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研

叶研北京人,1968年去云南建设兵团,1977年上云南大学,1981年到《中国青年报》。写有通讯《海狼不是天生的》、《准备离机,跳!》、《抢浪,跟上红旗方阵!》、《步兵连,冲击!》等。先后多次赴南极、北极、珠峰、高黎贡山采访,行迹中国周边12国及世界三十余国。为中国新闻范长江奖获得者。

兄弟我16岁那年掉进了蜜罐里。

一个连队的知青们,来自三所女校,一所普通学校。看来当时的当政者办事,压根儿谈不上什么责任心。你就算是移民迁徙,也得学学秦始皇把五百童男配上个五百童女吧?

每所女校一二十个女生,最后那所普通学校十来个人,又有差不多一半女生,整整一个连最初总共56个女生,6个男生。连一副八抬大轿都凑不齐人总归不大好,于是陆续补充了几名男生,但总体大致还是五比一。演出《沙家浜》“奔袭”一场,饰演郭建光的男知青梁泽溥威风凛凛地喊道:“林大根、张松涛!”两位穿着新四军男式军装的美女(林美兰、张红革)应声:“到!”因为本连凑不齐剧情需要的“十八棵青松”,只好弄了几棵女青松,说起来很无奈的。不过看来女青松们都很爱穿上男式军装上台比划比划。

其他连队的男生对二连男生的艳福嫉妒得几乎发疯,经常凶巴巴地说:“你们二连?娘子军连!”这基本上是吃不到葡萄才说的话。以兄弟我当年的眼光以及现在的眼光,二连的葡萄们当年均在17岁到20岁,豆蔻年华,娇艳欲滴(肉麻吗?兄弟我偏这么写,自认是正人君子的请绕行),秀色可餐,十分养眼。如果哪位二连的葡萄看到本文,兄弟我负责任地说,二连所有的葡萄都是美丽的。诸位美女如今都资深得带孙子了,因此就不要再在心里去争谁谁更美丽了,一概美丽,好吗?总之四排草房早早晚晚莺声燕语,我说的“掉进了蜜罐里”,就是指这种奇特的生化环境。注意,不是人员环境——生化环境。彻底的生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整整三年,兄弟我身边美女如云。那些美女的目光让十六七岁的我等男生建立了明白无误的性别意识。哦,或许那些落到男孩们心底的目光就是造就硬汉的标准。二连的男生(请原谅本文不能一一提到各位哥哥的名字)懂得了担代,学会了优雅。从那时就知道退却在后,行走在前。

二连的男生徐晓文大我一岁,也就17岁。年纪轻轻,已颇具兄长风,干活凶狠。有两位男生比我小,当时也就刚15岁吧。以当今世事而论,应是穿着校服蹬山地车听MP3打游戏机的角色。估计来不及完成成年男子的心理准备,就进了深山雨林。加上年幼体弱,一开始拿不出英雄豪气,抡起砍刀来不那么剽悍,所以被女生背后叫了两年“少爷兵”。

少爷兵之一高振东生得皓齿红唇,眉清目秀。长相气质和贾宝玉有一拼,而且偏偏分到了女儿国一般的二连。山高水低的场合,时时处处被徐晓文呵护着。为了躲开进山下苗圃的力气活,找个机会当了卫生员,整天弄个脸盆洗针管,也不知到底有多少针管需要洗那么长时间。

娘子军连的男孩什么时候长成硬汉,该少爷自己浑然不知。只知道该少爷18岁下了惠民山,混入正规军的步兵连。转到纯男人的世界,突然觉醒,雄性勃发,匪气沛然,出落得虎背熊腰。万米武装泅渡领先,掰腕子一扫全连男兵,干体力活比下去了一群农村兵。兄弟,别忘了,那正是二连姐姐们的期待。

二连的男孩就这样在异性的注视下长成了一群顶天立地的硬汉。用时下没皮没脸的媒体爱用的大词儿,二连的男生是真正的英雄群体。区区十来个人,敢和实力雄厚的外连比赛游泳、排球、篮球,不输骨气。文艺汇演敢与强连并立,各领风骚。干活不说了,扑救家火、山火,烧得毛焦皮绽,不顾死活。

