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濂

示范伦理的另一个潜在危险在于,虽然好榜样能够触动我们的人性,但是坏榜样却往往更具诱惑力

印象中,“全国道德楷模”上春晚是央视最近两年才用的招数,虽说套路与10余年前“爱的奉献”相差无几,但至少楷模们脸庞更质朴、神态更本色,比起八卦消息满天飞的当红歌星要来得可信且可敬。

“道德楷模”的宣传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按学术界的说法这属于“示范伦理”的范畴,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依旧自得其乐的颜回到“二十四孝图”,中国人从来都笃信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示范伦理的“兴”映衬出规范伦理的“衰”。这是一个说教的主题已经用尽的时代,从“五讲四美三热爱”到今日的各种口号,规范虽然仍在提供生活指南,但质疑之声却不绝于耳,这样的困局表明,规范已经被彻底掏空了道德意义和指导生活的功能。也正因如此,示范伦理才成为一些人眼中救治道德困境的一剂良方。

可是问题在于,道德楷模的感染力是随着时空尺度的拓展呈递减趋势的。道德楷模必须活生生地嵌置在每一个具体入微的熟人共同体中,惟当他的善良是你我亲眼所见,他的勇敢是你我亲耳所闻,才有可能因为朝夕相处耳濡目染,近朱者赤。反之,当道德楷模们四下穿梭只为陌生的人群巡回演讲时,哪怕听者动容闻者啜泣,得到的可能也是虚荣大过光荣。

不久前辞世的季羡林先生差一点就成了这样的坏榜样,幸亏老先生觉悟得快,早就主动摘去了包括“国宝”在内的那三顶高帽。近来网上流传季先生的语录,比如“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比如“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国家的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都不是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圣贤气象,恰如一个网友所言,看他的文字听他的故事都会觉得,他不是一个圣人的形象,而是一个人性美好的典例。“一个凡人越难解放他自己,就越强烈地触动我们的人性。”季先生显然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示范伦理的另一个潜在危险在于,虽然好榜样能够触动我们的人性,但是坏榜样却往往要更具诱惑力。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这样问道:如果不正义的人过得比正义的人更幸福,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成为一个正义的人?这是一个让人挠头的问题:如果在现实的逻辑里面道德楷模注定无法在世俗意义上获得成功,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按其本性,人们更愿模仿在社会中最易成功且获利最大的行为,而不会模仿看似动人而实际会吃亏的行为。

相比坏榜样,好榜样有一个天然的弱点,好榜样的树立和维护有如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败坏起来却是一溃千里不可阻挡。这个学期结束不久,有学生告诉我,考场上一位深受学生爱戴、平素里总是壮怀激烈痛砭时弊的老师,在目睹作弊现象时不仅袖手旁观,而且语带无奈地叹道:“你们这样我倒是没什么关系,只是对不作弊的同学不公平。”这位学生说,那一刹那有如“偶像的黄昏”,第一反应是想把卷子糊在这个老师的脸上。

多年前我曾在一家不知名但有担当的媒体工作,白发苍苍的老主编策划了一个封面专题叫做“梦想的中国”,哲学家陈嘉映写了一篇非常出彩的命题作文,他说:“我梦想的国土不是一条跑道,所有人都向一个目标狂奔,差别只在名次有先有后。我梦想的国土是一片原野,容得下跳的、跑的、采花的、在溪边濯足的,容得下什么都不干就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的⋯⋯”这样的梦想显然无法寄托在三两个好榜样的身上,因为惟当所有人都向一个目标狂奔时,才需要在终点处矗立一个标杆。更何况,在一个普遍正义尚未实现的社会里,好榜样的力量与人性的光辉终究只是暗夜里的微光,它可以鼓励人们前行,却无法真正照亮这个大地。若要遏制坏榜样的无穷破坏力,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正义制度的建设上,这个社会必须要能带来比“靠人们的信念坚持”更多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