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由于精湛的手术技术，在美国留学时落下了一个“三只手”的荣誉称号；曾任第八、九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会长，院长。校长，欧美同学会会长等许多职务和称呼，然而他最喜欢的还是别人叫他“吴大夫”或“吴医生”；说到兴头上，他会孩子般地开心大笑；谈到心酸事，却是声音哽咽。这位老人，就是吴阶平院士。

医生世家走出名医

1917年的除夕之夜，在江苏常州城的吴宅里，吴阶平呱呱落地，父亲为他取名泰然，后以“阶平”为号，是希望他走一次逢山有路的平坦^生。父亲吴敬义是个经营企业很有办法的企业家，为人正直，开明贤达，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创造才能和进取心，给吴阶平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幼年时，在吴阶平刚认得些许字的时候，父亲就把一本《三国演义》放在了他的面前，10岁之前在私塾读《四书》、《五经》，打下较好的古文功底。直到现在，提起此事，吴阶平都很激动：“我一生从《三国演义》中获益匪浅，它把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表现得淋漓尽致。父亲吴敬义主张子婿和亲戚们学医：你们长大不要到官场去追名逐利，也不要经商，还是好好读书，学技术。将来凭本领吃饭，还特别强调要做一个好医生，一定要到协和医学院学习。吴氏一门。出了四个名医：长子吴瑞萍，儿科传染病学家；次子吴阶平、三子吴蔚然、四子吴安然后来也分别成为泌尿外科学、普通外科学和免疫学方面的专家。吴阶平中学毕业时，父亲一语“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定乾坤，为他选定了从医的道路。1936年，19岁的他考入协和医学院。

在协和，同学们激烈竞争，奋力往那个象牙之塔的尖顶上攀登。考试的时候一般都得掉几斤肉，有的把床铺收起来督促自己彻夜苦读。吴阶平可不同，他轻轻松松，也温课，但照样玩乐，按时进餐就寝，吃得香睡得稳。吴阶平给自己下了这样一个评语：“很淘气，中学大学都没好好念书，不是一个用功的好学生。可是并没拉下什么，脑子没有停下来，倒是活跃的。”他是够淘气的。念解剖学的时候，同学们都在努力温课，拿起一块块骨头左看右看，左摸右摸；还要练习在口袋里放一块。只伸手一摸就能说出是什么骨头。吴阶平过来诡秘地一笑说：“会摸还不算数，看我给你们表演一个新鲜的。”只见他抓起一块骨头高高抛起，‘啪”地一下接住，并不去看，问大家：“你们信不信，我能马上说出这是块什么骨头。”同学们像看变戏法似地愣在那里，听吴阶平自问自答后一核对果然不错。事后他承认，他事先做了准备，故意唬人家的。吴阶平说：“我最讨厌死读书读死书。”他恶作剧捉弄人的事不断有，同学们只觉得他脑子灵，鬼点子多，并不怪他。学寄生虫课的时候，他对死记硬背这个蚊子那个苍蝇的也不感兴趣。这个淘气的学生又出花招了。他从饭厅里抓了一只苍蝇，用大头针插在软木塞上，盖上一个小试管，活像教学用的标本。他拿着见人就问：“你看这是什么?”考遍全校都不认识。吴阶平不由暗笑，拉起长声一顿一顿地说：“这叫家蝇，最普通的!”当初吴阶平刚进北平协和医学院时，并没有显示出一代名医的征兆。相反，他直到读完二年级仍对学习的兴趣不大，始终是个中等分数的学生，当上了本科三年级时，他突然意识到，再过一年就要做实习医生。而自己还完全没有做医生的本领，如何谈得上做好医生呢。从此开始发奋学习。

1939年吴阶平念到六年级了，病魔突然袭来，他患了肾结核，被切去右肾，不得不休学一年。他没有向困难低头，一边养病，一边继续用他那灵活有效的方法读书学习，掌握新知识。毕业是晚了一年，但吴阶平在协和八年打下的功底是深厚的。1941年，吴阶平作为四年级品学兼优的学生，担任了五年级毕业班毕业典礼的司仪。这是协和学生的最大荣誉。他手里的那根红木棒，棒上的每一道金箍上都刻着历次学生司仪的姓名。吴阶平的名字刻在第九道金箍上，第二道金箍上有他姐夫陈舜名的名字。

吴阶平在学校期间，特别受到泌尿科专家谢元甫教授的栽培与赏识。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北平协和医学院被迫停办。协和名医如谢元甫、钟惠澜、关颂韬、盂继懋、林巧稚等相继来到中央医院(人民医院前身)任职。院长钟惠澜高标准、严要求，健全管理制度，彻底改造这座过去由法国修女控制的中央医院。几度春秋，培养出一批学有专长的医务骨干，吴阶平便是其中出类拔萃的新秀。1942年他在中央医院任住院医师，以缜密的临床思维，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对他所经管的病人的病史、病情的发展和变化了如指掌。

1947年，吴阶平接受学校委派，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师从哈金斯教授(1966年度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吴阶平在他的指导下从事临床和科研工作，哈金斯非常喜欢这个年轻、勤奋的中国学生，有时看见吴阶平干脆利落地做实验、做手术，感慨地说：“你有几只手啊!”