说起娘子军连,兄弟我还得说,去他娘的洪常青!兄弟我就讨厌那种高大全的人,高大全的人往往和太监差不多。二连的男生对比起高大全来,必定是吊儿郎当浑身带刺的,而且关键是懂得爱惜女生。一个连,十来个男生,苦累是承担不完的。弄得把金枝玉叶的美女们也当牲口使唤。本应铁石心肠的兄弟我和二连男生就是从那时被搞得有点怜香惜玉,说好听了就是侠骨柔肠。

兄弟我长相不济,和二连美女们不够般配。毕竟架不住少年风华,胡乱有过几年玉树临风的时光。如今兄弟我一把年纪,豁出去了,我敢公开说,尽管不般配,但我爱二连的好多好多女生。理由很简单,她们值得爱。

爱心也时不时飘飞到其他连队的酸葡萄们身上。如果该酸葡萄甲后来被惠民男知青所收编,那兄弟我这厢有礼了。爱本无罪。无非是制度无法安排,文化不能接受。如果该酸葡萄乙后来被惠民以外的什么人收编,那我当年就惦记你老婆了,有气憋死活该,谁让你当年不知在哪儿猫着呢?

爱而不语,是为贼。暗恋全营许许多多人,是为贼。由此分析,贼的自我意识和硬汉意识早在大山里已同时萌动,而且贼心茁壮。

“同连的你”不像后来青年人唱的《同桌的你》那么贫乏寡淡,毫无想象力。什么借块橡皮、什么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之类,鸡零狗碎,平庸苍白。

兄弟我洒遍惠民都是爱,所以照主流伦理说,很不正经。荒谬的是,很不正经和绝对纯洁并存。手都没拉过,你爱信不信。二连哪位佳丽的玉手当年被兄弟我触过,可以检举控诉,追诉期延至永远。但是有一两次例外,好像是扛木料过几根毛竹搭的桥。毛竹弹性很足,一踩一弯,下面溪水涣涣。几个男生过桥后,站进小溪,扶着女生过河。兄弟我终于有了充分正当的理由先后托住数位美女的玉臂,贼心大悦。你们这些后来娶了本连葡萄的臭先生们,本贼在你们媳妇没过门儿的时候就触摸了你们孩子妈的玉臂(王小波语:“捷足先登”)。气死活该!谁让你当年不知在哪儿猫着呢?再说了,如果不是本贼等人曾在一两次的确有点危险的地方搀扶,摔瘸了哪一颗特定的葡萄,她就成不了你们孩子妈了。我敢断定,你们中有些人是不够胆量娶一个瘸腿女人并同她牵手一生的。老实说兄弟我也不敢担保本贼有这种胆量。经仔细回忆查证,兄弟我白白在二连美女王国里混了三年,就这点儿浪漫事。对比当今动辄同居的青年一代,本贼乏善可陈,很羞愧的。

去年和70名知青回到惠民山,兄弟我突然捶胸顿足地看到了二连情事的全貌,一个许多年、许多年没有正面想到过的故事。这就是全连56个(后来是不是还增加了几个)女生,没有一个嫁给二连的男生。

这个世道怪诞的事情很不少。兄弟我的裤子被一枪打了两个洞,不在老山前线,不在喀布尔,不在黎巴嫩和以色列边界,而在某地街头。兄弟我最低的工作温度近零下50℃,不在北极点,不在南极点,而在东乌旗。怪诞的意思是,看起来好像应该A一下的地方,始终没有A成;而不该A的地方倒A个没完。所谓“该A不A”的典型事例就是在以男生为稀有物种的二连,同连知青之间的婚事为零。零就是没有故事,似乎是“好二连女不嫁二连男”。兄弟我见到几位哥哥姐姐喝醉以后决定写下这篇形式为零的故事。

好在二连最后一名优秀的男生梁泽溥下手一举擒获了五连著名的美丽女生于予春。没必要去弄清是该女生俘虏了该男生,还是该男生逮捕了该女生,反正叫结婚证也好,叫逮捕证也好,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及对当事人行为的约束力,因此在兄弟我看来结婚和逮捕差别甚微。逮捕五连著名美女事件为二连的众贼长了脸。每逢知青聚会,二连男生为这段姻缘风光无限。

