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泽群　赵　鹏　罗振鹏

[摘要]我国正处在社会发展转型期，不同职业居民的休闲行为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既反映了我国30年社会发展进步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导致不同阶层居民由于收益不同而产生出的差异。不过，从总体来说，我国居民的休闲活动质量还处于较低水平。

[关键词]社会转型；不同职业居民；休闲行为差异

[中圈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9)06－0046－07

一、研究的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我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历了3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日益显现出消费社会的特征。

与此同时，我国居民的休闲行为活动也日趋多元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旅游热、健身热、足疗保健热、户外运动热等都是这一现象的突出表现。21世纪以后，我国休闲活动的变化还突出反映在新一代年轻人的各种新的追求，如串吧、自驾车自助游、AA制的消费共享活动、乡村戏剧爱好者沙龙、网上交友、汽车电影院等，以及各种休闲运动的业余爱好者俱乐部等等，LOHAS(lifestyles of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慢调生活等词汇开始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语汇中。这些都反映了休闲活动已经日益成为居民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与这种休闲生活方式相对应的是休闲产业群体的兴起。

面对人们日益频繁的休闲娱乐活动和休闲产业活动的迅速发展，如何把握居民休闲活动的行为特征，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从不同职业的角度，对北京市居民的休闲活动方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基本的分析。作者期望通过这种分析，能够对我国居民的休闲自我认识和活动方式，提供一个基本的行为特征描述。

二、文献回顾

我国学者对居民休闲活动的调查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具有代表性的有王雅林(1980，1992，2003)、王琪延(1997，1999，2000)等，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休闲时间的利用和分配状况问题。21世纪以后，研究开始转向了休闲活动方式，如马惠娣(2004)、叶文(2006)等。但这些学者都没有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系统地对不同职业居民的休闲活动行为进行研究。王雅林(2004)只是从在业者和非在业者的两个比较宽泛的角度对此进行过相应的调查和分析。

从不同职业居民的角度来分析休闲行为特征，是一个富有挑战的问题。社会分层本身就是社会学的一个争议激烈的研究领域。我国在新旧社会体制转型过程中，不同职业的形成与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有所不同，其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市场经济的引入，一方面保留了原有体制的职业划分，另一方面市场体制引入又导致了新职业的产生。这些新职业主要表现为个体私营企业主和外资企业人员。王建平(2007)认为，20世纪80年代由市场机会下发展出来的个体私营企业主和乡镇企业家为“内趋式”；外资企业进入后在这些企业从事管理和专业工作的中方雇员为“外引型”。正是由于我国目前职业形成的这种双轨制特点，李培林(2002)认为，尽管职业、收入和教育水平是衡量社会文化体系的最基本指标，但是在我国这种社会转轨的特殊背景下，单纯的职业划分来考察社会文化现象有很多的局限性，他提出用消费分层的角度更容易准确测定居民在社会分层中的社会特征。不过，在他的研究中，消费分层序列与职业等级序列没有呈现出规则性的一致性，即相关程度较低。

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发展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根据方心清、王毅杰(2006)的分析，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为第一阶段，其特征是生存消费品的匮乏阶段；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第二阶段，其特征是温饱基本解决，人们开始追求休闲方面的消费，这方面支出的比例也在加大，并且随着人们的自由选择权增多；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享受性消费取代生存性消费而占居主导地位。

本文认为，相对于这3个阶段的居民消费行为，不同职业居民的休闲行为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第一阶段，在休闲时间少和收入十分有限的约束下，居民的休闲行为选择性和休闲的内在动机都很小，当然，在这一时期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职业在旧体制中的不同位置决定了居民休闲选择权的大小；第二阶段，由于政府政策的允许，体制外的不同职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私人企业所有者、外资企业的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他们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加而在休闲行为的选择方面获得了很大的自由，使他们可以得到原来旧体制中只有较高行政地位的职业才能够得到的选择权；第三阶段，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使得休闲活动日益成为我国大众的一种生活方式，居民的休闲内在动机不断增强。与此同时，政府在休闲活动上的制度规定，也为大众休闲提供了时间上的保障，这一时期由旧体制所产生的不同职业的休闲行政差异已经大大弱化，人们拥有了更多自由的选择权利。不同职业的差异已经由行政体制差异转变为个人偏好差异。

