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莱思．考克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负责管理的“大卫德中国艺术基金会”是世界著名的陶瓷机构，其设立于戈登广场的博物馆展示着大卫德收藏的1700多件收藏品。2007年秋天，参观该博物馆的观众在入口处会看到一个小型公告牌：从2007年12月起，博物馆将永久关闭。2009年4月23日，这批藏品再度亮相，已是令人惊诧地呈列于大英博物馆。大卫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的两名委托保护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代表以及大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于该事件的协调过程守口如瓶，甚至有传言博物馆会靠出售馆藏中的精品来缓解财务危机，这都加重了公众对于事件的关注。大家期望了解博物馆财务危机的原因，以及委托保护人、亚非学院以及大英博物馆对于如何妥善保护这些藏品是否有其它可行的计划，甚至希望通过该事件引起公众和政府对于博物馆事业的关注。

《收藏·拍卖》于国内首刊专门研究大卫德基金会的伊莱恩·考克(Elaine Kowk)女士撰写的文章，或许可以为读者拨开弥漫在这一重大藏品迁移过程中的重重迷雾。

对中国瓷器稍有了解的人，几乎都听过英国收藏家斐西瓦乐·大卫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1892-1964)的大名。1950年，为了让有兴趣研究中国古董艺术的学生及学者能有机会直接接触中国古物，他将价值连城逾1 700多件收藏品捐献给伦敦大学。为了回报他的无私胸襟，伦敦大学花了两年时间，设置大卫德中国艺术基金会(Perciva]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1952年，大卫德基金会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而其拥有的大量不凡的藏品，被认为是西方最好的中国陶瓷收藏。

政府削减财政基金会遭遇运营困境

大卫德中国艺术基金会设立于1952年6月，当时，大卫德将自己多年来收藏的中国陶瓷和大量书籍捐赠给伦敦大学，希望以此来推动亚非学院对于中国艺术的研究；同时，大卫德还捐出125，000英镑设立了该基金，不过这些钱仅仅够应付博物馆初期的运作费用，比如装修位于戈登广场的博物馆以及修整展示厅等。在上世纪50年代，英国政府为博物馆的运转提供了资金支持，大卫德以为这样的支持会一直持续下去，因此，他并没有为博物馆留下更多可供继续发展的资金。

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大卫德中国艺术基金会在国际上建立了自己的声誉，并且活跃于国际艺术收藏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成为了中国陶瓷研究的中心，并且能够利用基金会所有的1752件藏品来进行现场的教学和研究。无论是在学术研究领域还是在中国艺术品交易市场上，亚非学院的校友都是中坚力量。基金会还会两年一次地组织一系列的关于亚洲艺术和考古的学术研讨会，以加强亚非学院在亚洲艺术研究领域的影响。

然而在2001年，英国艺术和人文委员会宣布：政府计划将在今后的五年内大幅度地削减对于大学博物馆的经济支持。这个消息使基金会的很多活动项目受到威胁。因为基金会没有外部的捐款作为支撑，而其日常的运行费用，如安全保障费用和工作人员的工资支出几乎全部依赖于政府的拨款：公众以及会员给基金会的捐赠更是杯水车薪，更重要的是，基金会位于戈登广场的博物馆直被认为是一个暂时性的场所，在展示了这些陶瓷收藏半个多世纪之后，博物馆本身急需得到修整。

也许有人认为，在众多有影响的收藏家中备受欢迎的大卫德博物馆想要筹得一些费用应该不是难事，然而现实是，基金会能人员严重不足，也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开展一场像样的筹款计划。何况，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希望基金会躲在它的庇护伞下，不要独自去进行筹款行动，因为研究院担心基金会如果单独去进行筹款活动，会与它自己的筹款计划有冲突。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艺术与人文系系主任汤姆·汤林森(TOm Tmmlinson)强调说，相关都门已经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为基金会筹备资金。

然而，依然有人批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没有给予基金会更多的支持，有人说“如果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希望基金会按原来的方式继续发展下去，他们就应该努力为基金会的发展提供这样的可能。”任何捐赠给基金会的资金都有可能流向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其他的专业，从政治学、语言学到性别研究专业，不一而足。毕竟，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使命是把自己打造成为“与亚洲和非洲相关的研究和教学的领先机构”，而中国陶瓷只是其中一个微小的分支。

为渡难关基金会曾考虑出售部分藏品

大卫德曾思考过基金会的未来，并由此建立了一种特别的基金会结构：基金会应该由一个由12位成员组成的专业顾问委员会来管理，而终极权利则掌握在委托保护人手中，如果他们对基金会的运作现状不满意，有权来对基金会进行控制。大卫德夫妇很自然地成为基金会的两名委托保护人，他们制定了一些规则，如每个委托保护人都可以终身担任该职务，也可以由他自己决定其继任者是谁。当大卫德于1964年去世时，大卫德夫人任命前佳士得东方陶瓷部门的主任约翰·费戈斯(John Figgess)担任委托保护人的职务，约翰·费戈斯被认为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在大卫德夫人于1995年辞世之前，她任命她的律师，约翰·弗兰克(JohnFranks)继承她的职务。当约翰·费戈斯于1997年去世时，他挑选柯林·席夫(colin$heaf)作为他的继承者，柯林·席夫现在是英国宝龙拍卖行(Bonhams)亚洲艺术的国际主管。

