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濂

示范伦理的另一个潜在危险在于,虽然好榜样能够触动我们的人性,但是坏榜样却往往更具诱惑力

印象中,“全国道德楷模”上春晚是央视最近两年才用的招数,虽说套路与10余年前“爱的奉献”相差无几,但至少楷模们脸庞更质朴、神态更本色,比起八卦消息满天飞的当红歌星要来得可信且可敬。

“道德楷模”的宣传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按学术界的说法这属于“示范伦理”的范畴,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依旧自得其乐的颜回到“二十四孝图”,中国人从来都笃信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示范伦理的“兴”映衬出规范伦理的“衰”。这是一个说教的主题已经用尽的时代,从“五讲四美三热爱”到今日的各种口号,规范虽然仍在提供生活指南,但质疑之声却不绝于耳,这样的困局表明,规范已经被彻底掏空了道德意义和指导生活的功能。也正因如此,示范伦理才成为一些人眼中救治道德困境的一剂良方。

可是问题在于,道德楷模的感染力是随着时空尺度的拓展呈递减趋势的。道德楷模必须活生生地嵌置在每一个具体入微的熟人共同体中,惟当他的善良是你我亲眼所见,他的勇敢是你我亲耳所闻,才有可能因为朝夕相处耳濡目染,近朱者赤。反之,当道德楷模们四下穿梭只为陌生的人群巡回演讲时,哪怕听者动容闻者啜泣,得到的可能也是虚荣大过光荣。

不久前辞世的季羡林先生差一点就成了这样的坏榜样,幸亏老先生觉悟得快,早就主动摘去了包括“国宝”在内的那三顶高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