美国学者依索·阿霍拉(sE Iso-Ahola，1980)在定义休闲活动时指出，自由选择和内在动机两个变量决定了工作以外活动的3个层次，当自由选择较低内在动机较弱时，工作以外的活动只能称之为“必需的非工作活动”；当有一定自由选择和内在动机时，则被称为“自由时间活动”；只有当具有高度自由选择和内在动机时，才能够被称为“休闲活动”。对照阿霍拉的观点，中国居民的大众休闲活动发展主要产生于第三阶段。

相对于我国这种大众休闲活动的发展，不同职业居民的休闲行为也随着社会发展的转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王建平(2007)对中国5个城市的实证研究证明了在社会分层的不同居民群体的消费差异，但是他仅仅做了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的比较，并没有反映出不同职业的特点。而不同职业居民在休闲活动中的差异性正是本文要讨论的中心问题。

三、研究的方法

本文的研究主要采用了调查问卷的方法，数据的处理使用了SPSS13.0的版本进行了统计分析。

为了能够比较全面地获取北京市居民的休闲相关信息，除了包含人口统计特征的7个基本问题之外，作者一共针对北京市居民的主要休闲活动现象，设计了28个选择问题，其中25个基本问题为多项选择或单项选择的题目，涉及休闲的目的、休闲方式的选择、休闲伙伴的选择、休闲活动时考虑的主要因素、选择各种不同休闲活动时的频率；另外的3个题目为自由表达的陈述题，但由于这3道题的答案过于分散，缺乏统计学的意义，最后，作者没有将它们纳入相应的统计分析研究之中。

本次调查问卷的设计主要是为了界定北京市居民的不同休闲活动的特点，因此，问卷的设计指标主要体现为定性的指标。

本次调查一共发放了调查问卷5000份，回收后

统计完成的有效问卷为3878份，问卷回收的有效率为77.56％。本次调查问卷发放的范围涉及北京市所属的全部的18个区县，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四、北京市不同职业居民休闲行为的分析

我国目前仍然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社会功能的不断变化，使得社会职业也在不断的变化，因而，社会的分层是不稳定的。加上新旧体制在目前社会发展中的交叉作用，从职业角度来分析休闲行为存在着许多困难。

我国对职业的分类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国家统计局等部门于1982年3月公布的《职业分类标准》，另一种是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等部门于1984年发布、1985年实施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然而，这两种分类都不能满足此项研究的要求。因此，本次调查的职业划分是选择了国家旅游局对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的分类标准，并加以修改而形成的。作者之所以采用这种分类，是便于本次研究数据与其他同类(如旅游)统计数据的通用性。在这12种职业的划分中，又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延续了旧体制的职业类型，另一类则是社会转型以后新体制发展而成长出来的新职业类型如私营企业所有者、外资企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等。

从真正的职业划分来说，学生应该不是一种职业，但是，从我国居民的休闲活动来看，这一群体又是一个重要的活动主体，因此，在此项研究中，作者从休闲研究的角度将他们作为一种类似职业的群体来看待，此外，由于他们的年龄和观念都是新体制的产物，因而他们的许多特征都类似于新职业群体。

12种职业的居民分别是：公务员、事业管理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专业，文教技术人员、服务销售商贸人员、私营企业所有者、退休人员(含离休人员)、工人农民军人、学生、外资企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演艺界及其他人员。

1对休闲目的上的理解

在被调查的12个职业中，10个职业的多数居民都认为休闲的目的在于放松休息，只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和私人企业所有者这两种职业的多数居民认为休闲的目的是为了享受生活。

在休闲目的是否是发泄或是寻求刺激的选择中，离退休这一类别的居民选择发泄的比例高于寻求刺激，他们选择发泄的比例为9.7％，选择寻求刺激的比例为6.3％。而其余的10个职业的多数居民都是寻求刺激的比例高于发泄的比例。可见，离退休这一类别的居民更渴望能够通过休闲活动来释放和缓解这些压力。由于这一类别的居民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显然这些压力并不来自工作，作者推测，可能来自经济的窘困、健康的恶化、居住环境的不理想、与子女的情感沟通障碍等方面。