由于手术技术不一般，吴阶平在美国落下了一个“三只手”的荣誉称号。不过吴阶平觉得自己技术特别好，不是因为手“多”了，而是由于自己的手比一般人的小些，特别适合做外科医生，他开玩笑说：“开个小口就进去了。”当他结束进修时，哈金斯以优厚的待遇、良好的工作条件恳切挽留，当时芝加哥大学正在大兴土木为赫金斯建科研楼。赫金斯把一张蓝图摆在吴阶平面前，诚挚地指点着说：“这里是你的实验室……”哈金斯还许下诱人的优厚待遇，并动员吴阶平把家属接去。然而吴阶平不为所动，他想的是谁能拯救在三座大山重压下灾难深重的祖国，对这一点他已有所认识。拳拳赤子心，耿耿报国情使吴阶平态度鲜明地做了坚定的回答。他连行李都没带，急匆匆赶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回到了祖国。不到一个月，古老的北京城就迎进了浩浩荡荡的解放大军，吴阶平为报国有门而深感欣慰，从此开始谱写他太有作为的新的历史篇章。

吴阶平回到北京医学院，在第一附属医院治病、教学、搞研究。三十多岁就当了副教授，又过几年成为教授。他认为共产党尊重知识，爱惜人才，自己被充分信任，感到大有用武之地。他当过外科主任、副院长。1951年他率领北京抗美援朝志愿手术队在烽火连天的战斗中抢救危重伤员，成绩卓著，荣立大功。他勤奋工作，屡有创见，未及“不惑”之年已成为我国第一流的外科专家，对我国泌尿外科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公认为学科带头人。

用针灸和中药治好了苏加诺的病

20世纪60年代，吴阶平受周总理的委托，曾先后11次为五个国家元首进行治疗。仅为印尼总统苏加诺就治疗过五次。为此，1965年1月他被苏加诺总统授予“伟大公民”二级勋章。

第一次为苏加诺治疗是在1961年年底——中国政府接到邀请，印尼方面希

望请中医去给苏加诺总统治病。当时，西方大国采取“冷战”政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进行各个方面的封锁、遏制。为团结第三世界打破西方封锁，中国方面欣然接受了邀请。临行前周恩来、陈毅曾专门跟医疗组谈话，吴阶平明白：这首先是个政治任务，必须全力以赴。

此前苏加诺有一个保健医生叫胡永良，是个华侨，福建人，建议请中国医生治疗，这样才请中国专家组去了。去的都是最出色的医生，而且英文很好。给苏加诺治病，用针灸，一开始他很害怕，吴阶平就让针灸专家在自己手上扎给他看，没事，他才接受了，接受以后很高兴。医疗组成功地赢得了对方的信任，也给两国外交带来了一些便利，姚仲明大使有事需要见苏加诺，苏加诺当时是一面反美的旗帜，如果通过正常的外交程序，由礼宾司安排，也许要等到两个月之后。吴阶平在给苏加诺治病时说，我们大使很关心你，希望看看你，苏加诺马上说叫他明天来。

做了两个月治疗，又过了两个月，苏加诺说，这个“中国咖啡”(中药)可真苦呀，专家知道他不耐烦了，这时候也想给他做一下检查了，检查以后心里就有了底。检查当天，x光片冲洗出来后，吴阶平进去一看，他那里有点进步，不是很大，但内行一看就能看出来。两位印尼大夫进去一看，的确有一点进步，吴阶平说你们去跟总统说，两位印尼大夫很高兴，就跟总统夸大其词，说总统阁下你好了，功劳记在了他们身上。这样就轰动起来了。

经过4个月的努力，取得了十分完满的结果。总统的私人医生、商业部长苏哈托专门把各国记者请到总统别墅，发表声明表示感谢，并介绍以吴阶平为首的中国医学专家们同记者见面。声明说，为总统进行治疗的维也纳医疗组曾经认为，总统的肾脏如果在三个月内或者最迟六个月内不能恢复机能，那么就必须动手术。由于中国医疗组的治疗，苏加诺总统的健康情况极佳，特别是他的左肾已恢复功能。总统现在可以避免动手术了，苏加诺总统和夫人设宴欢送中国专家，吴阶平为此被授予印尼国家二级勋章。从此后，苏加诺有个伤风感冒的，也要把吴阶平请去。