二连的闺秀们出阁,均为离开二连以后的事。因为星散九州,音讯阻隔,兄弟我连吟一句“之子于归,言秣其马”的机会都不曾有。姐姐们被约56名艳福不浅的二连以外的臭男人收编,或者说逮捕了那些艳福不浅的臭男人。当然其中还应该包括本连某葡萄和外连某男生喜结连理的佳话。至于为什么毫无道理地在这些姐夫们、如意郎君们前面加个“臭”字,那是因为兄弟我是个贼,我就愿意加,我就浑不讲理,我就赖,我就急了骂人。没准儿姐姐们的夫君们听了还洋洋得意地偷着乐呢。而且说不定哪位姐姐在私下真的喊她那位臭男人为“臭老公”或“死老公”呢,这已经不是骂人了。只怕年深月久,她们已经失去了喊“臭老公”兴致,或过了半辈子也没产生过喊一次“臭老公”的情趣。那是他们之间的事,与本贼无关。

曾经不止一次隐约听得好像是本连男生甲和葡萄甲、男生乙和葡萄乙、男生丙和葡萄丙走得很近,据说都是到了回北京时“问问父母”的阶段,但都没有下文。那都是本连干活最苦的男生和干活卖力的女生的故事,让本贼扼腕叹息。或许,那些仅仅是传闻,统统是传闻。天哪,不仅婚事为零,难道情事也非要是零吗?不仅“好二连女不嫁二连男”,而且“好二连女不恋二连男”!天理何在?

后来看到该男生甲、该男生乙和该男生丙弄到手的媳妇(本贼该叫嫂子)颇贤惠美丽,而该葡萄甲、该葡萄乙和该葡萄丙的夫君亦善良敦厚,甚至有的的确比二连男生优秀,也就算了,人家就这样挺好。娶得也挺好,嫁得也挺好,瞎遗憾什么呀。看到同回惠民的三位二连男生带着在二连外面搞到手的夫人,姐姐们俨然长者风范,纷纷夸赞那几个弟妹贤惠美丽云云。可见零也正常。

但零毕竟是零。也许,这才是我见到二连跛腿女职工李菊芳的外孙忽然说“这是我们二连的后代”的深层原因。也许这就是我们接纳当年关系不睦的杨召益的原因。二连的男职工善待了一个二连的跛腿女孩。一个有些斜视的普米族青年,用他劳苦的一生告诉人们,什么叫作情重如山。

这是一个当代青年看得到却看不懂的故事。惠民是何等山清水秀的地方,咋就不敢舍得一身剐,拽个女生在高山湖边凤尾竹下正儿八经地谈一把恋爱,英雄美人缠绵一番呢?什么都可以错过,惟独不该错过青春;什么都可以辜负,惟独不该辜负我深爱的山林。问这事,说来就话长了,需要说到“年代”。

那个年代颠三倒四的事很多,兄弟我明明是个结巴嗑子,偏薅着我去省广播电台当播音员。很胡闹的事情,不去还不行。通行证发下来,写着“经景洪到昆明”,没商量。

本贼在二连的最后一年官拜生产建设兵团的班长。我的排长是个美女,好像是在我临走前约我谈话。美女排长低着头,手扯着小路边的树叶(兄弟我以理想中的记者的职业道德保证,没有搞虚假报道)说:“不知不觉就有了……”

“有了什么?”贼班长问美女排长。

“……感情。”排长当时已是共产党员,讲感情百分之百是讲无产阶级战斗情谊。弄得当时只是团员的贼班长至今牢记这段无产阶级感情。如此看来,当时兄弟我是一个纯洁的贼。和葡萄们共同投身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宏伟叙事中,自然都是战友情谊。数十年后见到排长,该佳人已成为相当资深的美女,并合情合理地早就忘了“手扯着小路边的树叶”说的话。