委托保护人拥有绝对的决策权，然而，随着英国艺术和人文委员会在2001年实施经费缩减政策，大卫德基金会的专业顾问委员会与委托保护人之间的矛盾也慢慢显现出来，因为专业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在基金会的决策中没有决定权，同时又没有得到相关的平衡，所以很多专业顾问委员会成员感到受挫。柯林·席夫坚持认为作为委托保护人，他的职责就是“保护大卫德的利益，确保大卫德的收藏得到安全的保管”。

在其后的几年时间里，人们对大卫德收藏的命运有着各种各样的揣测。柯林·席夫承认他们曾考虑过出售一些顶级的藏品，为的是让基金会可以通过自己提供资金来进行运转。出售一个博物馆的永久收藏在今天看来是非常富有争议的，这种做法在欧洲非常少见，因为博物馆被认为是公共财产。有这样一种说法在1960年代后期，基金会确实出售了40件复制的藏品，以此来成立一个小型的学术基金，用以支付亚洲艺术和考古方面的一些研究。大卫德生前是同意这措施的，加上是大卫德夫人授权进行出售，而且出售藏品的概念在当时还没有受到那么大的争议，所以这一举动并没有引起太多的讨论。不管怎样，大卫德基金会在财政上遇到的困难越来越难以应付。

何鸿卿爵士牵线“大卫德”藏品归属大英博物馆

2006年早期，中国艺术的卓越收藏家和赞助人何鸿卿爵士(slrJoseph Hotung)得知了大卫德基金会在财政上的困难，他找到大英博物馆的主管尼尔·麦可格瑞格(Neil MacGregor)，探讨把大卫德基金会里

的藏品搬到大英博物馆的可能性。何鸿卿爵士曾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也曾是大英博物馆的理事，他曾于1992年捐赠了两百万英镑给大英博物馆的亚洲美术馆。尼尔·麦可格瑞格对此事非常有兴趣，于是当简·斯图亚特(Jan Stuart)于2006年成为大英博物馆亚洲部的管理人时，他俩决定把大卫德收藏打造成博物馆的顶级收藏。用Stuart的话说，“大卫德收藏将把大英博物馆的陶瓷收藏提升到一个真正的世界水平”。

大英博物馆开始与大卫德基金会的委托保护人以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一同拟定合作协议。最终三方达成协议，新的协议将使得大卫德收藏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而不仅仅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一个部门。独立的大卫德中国艺术基金会将把所有的陶瓷(以及它的一幅绘画腊展给大英博物馆，而陶瓷碎片以及图书馆的资料将留给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三方也确定了如下一些条款，如果这些条款没有满足的话，大卫德基金会的委托保护人有权利召回这些藏品，这些条款包括：这些藏品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展示；这些藏品应该保持它的实体性；任何对藏品的捐赠以及借用，必须通过委托保护人的同意——以上各条都与大卫德的初衷是保持一致的。

大英博物馆对大卫德的收藏制定了宏大的计划，比如说把藏品安放在一个专门的空间，这个空间将与博物馆自己的亚洲艺术图书馆以及研究室位于一个大的展览中心。何鸿卿爵士同意为这次的藏品转移提供资金支持，《泰晤士报》曾报道说何鸿卿为这个项目捐赠了300万英镑，但后来证实这只是一个传言。虽然这个新的展览空间的名称还没有最后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会包含“大卫德收藏”这几个字，而整个展览中心的名称将是“何鸿卿瓷器研究中心”。

在藏品的展示方面，Stuart召集了一个团队来进行设计，其中包括Carol Miehaelson和Jessica Harrison-Hall，这两个人都是大英博物馆的策展人，此外还有伦敦大学的博士生LuisaMengoni；苏富比的顾问Regina Krahl；大卫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的策展人Staccy Pierrson以及该项目的顾问Rose Kerr。

常常有人不明白为什么何鸿卿不直接捐赠一些资金给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来维持大卫德基金会的运转。按照Stuart的说法，这个问题的答案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何鸿卿是想把这个价值无法衡量的收藏放到一个参观人数更多的空间，使更多人可以欣赏到这些珍贵藏品。此外，即便何鸿卿先生的慷慨捐赠可以让大卫德收藏进入大英博物馆，但仍然无法维持它日常的运转开支，而在新的安排中，这些藏品日常的运转开支将由大英博物馆来承担。