行医中南海的传奇经历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1976年，吴阶平与周恩来有20多年的接触与交流，上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在与邓小平的一次长谈中，向邓小平特别提到“健康问题可找吴氏兄弟”。他是周恩来最信任的医生。作为周恩来医疗小组的组长，他曾经担负周恩来晚年疾病的治疗工作，为拯救周恩来的生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健康问题处于无专门机构负责的状况。面对这一现状，1967年1月。周恩来指示中南海门诊部找吴阶平商量，拟出一个为中央领导干部健康服务的具体的办法，并决定成立“中央领导保健小组”，由吴阶平任组长。就这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吴阶平全面承担起了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1967年11月的一天，中南海派车来接吴阶平。吴阶平认识来人是陈毅的保健医生。难道是陈老总病了?吴阶平想。然而，汽车并没有开往中南海，而是开进了钓鱼台，吴阶平很有些诧异，看来和陈毅并没有什么关系。车到了钓鱼台17号楼，来人说：“我的任务就是把你接到这儿，请在这里等一下。”说完就离开了。一会儿，周恩来总理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走了进来，周总理开门见山地对吴阶平说：“从现在起由你负责江青同志的保健工作。”这完全出乎吴阶平的意料，他赶快说：“我是泌尿外科医生，负责保健工作不合适，日常保健最好请内科医生来做。”“可以请内科医生来协助嘛。”周恩来说，听了这句话，吴阶平不便再推托，接受了周恩来总理的安排。到钓鱼台17号楼不久，吴阶平便看到一位穿军服的女护士在毫无错误的情况下被江青撕掉了领章、帽徽投入了监狱，这让吴阶平觉得江青的情绪反复无常。在钓鱼台17号楼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看到的、听到的越来越多，吴阶平觉得有必要对将来可能会突然发生的事件叮嘱一下妻子。他知道妻子赵君恺的脾气很急，有了事从来是天不怕地不怕，万一哪一天发现自己突然失踪，不管哪里她都敢去闯一闯。这样一大家人可能都要麻烦了。所以他对妻子说道：“如果哪天我不回来，你就等。耐心等到我回来。千万千万不要找谁去闹。闹于事无补，只有坏事。”吴阶平望着妻子的眼睛一字、一句说得极为认真。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71年9月的一天，中南海门诊部突然接到通知，说江青“中毒”了。按照江青的命令，中南海门诊部顿时把所有的药都封存起来，关于江青的所有病历都抱来让她逐条审查，吴阶平等人也被关了起来，由江青的警卫员看守着。直到晚上9点钟，有人喊道：“把吴阶平带到17号楼。”大家都为吴阶平捏了一把汗。

来到17号楼会议室，吴阶平一眼看到周总理坐在那里，心里踏实了许多。听了周总理的提问，吴阶平回答说，我作为医生，现在没有发现中毒的迹象。周恩来巧妙地将话题一转，一下把江青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她听得津津乐道，把“中毒”的事忘掉了。到晚上11点，周恩来好像随口插了一句：“吴大夫，你休息去吧。”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吴阶平就这样被“解放”了。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吴阶平跟随领导同志一起上了山。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总理把吴阶平找去，通知他正式从“北二医”调往医学科学院任副院长。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正式访华期间周恩来全程陪同，直到尼克松登机离去时。然而，就在吴阶平等考虑如何让周恩来好好休息一下时，一个不祥的消息传来：5月12日周恩来在尿常规检查中发现尿里红血球超过正常数值!吴阶平拿着化验单紧锁眉头，作为泌尿外科专家，他最不愿意想的还有一种可能：肿瘤!医生们对周恩来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查，报告出来了，红血球数进一步上升，并发现了癌细胞。吴阶平从天津、上海两地请来了熊汝成、虞颂庭等几位老专家。经过专家会诊，5月19日确诊为膀胱癌!1973年3月周恩来住进了玉泉山的临时治疗室接受检查。并实施手术。吴阶平和医疗组专家未能挽回周总理的生命，1976年1月7日，一代伟人周恩来留下了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吴阶平回忆说：“就在那种时候他想的还是别人。听到那句话，我直掉眼泪……”追悼会后，邓颖超大姐把总理的亲属和医疗组全体成员找到一起，讲了一番异常恳切的话，特别对医疗组的专家们说：“你们该做的都做到了，我感谢你们!总理也感谢你们!”