——革命战友。这大约就是我们(二连男生)为什么一直没有对二连那些美丽的葡萄下手从而导致资源外流的原因。

当年男生们弹着吉他在公路边成排耸立的野芒果树下唱《从前你这样》,被圣洁的葡萄斥道:“都什么时候了,还唱这种歌。”于是男生们自知很不革命化,思想很不健康,世界观很欠改造。兄弟我更做贼心虚,忙不跌地斗私批修,自我改造。现在的小伙子们看得懂这些话吗?孩子们,不是神话,不是天方夜谭,也许正是你妈和别的葡萄阿姨对本贼叔、少爷兵叔叔或别的二连男生叔叔说过:“你们需要改造世界观。”叔叔们哪里还敢想入非非?——在那个年代。

至于美丽的葡萄没有找二连男生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如兄弟我之类的个别男生变成了很地道的贼,天下自然没有良家少女找个贼当丈夫的道理。把贼们刨出去,二连的男生(请原谅本文不能一一提到各位哥哥的名字)有一个算一个全都踏实厚道朴实无华,可也没得到哪位美丽葡萄的垂青。其主要原因是二连的男生年龄偏小,以至于后来长大成人也不被当人看。据合理猜测,她们绝对集体订立了狠毒的盟誓:绝不嫁给这些二连的浑小子!中国男人比外国的树都多,如果中国男人不够挑,世界上有二三十亿男人,咱们长得这么美丽,还愁找不着丈丈?

离开美女国后,几十年劫波历尽,兄弟我越来越不齿与正人君子为伍,成了彻头彻尾的贼。本贼早已不再纯净。说不上拈花惹草,但属于六根不净。表面上老成持重,心里却自由地爱着见到的美丽异性。爱恨尽随心,肆意不妄为;吃喝不嫖赌,唱歌不跳舞;犯上不作乱,崇洋不媚外;低头不认罪,读书不看报;干活不挣钱(一只为糊口,二没本事挣不来大钱),流血不流泪(偶尔失态另说)。

兄弟我后来端上了新闻这碗饭,成了没皮没脸的中国记者之一。

有人会说,你不应该骂记者。

那该骂谁?该骂什么?

该骂谁,是人都明白。

所以兄弟我很乐意说“我是土匪,我是贼”; 所以兄弟我从业37年,干广播时不听广播,办报纸时不看报纸。兄弟我人非圣贤,身在江湖四十多年,不敢说没干过一点没皮没脸的事,但为了说真话、干人事,我敢说,兄弟我尽力了,已经脱了几层皮。

40年前,在美女们的目光里,兄弟我学会了扛住该扛住的一切,舍弃该舍弃的一切,爱该爱的一切。只是没学会珍惜该珍惜的一切。

听我说,听我说,没有原点

有一天兄弟我离开连队,离开从云南勐海起算65公里处的一片草房。我想不起离去那天的所有细节,忘了是雨是晴。总之从那天起,我渐行渐远,远走他乡。

当兄弟我挥霍了生命中精华的40年时,才看出自己人生轨迹在地球上划来划去,而原点,或者说起点,或者说始发点,在那个连队。公路靠近连队的地方,栽着一座很小的里程碑——“65”。

2001年12月到2002年1月,我和同伴从南极点美国阿蒙森——斯科特永久性科学考察站返回南美洲的蓬塔阿雷纳斯途中,被极地风暴困在爱国者山营地21天。气旋一个接着一个,有时同时三个气旋裹着雪粒横扫西南极。1月2日最高风速每秒50米。极昼的日子里没有白天黑夜。帐篷里像火车车厢一样震动,风如狮吼,可以看到雪涛在篷布外横飞的影子。帐篷外雪齐胸高,出门要用铁锹挖雪。

滚动的气旋之间会出现几小时的晴朗天气,但等不到智利的运输机飞来天就变脸。关键是我们已经在帐篷里过了圣诞和新年,按原计划天数带的烟抽光了。我找回帐篷中用来当烟灰缸的啤酒罐,剪开,获得十几个黑黑的湿烟头。撕开,晾干,得到一小撮烟丝。

在晚饭后享用第一支卷烟。公共餐厅是个大帐篷,无疑是不准吸烟的。我躺在帐篷外的雪地上,省得雪粒打脸噎人。雪粒在风中互相撞击,失去了最初的六角形。我嘬着烟心满意足地想,不错,我走完了第二个90度,这次是南纬。六年前我走过北纬90度。笼统地说,那是地球自转轴的两端。