从对休闲目的的理解上可以发现，职业对居民的影响并不突出，而职业背后的收入差距则对其有一定的影响。而在新旧体制的不同职业的比较中，也没有明显的差异。

2对休闲活动方式的选择

在12个职业组中，公务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服务销售商贸人员、学生、外资企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演艺界人员及其他等7组将看电视排在第1位，事业部门管理人员、专业／文教技术人员、离退休人员、工人农民军人等4组将在家休息排在第1位，只有私人企业所有者将旅游排在第1位。除此之外，私人企业所有者的居民休闲活动相对于其他职业组的居民来说，似乎更加注重休闲的享受性和健康的意义，在选择的前5项排序中，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健身项目的职业组。从对活动方式的选择上，职业差别对不同职业居民的影响不大，除了在家休息这种生活必需的休闲活动以外，看电视和旅游是他们最主要的休闲活动。新职业的私人企业所有者与其他职业组产生了明显的差别。

3对休闲伙伴的选择

12个职业组中，除了离退休人员首选家人作为休闲伙伴外，居民首选的休闲伙伴，其他各职业组的居民均首选朋友作为休闲伙伴(专业／文教组是将家人和朋友并列第一位)。在此选项中，职业差别不大。只有离退休人员与其他组形成差别。

4对休闲聚会场所的选择

12个职业组中，公务员、事业管理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服务销售商贸人员、私营企业所有者、工人农民军人、学生、自由职业者、演艺界人员及其他等9个职业组的居民前3项的排序为：餐厅、在家里、酒吧。只有专业／文教技术人员职业组选择的第3项排序是茶社。除了以上10个职业组以外，有两组的前3项排序有所不同，一是离退休人员职业组的居民前3项的排序是：在家里、餐厅、茶社；可见，离退休人员主要的休闲活动场所是家里，这与离退休人员的年迈行动不便有关，也与离退休人员的经济收入不富裕而需要尽可能节俭有关。另一个是外资企业人员职业组，他们的前3项排序是：餐厅、酒吧、在家里。

休闲聚会场所的选择出现了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外来的酒吧文化已经深入到中国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而最显著的职业组就是与外国文化最直接接触的群体——外资企业人员，他们在外资企业国文化的影响下，更多的将家作为个人隐私的场所，而不是一个聚会的场所。这是新职业与传统职业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

5对运动场所的选择

在12个职业组中，公务员、事业管理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专业，文教技术人员4个组的居民都主要以公园、室外空地和室内场馆作为休闲活动的运动场所，尽管他们的前3位排序略有差异。

新职业的3个职业组在这个选项中显示出了差别，外资企业人员职业组首选的运动场所是俱乐部，私营企业所有者和自由职业者也将俱乐部放在排序第二的位置。这固然有他们经济地位比较优越的原因，但观念的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与之相反的是，收入相对低下的职业群体，如离退休人员、工人农民军人和演艺界人员及其他这3个职业组的多数居民则都愿意利用社区福利提供的运动场所进行休闲活动，这与他们的经济地位应该存在着一定关系。此项选择中，新旧体制转轨中的职业差别是比较显著的。

6上网目的的比较

在12个职业组中，职业针对性比较强的10个职业组居民首选的上网目的都是资料收集；而离开工作岗位的离退休职业组和职业相对散漫的自由职业组居民，首选的上网目的则是漫游或聊天。所有职业组的居民都没有将网上购物排进前3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大陆网上的商品消费还没有为大多数居民所接受，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大多数居民对网络购物的不信任。在此项选择中，新旧职业的选择并无差异。

7休闲资讯获取渠道的比较

在12个职业组中，工人农民军人职业组的居民首选的是电视广播，私人企业所有者和外资企业人员首选的是网络，而其余各职业组首选的都是报纸杂志。从职业差别来看，不同职业还是存在着差异，新职业的居民更多使用的是现代化资讯获取工具，而传统职业的居民则依赖传统的传媒手段。