参与毛主席遗体保护工作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当晚，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确定要保护主席遗体，让各界人士吊唁、瞻仰，时间初步定为15天。当时没有说要保护遗体，只是说上级要求，要想办法让遗体能够在追

悼会期间被瞻仰。医生处理这种问题，一般是往血里注射防腐剂，可是注射防腐剂后脸会变色。然而，就在追追悼会进行期间，中共中央又决定进行永久的遗体保护，并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以供永久性瞻仰。这就很麻烦，因为防腐剂已经打进去了，只能尽量地冲洗。

9月18日追悼会结束后，中央要将遗体转移到一个代号叫“769”的地方。吴阶平是毛泽东遗体保护小组的成员之一，从1976，年9月到1977年8月，吴阶平他们在地下工作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代号为“一号任务”的特殊使命。1977年8月20日凌晨运载遗体的车辆从“769”出发，按照事先制定的方案驶向了毛主席纪念堂。毛主席遗体保护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吴阶平开始把全部精力转移到早年的三个心愿上来：建立泌尿外科研究所，培育大批医学人才、建立泌尿外科学会和创办《中华泌尿外科》杂志。

“获奖专业户”最珍爱的是“伯乐奖”

为引导人们科学冷静地对待性医学，吴阶平做了大量工作。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他的倡议下，中国第一次以教委体育卫生司的名义出版了《中学生青春期性教育百题问答》的小册子，针对青春期进行性知识和性道德教育。从那以后，许多人都把有关性医学、性教育方面的书稿送给吴阶平审阅。

几十年来，吴阶平所获的奖励不计其数。可谓“获奖专业户”。然而，当原北京医科大学向他颁发首届“伯乐奖”时，他说：“我平生获得的奖励不止一种，但我最看重的是这‘伯乐奖。”吴阶平正是以自己精湛的医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生动清晰的讲解，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批优秀的外科学者和专科医生。

吴阶平不仅是一位医学家、教育学家，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曾有人称他为“中国‘医疗外交中的特殊‘大使”。他出任过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先后80余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吴大夫。后来成为一位国家领导人，但不论是在手术台上，还是在政治舞台上，他都是出色的。

如今，已是晚年的吴阶平依然在忙。他十分重视来自国内外素不相识的病人的求医信，每信必亲笔作答，而且当日事当日毕，决不过夜。

“国宝”的幸福晚年生活

1982年，吴阶平调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三年后，他回到母校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担任校长。其间，他曾先后为三个国家的首脑治病。1992年12月，吴阶平接替著名科学家周培源先生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此后不久，在1993年3月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为当今时代既为良相又为良医的典范。2003年3月，吴阶平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开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晚年生活。

1978年和吴阶平共同生活了45年的赵君恺因病去世。1983年，经人介绍，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高睿走进了吴阶平的生活。吴阶平与高睿结婚后不久，邓颖超大姐几次打来电话让他们夫妇去作客，并希望认识高睿。周总理逝世后，每当春暖花开时节，邓颖超总要邀吴阶平一家到西华厅赏花叙旧。一次，邓大姐深情地对高睿说：“吴大夫为党为人民做出了特殊贡献，他是咱们的国宝，你可得好好照顾他。不然我要批评你呀!”

作为“国宝”夫人。高睿深感任务重大，想方设法为吴阶平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她每天清早催促吴阶平下楼到院子里转上十几分钟，舒展一下胳膊腿，呼吸点新鲜空气。吴老很听夫人的话，生活非常有规律，会自觉做做操，散散步。

关于养生之道，吴阶平总是特别推崇“忙”和“动”二字。他认为，生命在于运动，动，非常重要，有两个方面：躯体要动，脑子也要动。尤其是脑子，人老了，脑子更不能停下，忙本身就可以帮助人们加强脑力活动。谈及养生保健时，他说过：“在体育保健上，要多活动，多思考，才能延缓衰老。当然要量力而行和坚持不懈才有好的效果。因此，尽管事忙，我每天也要心平气和地坚持半个小时的健身。”

吴老的业余爱好特别多，早在协和念书时，他的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桥牌就让一般的同学难以匹敌。他还喜欢京剧，吹拉弹唱像模像样。

吴阶平深知年华有限，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不可抗拒。这使他督促自己更加惜时如金。锐意进取，勤奋不止。他社会活动很多，又要主编刊物、写书、带博士研究生。在国外学术界他还有不少头衔，几乎每年都要跨出国门去参加各种活动。

吴阶平教授那过人的精力远远超出于他的实际年龄，大量的工作，繁忙的社会活动，他都能应对自如，令人钦佩不已。他告诫退休的老人，不要完全闲下来，要继续接触外界，联系社会，还要适当训练脑力，思考问题，这是保持健康的重要条件，切莫掉以轻心或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他兴趣广泛，什么球赛都爱看，篮球、足球、网球、羽毛球不用说，就连自己看不懂的手球也看；围棋虽然不懂，却对别人比赛的结果很关心；他桥牌打得不错，可惜舍不得花太多的时间去消遣，因为他是个惜时如金的人。

这些习以为常的自我保健活动，使吴老至今没有“老之将至”和“退下来的感觉”。他常说，自我保健“就是一种最好最有效的健身之道”。

忙碌中快乐着，快乐中忙碌着，晚年的吴阶平院士，依然在用他的妙手，挽回病人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