在身体的迎风一侧埋平了白雪时,看着阵阵雪涛匆匆掠过的天空,我想起全部生命旅程启始的原点——那个栽着“65”公里里程碑的连队。

“我们热诚的心带着真理,走遍了遥远的国家。”(《怀念祖国》,〖苏〗多尔玛托夫斯基词,萧斯塔科维奇曲)从原点到异乡,从少年到白头。兄弟我曾在地球的许多角落回望原点,好像回望家园。尤其是每年的11月(离京)到12月(到达连队)。

这种怪异现象后来我才意识到。比如1995年的11月16日上午,兄弟我牵着一匹军马(心疼马,不骑了),一步一喘地向中哈边境的5042哨所爬坡。哨所的代号就是它的海拔标高。好像是五连知青打来电话,他们(好多敦厚的男生和好多可爱的女生)邀请我参加知青聚会,我说我不在城里。我分析,大约和三百多北京男女知青共同度过筚路蓝褛的日子,是我怀念原点的重要原因之一。又比如1988年12月,我作为第一名非军方记者随海军编队航行在南中国海的台风里;2006年12月我带一个车队从北非五国插到中东,又单车抵近黎以边境以色列陆军和真主党民兵双方炮火射程之内……还有哪次?出行日记不在手边,说不上来了,也许还有。

捋到根上说,当年兄弟我也是少年痴狂,如虹心愿远在天边,惟恐走得不远,才走到边陲古滇,寻下这个地方作为人生的原点。

离开连队的时候,没有文人酸腐,没有书生惆怅,倒很像下山的绿林好汉,洋溢着一身蓬勃刚健的匪气。起初若干年我也没察觉,我从连队带出来的是什么。

在连队三年浸洇来的是一种只有老兵油子才具备的浑不吝的劲头,唬也唬不住,压也压不倒。啥都敢碰,哪都敢去,想啥说啥。我观察,后几茬中国男子之所以长不成爷们儿,而永远停留在小白脸阶段,或干脆成了太监还偏要叫春,大概就是骨髓里缺少这种知青胆色。在所谓政治上,这胆色就是表达的勇气和坚持的力度,因为我压根瞧不起那些抓狂的当权人物。

最近一次当官的找我谈事情大概是去年。这小子真敢开牙,上来就跟我谈信仰。我断然反问道:“跟我谈信仰?我在山里抡锄头用血汗熬信仰的时候,你小学毕业了吗?我‘不求上进,好歹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党员,你是哪年入党的?我一介平民,好歹为祖国打过仗,你上过战场吗?”

此外,连队留给我的就是体魄和劳动技能。有了胆色、体魄和劳动技能,兄弟我疯疯傻傻几十年,见啥都没含糊过。当然,近年终归上了点岁数,逐渐转向“不提当年”的心态。

三年的功底管了一辈子,所以我常常想象着回到连队。

连队有棵毛栎树,三四丈高。有雾的早晨,树叶凝聚了雾水,从高处一层层滴落下来,砸在地上,一片嘀嗒声,让人产生在下小雨的错觉。有一年我和本连男知青徐小文把一面树皮砍出个长方形,写上一条关于路线斗争一类的鬼不生蛋的政治标语。兄弟我懂事以后觉得很对不起那棵沙沙作响的毛栎树。

连队苗圃地下面有条小溪,随着下雨或天晴,时浑时清。知青们常到小溪洗澡刷衣服。

如果从山里扛木料回连队,过了小溪要一路上坡。这恰好是全程最后一段路。体力差不多用光的时候,抬头看看连队驻地,那几排草房高高地立在蓝天下,好像遥不可及。说不上是思想进步还是绅士风度,抑或是怜香惜玉,二连仅有的几个男生(都奔六十了,还“男生”“女生”地说,有点像当代小资),必定在连队放下木料之后回头去接后面的女生,一直到接回最后一个。