8休闲娱乐时出行工具的比较

在12个职业组中，所有职业组首选的出行工具都是汽车，而在第2项和第3项的选择上，新旧职业的选择显示了较大的差异，新职业的两组居民(私人企业所有者和外资企业人员)选择的第2、第3项分别是飞机、火车；而其他的10个职业组居民选择的是火车、飞机。这种不同的排列，反映了新旧职业组背后的经济实力和对待时间价值的不同。

9旅游目的的比较

在12个职业组中，除了离退休人员职业组将旅游目的的首选作为观光以外，其余的11个职业组的居民出外旅游的目的都被认为是度假，其次才是观光。而服务销售商贸人员、外资企业人员和学生职业组的居民甚至将观光排列在娱乐之后的第三位。这种选择的职业性差别不大，离退休职业组的选择主要体现在观念的差异上，而不是经济方面的差别。

五、影响不同职业居民休闲娱乐活动因素的分析

在对不同职业组居民休闲活动的一般分析以后，再来讨论一下影响他们休闲娱乐活动的诸种因素。作者将这些因素归结为8个因素：时间、价格、交通、个性、安全、服务、娱乐性、享受性②。这些因素从另一个角度来进一步证明，不同职业组在休闲娱乐活动中是否存在着差异性，特别是在社会发展转型的过程中，新旧职业的差异是什么?在这里，作者使用了交叉量表的方法进行了相应的分析。

18个影响因素的分析

根据对8个影响因素的交叉量表分析以及卡方检验的结果，除了安全性的因素以外，其余7个因素都与不同职业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安全性因素与不同职业的不相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则意味着它对于所有职业的居民没有显著差异，是所有居民都重视的因素。

不同职业与时间因素的显著相关性为皮尔逊卡方值=177.8，df=22，相伴概率P<0.05。结果显示，时间因素对公务员、事业管理人员、私营企业所有者、外资企业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专业／文教技术人员、服务销售商贸人员7个职业组的居民是很重要的，对工人农民军人和学生2个职业组的居民是重要的，对自由职业者、离退休人员、演艺界人员与其他3个职业组的居民则是不重要的。从这种不同职业组的差异中可以发现，与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职业最重视时间的因素，而这种重视的程度随着与经营活动的疏远而逐步趋于不重视。这种差异在新旧职业之间反映不明显。

不同职业与价格因素的显著相关性为皮尔逊卡方值=147.3，df=22，相伴概率P<0.05。结果显示，价格因素对公务员、事业管理人员、专业，文教技术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外资企业人员、私营企业所有者、演艺界人员及其他7个职业组的居民是不重要的，而对服务销售商贸人员、自由职业者、学生、离退休人员、工人农民军人5个职业组的居民则是很重要。显然，不同职业居民的差别与职业背后的收入水平存在着密切关系，但与社会转轨中新旧职业的划分没有关系。

不同职业与交通因素的显著相关性为皮尔逊卡方值=51.5，df=22，相伴概率P<0.05。结果显示，交通因素对公务员、事业管理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专业／文教技术人员、私营企业所有者、工人农民军人、离退休人员、外资企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9个职业组的居民是很重要的，对服务销售商贸人员职业组的居民是重要的，对学生、演艺界人员与其他2个职业组的居民则不重要。

不同职业与个性因素的显著相关性为皮尔逊卡方值=133.4，df=22，相伴概率P<0.05。结果显示，个性因素对专业／文教技术人员、私营企业所有者、自由职业者、学生4个职业组的居民是很重要的，对公务员、事业管理人员、外资企业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服务销售商贸人员、演艺界人员及其他6个职业组的居民是重要的，对离退休人员、工人农民军人2个职业组的居民是不重要的。从职业的差异来看，相对自由工作的职业组更加重视个性问题，特别是新职业的居民。

不同职业与服务因素的显著相关性为皮尔逊卡方值=40.5，df=22，相伴概率P<0.05。结果显示，服务因素对专业，文教技术人员、私营企业所有者、离退休人员、外资企业人员4个职业组的居民是很重要的，对其余的8个职业组的居民是重要的。这种职业的差异反映了一些职业本身的特点，似乎更加关注服务的职业组居民与自己的工作业务和敏感度有关。

