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接触以来,在如何整合中西文化问题上先后出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盘西化”、“中国本位”等观点,现代新儒学的代表贺麟对这几种观点都提出了批评和质疑,提出自己的中西文化整合观。

一、关于文化建设的“体”与“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仅是19世纪上半叶洋务派对中学与西学关系的一种理解与表述,而且是一种文化选择和文化模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致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中学为本,西学为末”,即以儒家伦常名教为核心的中学是本,作为富强之术的西学为末,二是“中学为道,西学为器”,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洋务派原本是试图在“器”“用”的层面上接纳西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体西用”文化模式的限度和“体”“用”之间的紧张日益凸显,儒学与西学的文化冲突进一步加剧。五四以后,现代新儒学的文化主张基本上还是沿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但是“体”的范围已经大大缩小,不仅不包括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甚至不包括传统儒家的全部思想体系,而主要是指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念。“用”的范围则大大扩充了,除了科学技术之外,也包括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观念。“中体”与“西用”范畴的消长,确实是中国近现代文化格局与走向的真实反映与写照。

贺麟批评了当时中国思想界流行的几种文化整合主张。

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贺麟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违背了体用合一的原则,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他指出,西学有西学的体与用,中学有中学的体与用,无论是中学还是西学,都是体用合一的统一体,因而不可以将体用分割开来,胡乱地嫁接在一起。在西方,精神文明为体,物质文明为用,科学为用,哲学为体;在中国亦是如此。西学之体搬到中国来,绝不能变为中学之用,反之亦然。

关于“全盘西化”论。贺麟认为“全盘西化”论仅从数量的角度立论,也有背于体用合一的原则。“全盘西化”论在理论上说不通,在事实上也做不到,根本没有必要把西方文化全部照抄照搬过来。如果真的实现“全盘西化”,中华民族将失去民族精神,沦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这样的结局恐怕是“全盘西化”论者也不愿意看到。他指出,全盘西化的论者忽略了民族精神为文化之体的意义,这是错误的;但主张从整体上把握西方文化的体与用,却有一定道理。他吸收其中的合理因素,进而提出“透彻把握西洋文化,创进发扬民族精神”的主张。他认为中国人应当以开发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力求对其“体与用之全套,源源本本,加以深刻了解,而自己批评地创立适合民族生活时代需要的政治方案”。“有了深刻彻底的了解后,不致被动的受西化影响,学徒式的模仿,而且可以自觉地吸收、采用、融化、批评、创造,这样既算不得西化,更不能说是全盘西化。”又比如宋明的理学,虽是与佛教接触很深很久的产物,但不能说是佛教化的中国哲学,只能说中国哲学将外来的佛教吸收融化,超越扬弃。所以,贺麟反对被动的西洋化,而主张主动地自觉地吸收融化、超越扬弃西洋文化。

关于“中国本位文化”论,贺麟也表示疑义。在他看来“中国本位文化”论把狭义的国家观念看成文化的本位或本体,完全没有弄清楚文化的体与用。“因为文化乃人类的公产,为人人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应该以文化之体作为文化的本位。不管时间之或古或今,不管地域之或中或西,只要一种文化能够启发我们的性灵,扩充我们的人格,发扬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文化”。此外,“中国本位文化”论还有一个弊病,即“有拒绝西洋文化以满足自己的夸大狂的趋势”,暗含着文化保守主义的狭隘心理。

在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分别进行了批评和质疑之后,贺麟阐述了他对整合中西文化总的看法。

第一,坚持体用合一的原则。在贺麟看来,“凡用必包含体,凡体必包含用,无用即无体,无体即无用。没有无用之体,也没有无体之用,所谓宋儒有体无用,近代西洋文明有用无体的说法,皆是不知体用合一关系的不通之论”。的确,无论哪一种文化,都是体用合一的统一体,西学有西学的体与用,中学有中学的体与用,不能人为地把体与用分割开来。“中体西用”的说法,显然违反了体用不可分和体用合一的原则,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

第二,坚持体用不可颠倒与统一性原则。贺麟认为,体是本质,用是表现,体是规范,用是材料,不能以用为体,也不能以体为用。“西学之体搬到中国来绝不会变成用,中学之用亦绝不能作西学之体”。其原因就在于体用不可倒置,中学与西学“各有其体用,不可生吞活剥,割裂零售”。

第三,坚持以体充实体,以用补助用的原则。所谓“以体充实体”,就是把西方的正统哲学与基督教精神同中国的儒学加以融会贯通,创立体现时代精神的哲学理论,所谓“以用补助用”,就是积极引入西方的科学技术,改变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状况,以求发展中国的物质文明。贺麟认为,即便是在精神文明为体,物质文明为用,或道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前提下,中体西用也是讲不通的。因为中学并非纯道学,纯精神文明,西学亦非纯器学,纯物质文化。“中国的旧道德、旧思想、旧哲学,决不能为西洋近代科学及物质文明之体,亦不能以近代科学及物质文明为用。当中国有独立自得的新科学时,亦会有独立自得的新哲学以为其体。中国的新物质文明须中国人自身去建设创造。而做这新物质文明之体的新精神文明,亦须中国人自身去平行地建设创造。”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这三种文化主张相比,贺麟的“以体充实体,以用补助用”方针确有其深刻之处。他站在哲学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比较注意把握文化形态的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防止了民族虚无主义和保守主义两种片面性。在贺麟看来,“以体充实体”比“以用补助用”更为根本,更为重要,因而也更为迫切。可惜,中国学人至今尚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过去国人之已经西洋学术,总是偏于求用而不求体,注重表面,忽视本质,只知留情形下事物,而不知寄意于行上的原则。或则只知分而不知全,提倡此便反对彼。老是狭隘自封,而不能体用兼赅,使各部门的文化皆各得其所,并进发展。”现在到了彻底扭转这种局面的时候了。于是,贺麟便把“以体充实体,以用补助用”奉为创建现代新儒学的指导原则。应当说,这确实体现了贺麟的独到见解。

