在风雨飘摇的晚清,几被打入冷宫。作为普通读者,笔者惋惜的是,走了很多弯路探求那个时代中日两国知识人心灵结构的差异,钱著却早已有了初步结论。《走近》第五章“两个文人知识分子:魏源与佐久间象山”,作者对此有细致辨析与揭示:

日本前近代的儒学思维把生活实用、个人修养从政治中分离出来,使它们得以独立存在。相反,清末的“今文经学”思维在纠正考据学脱离政治的倾向以后,把即将分离的政治和学问又合为一体。(P40)

魏源的“学政一致”与佐久的实学思想都有实用倾向,但方向大有不同:

魏源毫不怀疑传统思想的价值,把传统思想应用于现实政治,而佐久间象山却有意补充传统思想缺陷物理根据的不足。(P340～341)……魏源的立场源于他“器变道不变”的信念,“因此他的实学思想只停留在强调学问以及外来技术的有效性上”,而佐久“更热衷于‘实理、‘实验,他由此找到了一条接近西方思想的途径。”(P341)

因此,魏源与佐久对两国面临西方冲击形成的危机,认识上有着根本的不同:魏源认为,“即使是承认西方文化具有某种价值,那也不等于说就一定会招致中国价值以及文化的崩溃。”危机的根源,在于中国“人心之积患”,比之西洋文化和价值的威胁,更根本。而佐久认为,“危机在于固有价值缺乏学术根据”,价值危机源于“学力和智力的欠缺”,无论有形的——技术落后,还是无形的——对西方认识不足,皆如此。作者最后总结说:

魏源站立于东西方价值的中间,处于被动超越双方的立场。佐久间象山的立场是站立在东西价值的对立面,在将两者对象化的过程中,选择来自中国或西方的价值,选择的标准在于是否符合日本的现实需要。(P352)

两国知识人心灵结构的不同,导致对西方冲击(威胁)的认识,有着全然不同的结论。这背后,至少有两个因素。一是,日本接受外来思想的传统,使日本知识精英(因而影响民众)并不以固守本国价值为最高原则——极端说,日本没有自己的固有价值,西方冲击前,其价值来源于中国(虽经改造变成日本自己的),之后,他们有条件站在东西方价值的中间,通过对两者的对比,乃至两者的对冲,决定取舍和自己的立场。这一点在钱著中,多有说明和强调。

那么第二个因素呢?钱著中涉及不详。即作为形而上的价值系统与形而下的日常生活原则,中国知识人给了自洽两千多年的解说。说到底,西方冲击前,中国是价值的创造者、输出者,当西方价值迎面而来时,这种对撞是刚性的,躲无可躲。钱著拿魏源作例,说他被夹在两种“价值的中间”,——这还是头脑清醒、写出《海国图志》的一代知识精英的代表所取立场。对于绝大多数知识人,情形更加不堪。他们无法否定生命系于其间的固有价值,因而绝难全盘拥抱完全搞不懂的西方价值。他们几乎只有一个选择,便是与西方价值对抗。当所有对抗招数使用殆尽,中国知识人整体陷入更加可悲的命运渊薮:或者痛定思痛,选择彻底否定固有价值的路向,或者软弱无力地试图结合两种价值优长,开出国族生命新的篇章。前者,先后有两种进路,都失败了;后者,至今也还停留在言说层面,从无可能进到政治实践领域。

一族有一族的生活形态(政治的和日常生活的),或自然天成、以我为主,或借鉴、消化他人,由族人大体上共同信奉的价值所支撑,我们称之为“文明”。中国和日本同处东亚文明圈,价值主体来自中国,但形成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面临外来文明冲击的时候,其选择余地有着天壤之别。问题是,像中国这样有着价值主体性的国族,在西方价值躲无可躲的局面下,到底该选择何种姿态,以求国族的生存与繁盛?放弃自己,坚决对抗,事实证明都不是出路。贴狗皮膏药式的“融合”,也不是什么有价值的选项——一百年搞不定的事儿,人们有理由怀疑它的有效性。

必须承认西方价值及建基其上法权结构的有效性。必须承认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应该有将自己的生活安置在自己价值的基座上的权利。或说,中国自觉加入世界进程这一举动本身,能给我们解决中国与西方价值冲突带来隐秘的启示。

《走近“西洋”和“东洋”:中日世界意识形成的比较研究》钱国红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9年9月,28.00元

(作者单位:万圣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