不同职业与娱乐性因素的显著相关性为皮尔逊卡方值=87.0，df=22，相伴概率P<0.05。结果显示，娱乐性因素对私营企业所有者、服务销售商贸人员、外资企业人员、学生、自由职业者、演艺界人员与其他6个职业组的居民是很重要的。对其余6个职业组的居民是重要的。显然，新型职业的居民群体比传统职业的居民群体更注重休闲的娱乐性。

不同职业与享受性因素的显著相关性为皮尔逊卡方值=53.6，df=22，相伴概率P<0.05。结果显示，享受性因素对私营企业所有者、学生、外资企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演艺界人员与其他5个职业组的居民是很重要的，对其他7组的居民是重要的。在这一点上，它与娱乐性因素基本上是一致的，新型职业显然更加注重休闲的质量和内涵。

28个因素影响重要性的排序

我们再比较一下不同因素对同一职业组的影响重要性。为了能够体现比较科学合理的结论，作者使用期望值的方法排序来分析这一问题，即将休闲娱乐的某一个影响因素的3个选项——很重要、重要、不重要进行赋值，其值为3、2、1。然后，将不同选项的百分比与不同的赋值相乘，将它们的乘积之和作为该因素的重要性。最后，只要比较不同影响因素的这些均值的数值大小，对它们进行排序，来确定不同影响的重要性。

从表1的数据比较中可以发现，除了私人企业所有者职业组的居民将时间作为首要影响因素之外，其余所有的职业组居民都将安全作为首要的影响因素。

此外，不同职业排列为第2位和第3位的重要因素如下：

公务员、事业管理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3个职业组居民为时间和服务，显示了他们对时间的关注。同时，前两个职业组将价格排在最后，后一组则将个性排在最后。

专业／文教技术人员、服务销售商贸人员2个职业组居民为服务和时间。个性因素均被排在最后。

离退休人员职业组居民为价格和服务，很明显的是，价格因素对这一职业组的居民群体影响具有重要意义，而个性因素也被排在了最后。

工人农民军人职业组居民为服务和价格，对于这一组群体来说，价格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并且，娱乐性、享受性和个性因素都是在他们进行休闲活动时被忽视的。

学生职业组居民为享受性和价格。可见，学生将享受放在了重要的位置。由于学生缺乏经济来源，因此，价格也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个性因素对学生职业组居民的休闲行为影响也是排在最后的。

外资企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居民为时间和享受性。这一职业群体也是比较注重休闲行为的享受性和娱乐性的。前者由于拥有相对比较高的收入，因此，价格因素被排在最后是可以预见的。后者则将服务因素排在最后。

演艺界人员与其他职业组居民为娱乐性和享受性。这种影响因素的排序与这一职业群体的工作特征存在着较大关系。而个性因素被排在了最后。

私人企业所有者职业组的居民为安全和享受性，价格因素被排在最后。

从上面的排序中不难发现，新型职业的居民更加注重休闲活动的娱乐本质和享受性特征，这种追求既有观念上的时尚因素，也与其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有关，传统职业的居民则比较注重传统的一些因素，服务、价格等，而在比较低层的职业中(如工人农民军人、离退休人员等)，休闲的娱乐性和享受特征则被忽视。值得注意的是，休闲活动与个人个性的发展关系被普遍忽视，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意味着北京市的居民对休闲活动本身的意义认识不足。