第四,坚持以理性为体,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的原则。贺麟主张以自由自主的精神或理性为体,去吸收融化、超出扬弃那外来的文化和以往的文化,“不仅要承受中国文化的遗产,且须承受西洋文化的遗产,使之内在化,变成自己活动的产业”。以理性为体,以古今中外文化为用,反映了贺麟文化观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第五,坚持儒化、华化西洋文化的原则。贺麟认为,儒化、华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的问题,是儒家思想能否复兴,中国文化能否复兴的问题,意义重大。他指出,“西化”是被动的,而“化西”则是主动的。“化西”就是自觉地吸收融化、超越扬弃西洋现在已有的文化,是以我为主,而“西化”则可能导致奴隶式的模仿。只有以我为主,中国才不会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一味的模仿,则会陷入文化上的殖民地。将“西化”颠倒为“化西”,体现了贺麟的高明与过人之处。

二、关于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是贺麟文化整合观的基本命题和重要内容。为了论述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贺麟先阐述了关于新儒学发展的几个相关问题:

首先,新儒学与中国古代哲学。贺麟认为,儒家思想就其为中国过去的传统思想而言,乃是指尧舜禹汤文武成康周公孔子以来最古最旧的思想。就其在变迁中、发展中、改造中以适应新的精神需要与文化环境而言,也可以说是最新的思想。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里,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与古代的交融,最新与最旧的统一。

其次,新儒学与西方现代哲学。在贺麟看来,西方文化大规模的输入,是儒家思想发展的动力。表面上,西方文化的输入好像是代替儒家,推翻儒家,使之趋于没落消沉。但是就像印度文化的输入,在历史上曾开展了一个新儒家运动一样,西方文化的输入也将大大地促进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立在排斥西方文化上面,而是建立在彻底把握西方文化上面。西方文化的输入,给了儒家思想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考验。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方文化,以充实和发展自身,儒家思想则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发展。否则,儒家思想就会消亡、沉沦,甚至永远不能翻身。

再次,新儒学与五四运动。贺麟认为,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危机。文化上有失调整,就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中国近代政治军事上的国耻,可以说是起于鸦片战争。中国学术文化上的国耻,却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儒家思想正式被中国青年猛烈地反对,可以说起于新文化运动,但儒家思想的消沉、僵化、无生气,却早在五四运动之前。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

最后,新儒学与中国现代思潮。贺麟指出,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复兴的本质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就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儒家思想的命运,是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盛衰消长不可分的。因此,贺麟断言,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

在论述了新儒学发展的几个相关问题之后,贺麟阐述了儒家思想新开展的途径。在贺麟看来,儒家思想包括三个方面:即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炼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冶性灵,美化生活。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相应的也是这三个方面:

第一,以西方的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使儒学哲学化。贺麟认为虽然形成了儒家唯心主义传统,但儒家并没有像西方哲学家那样从理论上开展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因此,应当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的哲学,以充实自身。为此,他在探索儒学哲学化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他用新黑格尔主义中“心即绝对”的观点发挥儒家的“仁”说,将仁学理解为一种唯心主义的宇宙观与本体论。按照贺麟的理解,儒家的仁学不仅是道德的范畴,而且是哲学的范畴,他显示着精神本体的存在,构成了宇宙的总体联系,规定着自然万物的本质。儒学中的“诚”也同样含有哲学意味。贺麟认为,有必要把传统儒学中的道德本体提升到精神本体的高度,从而为现代新儒学奠立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

第二,吸收基督教的精华以充实儒家的礼教,使儒学宗教化。贺麟所说的“基督教的精华”是指渗透在现代基督教中的现代意识、理性精神。贺麟认为,中国的儒学没有把道德观念同宗教精神紧密地结合起来,因此,需要引入基督教的精华。他指出,传统的儒家礼教虽有权威性,但家庭制束缚性太大,从而缺乏鼓动性和感召力。现代基督教“到民间去”的训导精神正好可以弥补礼教的不足,为道德注以热情,鼓以勇气,冲淡礼教的宗教色彩,使之趋于社会化。

第三,领略西方的艺术以发扬儒家的诗教,使儒学艺术化。在贺麟看来,儒学本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可以说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合一的文化系统。但它后来却走向了片面化,对艺术有所忽略。由于《乐》经佚亡,乐教中衰,诗教也走了下坡路,致使传统儒家思想失之严酷、枯燥。吸收基督教的精华以充实儒家的礼教,西洋艺术的浪漫主义精神可以冲淡陈腐的道学气,使儒学走出情感误区,更富有感召力。

对于贺麟关于儒家思想新开展的论述,我们认为贺麟的论述看到了儒学在未来社会的作用,具有合理性的一面。但是必须明确,当今世界呈多元发展的趋势。尽管儒学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可以成为对于未来人类面临的挑战有发言权的学说,并以其特有的人文精神,在缓解人类面临的三大紧张,即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人际关系的紧张,人的心灵的焦虑与紧张方面作出其他文明难以替代的贡献,但是儒学毕竟只是多元文化中的一元。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而不仅仅是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参考文献:

[1]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M].独立出版社,1943.

[2]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M].商务印书馆,1990.

[3]贺麟.文化与人生[M].商务印书馆2005.

作者简介:

张格东(1964—),男,河南鹤壁人,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