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很少有国家符合共享同一历史、文化、或语言的模式。正如吴飞指出,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几乎没有,很多国家的现代性建构过程并不符合在单一民族的基础上建立世俗国家这一路向(譬如英国与美国皆是)。当代国家常为多民族国家,而“宪法爱国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常用来形塑及争取对体制的认同。吴增定质疑基于“宪法认同”解决民族问题的思路,在他看来,民族国家仅仅试图维持一个社会最基本和最低层次的认同——即以法律为基础的政治认同。但是,恰恰由于最高认同目标的缺失,那些在传统社会中处于亚层次的认同问题,譬如血缘、宗族、地域、阶层、人种和族群等,反而一下子跃居成为终极性和排他性的问题。在“神圣的帷幕”隐退之后,所有潜在的冲突都将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张健则揭掉了“文化多元论”的神秘面纱,在现代市场和资本的同化力量面前,以博物馆员的珍藏心态来保护“民族文化”,是否南辕北辙?我们一面消费各种少数民族文化产品(从苗族的蜡染,到藏族的喇嘛教到草原民族的所谓“狼性”),一方面又感叹“少数民族变得越来越不像少数民族”。从历史经验来看,将保护民族和文化多样性变为政治原则的结果,不见得一定是美好的。

对于中国,近代以来,夷夏之辨的传统命题变为如何将边民转化为公民的问题。中国近代国家的构建,不是以解构帝国构架为导向,不是以民族或区域为取向将帝国分裂为多个民族-国家,而是以整体的帝国作为变革的对象,使之适应民族-国家竞争的新形势。吴增定就认为,新中国虽然是一个现代国家,却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为她通过广泛的社会政治运动克服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并且创造了某种准神圣的目标,由此赋予了56个族群以真实的统一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明试图探索一条区别于儒教礼乐的道路来重塑中华民族的现代意识。尽管民族问题深陷于波谲云诡的地缘政治环境(见高杨文),尽管历史性的融合契机不断稀释,但作为一个现代大国,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以单一族群或族群对峙的状态缩回到民族国家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