小溪的另一头,估计有个四五公里远,通着一个叫福腊的寨子。那是扛木料必走的路。有一年,二十多个知青去福腊开辟金鸡纳定植地,干了半个月,惠民“史称”“福腊突击”。那次我没干到结束,吃的差了点儿(连队伙食一直很差),干得猛了点儿(知青干活一直很猛),得了肾炎。男生们跑到公路拦车,把我送到澜沧县卫生院。所以小溪两边的路,也是兄弟我痴心妄想要去看看的地方。

毛栎树、小溪、苗圃、小路连同知青们住的草房,外加公路边的“65”字样的小石碑,大概就构成我梦境中的原点了。

返回原点的愿望越深重,行动就越心虚。兄弟我纵然胆大妄为,仍有些害怕单独一人承受不起面对原点的冲击。我害怕看到那几排草房,也害怕看不到那几排草房,横竖是害怕。所以无数次梦中的画面都是和当年的男女知青一起返回的。和大家一起听听毛栎树下的“雨声”,走走通往福腊的山路,逐渐成为我的期盼,其强度远远超过对豉汁蒸白鳝、过桥米线、涮羊肉加二锅头的感官期盼。它是一种内心的仪式,在我生命中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伊斯兰教徒一生走一次麦加。

此生有幸。2008年秋天,兄弟我16岁奔赴人生原点40年后,当年同往的知青啸聚70人重返惠民。我也不用怕一个人不敢回去了。

快到连队我就有点臭激动。这是很不对的,与土匪本色不符。土匪一般不臭激动。

第一个冲击是,走下公路,那“下雨”的毛栎树不见了。凡是二连的人都听得懂“‘下雨的毛栎树”,都懂得沙沙作响的毛栎树不见了是什么滋味。草房没有了,是十几年前就听说的,看到立在原来红土篮球场上的几间瓦房,还算有点思想准备。但苗圃地没了!大片茶园遮没了山地,直逼瓦房的外墙。我感到心在啜泣。

通向小溪的路也没了。我慌了神,六神无主跌跌撞撞地往山下冲。一夜豪雨,山洼的青草下蓄满了泥水。兄弟我原是知道草下会蓄足雨水的,竟把三年的切身体验忘得干干净净,径直连滚带爬地扑到草丛中,雨水清凉的感觉立刻爬到大腿。

尽管我匍匐泥泞,跋涉不止,那条路是找不到了。

兄弟我自然也是看不起当代所有“歌手”的,包括唱起歌来像大便干燥的那位著名蒙族歌手。前几年凑巧一起喝酒,那人说起梦里回到家乡,围着村子转,但找不到进村的路。我心说,有点儿意思。遂改变了一点对那位歌手的看法。

江山易改,沧海桑田。我在慌乱中举目四望,踟蹰往返,仅仅找到了那条小溪。小溪也变得窄窄的,从两岸牵连遮掩到小溪上的杂树没有了,原有的美丽河滩成了稻田。当年每天收工后游泳的三亩水塘,成了一个泥坑,浅得连蛤蟆都没不了。

该着轮到我回到家,却找不到进家的门,徒然围着家打转。

我宁愿磕着长头回来见你,但是你不在了!……长歌当哭。

也许回归原点是生命旅程的结束。未见原点,或者在“周”之后还将“复始”。 似乎意味着此生远行尚未结束。但我已失去上一次从原点起步时的冲天豪气。更不知没有原点的出行将走向何方。

今天,伊朗古波斯帝国的首都设拉子附近,留存有居鲁士二世建立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王宫。它兴建于公元前500年左右,早于希腊化时期,更早于阿拉伯化时期。中国还在逐鹿争霸的时代,这座王宫已矗立在阳光之下。当然,比它更早的也还有,至少有埃及神庙和金字塔。应该加一句话,今天在金字塔边兜售商品的“埃及人”,很早很早就不是建造金字塔的那支埃及人了。上十万劳工毕竟留下了石质遗迹,以彪炳千秋。

黄河边曾兴起过党项人的西夏王朝。他们把汉朝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可是在短短的几年内党项人忽然谜一样地不见了。留下河套边号称西夏王陵的金色土墩。

