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

我近来对国学和相邻概念所作之辨析，不是表示我反对国学，或者不要国学，而是主张国学无须太热。20年前的1988年12月15日，我在《中国文化》创刊词里写道：“与学界一片走向世界的滔滔声不同，我们想为了走向世界，首先还须回到中国。明白从哪里来，才知道向哪里去。文化危机的克服和文化重建是迫临眉睫的当务之急。如果世界同时也能够走向中国，则是我们的私心所愿，创办本刊的目的也在于此。”盖目睹当时之学界，搬炒西方之观念方法已成一时之时尚，故本人有此刊之创办和此语之发出。不意我的浅学之见，竟与20年后如今高倡国学之时贤所论，不无针芥之合。

不过我在创刊词里同时还提出：“《中国文化》没有在我国近年兴起的文化热的高潮中与读者见面，而是当文化热开始冷却，一般读者对开口闭口大谈文化已感觉倦怠的情势下创刊，也许反而是恰逢其时。因为深入的学术研究不需要热，甚至需要冷，学者的创造力量和人格力量，不仅需要独立而且常常以孤独为伴侣。”时光虽已过去了20年，现在我仍然是这样的主张。因此我不赞成国学过热。

如果承认国学是一种学术，则不论国故学的定义也好，固有学术的定义也好，“六艺之学”的定义也好，都无须也不可能太热。无论何种学问，太热了，绝非好事。当年的“鲁迅热”如何?过去以及如今的“红学热”又如何?前车侧辐之鉴，为学者不可不察。钱钟书先生说：“大抵学问是荒村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