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方面，艺术和考古历史系将继续进行中国陶瓷的教学工作，大卫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将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担任同样的职务。伦敦太学亚非学院的学生将有机会对这些陶瓷碎片进行研究。大卫德基金会图书馆的藏书是专门有关陶瓷和中国艺术，它将继续保留在戈登广场。位于戈登广场的这个建筑现在被伦敦大学以低价租下，所以它将为伦敦大学其他的一些教学活动提供场所。最后，大卫德基金会的亚洲艺术和考古研究部门将继续存在，但是将成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一部分，将和以前一样由学术基金进行支持。

支持或反对：大卫德藏品迁移中的不同声音

很多人为大卫德收藏的新归宿感到高兴，Craig Clunas2004 2007年间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担任中国和东亚艺术的教授，他认为这一举措是“一个极具风度的解决方式”。clunas的继任者RoderickWhitfield说：“总的来说，我认为这对大卫德基金会来说是一件好事，这样的转变对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而言当然是一个损失，但大卫德的收藏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将使得人们接触到它的机会越来越少。”

大卫德藏品转移到大英博物馆无疑将使得藏品有机会与更多的人见面，大英博物馆一个星期开放七天，里面的很多美术馆在星期四和星期五都开放到很晚。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却只能在周一到周五每天的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的时间段开放(因为最近政府投入减少，开放的时间更加缩短了)。因为开放的时间受限，同时缺少宣传的经费，所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一年的参观人数只在35000左右徘徊。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不同的是，大英博物馆每年有500多万的参观者。更重要的是，大英博物馆还将在线展示这些藏品，这将使更多人有途径欣赏到这些珍贵的藏品。

当然，有人也许会想，大卫德基金会的目的到底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参观，还是让少数真正对陶瓷感兴趣的人有一个近距离接触这些藏品的途径呢?或许大卫德更倾向于让30多位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研究生在一个更亲密的空间来研究这些陶瓷。佳士得亚洲部的前主席Anthony Lin曾经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他说“如果大卫德收藏变为另一个博物馆收藏的一部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以后的学生将无法再把这些收藏当作学术资源来进行研究了，这将是一个悲剧，这不是大卫德的初衷。”Rosemary Scott花了20年时间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她先是当学生，然后做策展人，她对大卫德收藏不能继续留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感到非常失望。更重要的是，虽然大卫德收藏的陶瓷将继续作为一个整体，但陶瓷却与大卫德的图书馆分离开来，但实际上陶瓷和图书馆也是一个整体。正如大卫德夫人1992年在Orientation的采访中提到的那样：“如果没有图书馆，这些收藏将不那么具有历史意义。”

面对这些意见，Stuart强调说大英博物馆将尽全力来满足这些请求，特别是满足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在学术和研究上的要求。大英博物馆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在地理位置上的亲近也为学生们研究这些收藏提供了便利。然而，Stuart承认，无论如何，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学生都无法像以前一样得到同样的便利。在大英博物馆里要把藏品从展示的地方拿出来远比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要难得多，如果要这样做，必须要在公众参观之前或者之后才能进行。而且，因为大卫德收藏的策展人已经不再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中国陶瓷课程的人员，所以这也会不可避免地增加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与大卫德收藏的距离。

当然，大卫德希望从伦敦大学得到“最好的博物馆体验”，这是伦敦大学现在无法提供的，但大英博物馆却可以。正如前文提到的，位于戈登广场的那个建筑注定将是一个暂时的场所，因为大卫德曾认为那个地方太小了。通过何鸿卿的资助，大卫德收藏将可以在大英博物馆获得更大的展示空间、更好的灯光条件以及更完善的保护和保卫。正如Sheaf设想的那样：“我们希望大卫德对这一切感到高兴，他的收藏将得到比在戈登广场更好的展示和保存。”

大卫德当然无法想象，在不到60年的时间里，他以毕生精力建立起来的基金会将面临他不曾预料到的困难，他曾认为政府将一直为基金会提供财政支持。依赖于政府支持的博物馆在政策变化时变得异常脆弱，这并非怪事，现在，欧洲的很多机构也在开始寻求不同渠道的资金支持，正如美国已经非常普遍的做法那样。在美国，公共财政支持通常只是博物馆财政收入的一小部分，更多专业人士花费更多时间通过集资、捐赠以及其他更多创造性的方式来增加他们的收入。

大卫德基金会与其他一些单人捐赠的博物馆一样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一方面，捐赠者捐赠的资金很难维持基金会的日常运作；另一方面，因为该基金会是一个大卫德私人的基金会，所以会在向一些私人进行集资时遇到更大的困难。

大卫德收藏进入大英博物馆并不意味着其帝国式的陶瓷收藏将湮没在更多的收藏珍品中，大英博物馆尽可能尊重大卫德本人的想法：比如他的收藏一直是以一个整体进行保留、依然保存在伦敦，而且现在，有更多的人有途径欣赏到他的藏品，有更多人可以感受到大卫德的收藏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