区区二连什么都没留下。“65”字样的里程碑不见了,让我踏踏实实地领悟到当年三百北京知青在历史上的渺小。大而言之,1700万知青命运的渺小。

二连的弟兄,听我说,原点仅仅在你我心里。等你我死后,那地方对谁都是一般意义的山地、茶园而已,质朴得不值一提。过于在意原点,是自恋倾向。而我们毕竟不能不爱二连,就像我们不能不自爱。

关于原点的记忆,原先是没有当年一起干活的少数民族青年职工的。但几十年里也常常记起他们。回连队前一天,知青们到曼昔坝茶场看望了搬迁到那里的原二连少数民族职工。一个个叫得上名字来,却一个个都是黑瘦干瘪,衣着很旧。当年他们爱穿的确凉军装,把它当作礼服,40年后很多人穿着褪色的迷彩服,农民工爱穿的那种。茶价下跌,茶场收入很低,职工收入比北京低保还低。这些给我震动不小。

一位一瘸一颠的妇人,名叫李菊芳,带着两个男孩也来和知青相见。我和这位当年的女职工相认后,她说高一点的男孩是大女儿的孩子,矮一点的是小女儿的孩子。说起来是她外孙了。她丈夫,也就是孩子们的姥爷,叫杨召益,普米族。当年有点文化,也有主意,是少数民族青年职工意见领袖。我们之间关系并不怎么好。我在连队的时候杨召益就和李菊芳结了婚。看起来很能干的小伙子娶了腿有残疾的女青年,我心里或者不以为然,或者幸灾乐祸,暗想这桩婚事可能不会长久,总之没当回事。但也多少觉得李菊芳虽有残疾,但心灵手巧,心地善良,印象里山歌也唱得不错。后来听说他们家庭和睦,又眼见两个外孙,兄弟我心里不禁感佩杨召益有情有义,是条汉子。

北回归线以南,亚热带的骄阳下,知青们和少数民族职工们依依不舍。本是同龄人,几十年后命运分野有如天壤。李菊芳站在毒辣的太阳下满脸汗津津地告诉我,杨召益某年患食道癌去世。这事前些年我也有所耳闻。

晚餐的时候,和李菊芳同桌,碰杯之后,又请李菊芳为杨召益代饮一杯。李菊芳从容饮尽,而后彬彬有礼地说:“谢谢。”并无多言。

我忽然莫名其妙扶着小的那个男孩的肩对李菊芳说:“这是我们二连的后代。”一言既出,猛然感到异样。我虽癫狂,这话是不能轻易说的,它含有责任。土匪开口,唾沫是钉。

兄弟我走过玻利维亚贫困的查钦山区,格瓦拉浴血奋战付出性命的地方;走过阿富汗潘杰希尔谷地,马苏德顽强抗敌惨遭暗害的地方;到过东非沙漠树枝搭建的窝棚,在嗡嗡乱蝇中用手撕开馕蘸点大豆汁充饥;在喀布尔难民营、在柬埔寨洞里萨湖边、在巴西丛林,在若干记不清的国家,掏光了身上的东西给那些两手黑黑的孩子们。多少也算是看惯了苦难中的孩子,好像早已没心没肺。但是,当我回到原点,我虽看到李菊芳的两个外孙尚有饭吃,有书读,却仍不能漫不经心,心里止不住地臭激动,乃至悲愤难抑。因为我40年后在原点看到了这两个孩子,因为我认为他们是“我们二连的后代。”

几天后的深夜,和二连男知青徐小文、高振东在景洪一家茶社提起此事,兄弟我终于失态,号啕大哭。

40年,兄弟我可否妄称,走南闯北,浪迹天涯?可否妄称,枪林弹雨,赴汤蹈火?40年归来,原点却是这个样子。

我是土匪,我怎么哭菜了?为沧桑正道而臭激动是要不得的,有点可笑。

杨浪点评

我对那种具有文体创新意义的文章永远充满敬意。

这个黑体字的例子可以举格律诗之于骈体文,元曲之于宋词;当然不能忘记老舍文字使北京市井语言活化以及王朔对这个地方当代民间语言传播中的作用。最近的例子我想说的是“十年砍柴”,他把历来严肃的历史叙述解构成一种轻松活泼的当代语言,走了一条蛮趋时的文本式的易中天路子。