六、结论

综合上面的分析，作者得出以下一些主要结论：

1调查显示，北京市居民在9个被调查问题的选择表明，他们在休闲活动上已拥有了比较充分的自由选择权。

这证明了在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居民的休闲活动的选择已经摆脱了旧体制的行政约束，完全成为一种个人选择的行为。在传统的旧体制中，居民休闲活动的选择是取决于其在体制中的地位，不同职业在体制中的地位高低，决定了其在休闲活动的选择权利的大小，因而，这种选择是相对稳定的，可以预知的，不同级别的职业享受不同级别的休闲活动。但是，在调查中不同职业居民的选择并不是稳定的、可预见的，而是多元化的、随机的，不同职业居民在不同问题的回答上并不完全与职业特征相一致，他们的选择没有完全受职业特点的影响。这反映出，居民的主观选择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由其经济状况、个人偏好等个人因素来决定的。当然，不同职业的差异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差异不再是由行政地位的差别造成的，而是由经济条件和个人偏好导致的。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的选择权是由固定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居民个人没有自主的权利；而后者的选择则主要取决于个人因素，居民个人拥有充分自由的选择权。

2此项调查反映出，新旧体制所产生的不同职业在休闲活动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经济地位、生活价值观的差异无疑是造成这种差异的最主要因素。新体制下的新型职业更多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而产生的，他们更容易接受现代发展观念和人类的共同价值，我国一些学者将他们称之为中国新兴的中间阶层(王建平，2007)。当然，我国对中间阶层的划分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这一阶层对社会时尚的追求显然是引领着中国的潮流。在调查中可以发现，在大多数居民的休闲活动方式首选为看电视或是在家休息时，私人企业所有者的首选则是旅游。当大多数居民对休闲活动最关注价格、服务时，外资企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则最关注的是时间、享受和娱乐。与传统职业组的居民相比，新体制下产生的职业组的居民更愿意接受新的休闲活动方式，如参与健身运动比例最高的是私营企业所有者和外资企业人员(并列第一)，而泡酒吧比例最高的是外资企业人员，其次是私营企业所有者。在运动场所的选择上，外资企业人员首选场所是俱乐部，私营企业所有者和自由职业者两个职业组的居民也将俱乐部排列在第2位，而其他多数职业组居民则仍然以公园和室外空地作为主要的运动场所。这种新职业群体的居民之所以与传统职业群体的居民不同，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与经济收入水平相对较高有关，因为，这些新职业往往是由于我国社会发展转型的盈利机会所提供出来的就业岗位，而丰厚的收入使得这些居民可以选择投入较大的休闲活动项目；另一方面，也与这些职业的居民在文化观念的选择上更加符合多元化和个性化的特征，因而使得他们能够更容易地接受外来的新鲜事物，在实践方面也愿意大胆的尝试。这完全符合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的观点，即追求时尚是中产阶层消费的特色之一。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新旧职业在休闲活动上的差别，也反映出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发展，社会的阶层分化的趋势在加深。

3调查中还反映出北京市居民在休闲活动的主观认识方面还处于相对比较初级的层次，例如，在12种职业组中，10个职业组的居民都认为休闲的目的是放松休息，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休闲与生活质量、身心健康之间的重要关系。

导致这种主观认识的客观环境，则是与我们的总体社会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反映了目前休闲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缺乏一定深度和广度，因而对社会的影响较小，进而导致休闲教育的相对落后，以至于一般居民对休闲意义的认识不足。在不同职业组居民对休闲活动方式的选择方面，与他们的主观认识比较吻合，如多数人首选的活动都是属于休息放松或一般被动性的精神观赏活动(如看电视)，这属于作者对休闲活动层次划分的第一层次(宁泽群，2007)。例如，所有不同职业的居民在聚会场所的选择上，都将餐厅放在首位，尽管这似乎与中国传统的吃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作为能够促进身心健康的休闲活动，是应该更加多元化的，如果聚会仅仅体现在吃的方面，显然表明了大多数居民对于休闲价值的认识不足。

鉴于本文只是一次初步的调查研究，因此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如对许多调查问题选项设计不够充分，以至于不能对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不同职业差异的原因分析无法进行深入探究。另外，对居民休闲行为的调查也不够细化，进而使得许多休闲活动现象没有被纳入分析的框架，例如北京市居民的时间预算调查等。除此之外，仅从不同职业的角度来分析休闲行为，还不足以比较全面地了解北京市居民休闲行为的全部特征，这有待于从年龄、性别、收入等不同方面加以比较分析，才有利于得到比较可靠的结论。

本文的研究搭建了一个可以参照的分析框架，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