不是每一篇好文章都能具有文体创新意义的,更不是每个写手都能在文体上做出创造的。当了一辈子编辑的人大约都会悟到这个道理。

这里我想说的是叶研。二十年前我给这厮编稿子,有《海狼不是天生的》等一批“行动文体”。后几十年,见其行动空间弥漫南极、北极、大漠、深山,越来越具有“极限采访(与极限运动对比)”的意义,文字也在剽悍、硬朗一路走向黑色的质感。不过其去年年末回了一趟当年的知青点,忽地在文字中现出了一抹旖旎叵测的亮色。那次我把他的《听我说,听我说,没有原点》发在我的博客上,有读者问:“这厮还穿着一身101空降师的行头吗?”我说不见他穿了,不过知道丫每回出门前见天地跑上5000米。耀文说:“对于叶研这一代有过知青经历的男人来说,近几年我见过不少,但多数都让我失望,多数都成为崭新的奴隶,多数都做了金钱和混账的囚徒” ,“这几十年的驯化,叶研般的土匪们很多都缴械了”;因此,“叶研们”居然还保有一分骨子里的血性“到底还是我们需要的”——这是耀文说的,我还要跟上一句:看到与这血性对应的那一份柔情,一个“原点”,“叶研们”的性格也才完整。

谈过血性,说“文体”就有了依托。

构成文体创新的“材料”首先是语词,新鲜生动的语词总会使人快慰。比如这里,叶研以“贼”的自诩,对“葡萄”的明喻都是一种对语词有张力的运用;上一篇他的自谓在“匪”与“兄弟我”之间。比起“太史公曰”的创造性主语来,这种飘来飘去的主语运用证明他的语词仍在变化中。

在文字结构上叶研更是飘来飘去的,他的叙述跟着他的情绪走,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段落他会说什么,不过忽然间你记忆深处的某些隐衷就被他的叙述“揉”着了。结构,这好像不一定是文体创造的必须,却是好文章的特征。那种文章没有四柱八梁的架子,立起一根柱子以后就发散着往上走,走到苍茫又会突然间回到你身边。问题是这种无结构的结构其实是最难把握的,要有一个巨辽阔的胸臆,才可能装下飘来荡去的那许多东西。

其实叶研是有点自恋的,许多自命不凡的老男人(包括我)都有这类自恋情结。我看到叶研在文字中的这种自恋是具有审美价值,上一篇里他说到“在身体的迎风一侧埋平了白雪时,看着阵阵雪涛匆匆掠过的天空”;这一篇里他说“这个世道怪诞的事情很不少。兄弟我的裤子被一枪打了两个洞,不在老山前线,不在喀布尔,不在黎巴嫩和以色列边界,而在某地街头。兄弟我最低的工作温度近零下50℃,不在北极点,不在南极点,而在东乌旗。”读到这类地方的时候,兄弟我(我也学着这么说一回吧)总会对这厮充满敬意,是那种把哥们儿情感和风云际会搅在一起了的敬意。

文体的创造和文章的魅力,说到底是写文章的人的精神人格的映像。只是,拥有强健精神博大情怀的人是否拥有创造新颖文体的能力,这是一个撞大运的事,或者干脆说是难得撞到的事。我在看这厮在文章中“骂人”的时候就很痛快,尽管我不会这样“骂”,但我懂他骂的是什么,懂得他教训那位官员“你是哪年入党的?我一介平民,好歹为祖国打过仗,你上过战场吗?”懂得他说“我以中国记者为耻”以后说到的那种“刻骨铭心的悲苦”。写到这个份上的文章,就已经不是文体了。

年初三的时候,到天坛医院去看住院的贺延光,路上给这厮打电话,他说:“我也在医院陪老妈呢,代我问候一声,叫弟兄多保重!”是啊,算一算这帮曾经生龙活虎的老男人都往六十上奔了,他在文章里说:“兄弟我学会了扛住该扛住的一切,舍弃该舍弃的一切,爱该爱的一切。只是没学会珍惜该珍惜的一切。”这话,不仅当作叙述,也该当作感慨和回味了……

弟兄们,多保重!

责任编辑潘焕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