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卫

“解放后30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夏衍

1982年3月23日,北京朝内大街203号。

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人向躺在病床上的关露宣读了平反决定: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撤销和推倒强加于关露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决定”还撤销了过去对她的审查处理报告:“关露在接受组织任务到敌伪机关期间,并未积极为党工作,而是公开地为敌人工作,起了汉奸的作用。”

43年的汉奸骂名,10年牢狱,终于昭雪。7个多月后,1982年12月5日,关露在完成了回忆录以及她的老上级潘汉年的纪念文章之后,服安眠药自杀。

在悼念关露的座谈会上,夏衍说了这样一句话:“解放后30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

遗嘱

关露唯一的亲人是妹妹胡绣枫一家。

胡绣枫和“76号”日伪特务头子李士群之妻叶吉卿曾是复旦同学,并且有恩于叶吉卿,中共欲利用这层关系策反李士群。妹妹胡绣枫当时恰巧另有任务,于是1939年秋,就像电视剧《潜伏》中的“翠平”,阴差阳错,姐姐关露被派去了“76号”。

多年后,胡绣枫告诉《关露传》的作者柯兴,“我不该把我姐姐认识李士群的事情告诉潘汉年。去‘76号和后来受牵连遭罪的也都应该是我,可都让我姐姐代替了!”

这个故事在这个家庭中从不被谈起。关露的外甥女李稻川向《中国新闻周刊》出示了关露的遗嘱。遗嘱立于1975年关露出狱之后。“我自己没有儿女,只有三个外甥女儿,名叫李康将、李妙庄、李稻川。我生病时和生活上遇有困难时,她们都给我各方面的照顾。因此,我也把她们当成我自己的女儿。……如果我的心脏停止跳动,我的生活资料、香山东宫村2号房屋等都归我的三个外甥女儿所有。”

香山东宫2号是关露1975年出狱后用补发的工资买的。这是一座带小院的平房,条件简陋,连自来水都没有,但遍植绿树香花。写作饿了,关露就端个凳子站在枣树下,现摘现吃。

1978年深秋,关露的老朋友去香山,还能看见她在跑步,“身体轻健而匀称”,虽然跑得很慢。但1980年“五一”节的一次中风夺走了她的健康。

为了便于看病,通过多方努力,文化部终于借了一间宿舍给关露。在朝内大街203号的一座筒子楼里,一楼,阴面,一面墙紧挨公共厕所,因受潮白灰脱落。冬天暖气不热,另生一只煤炉。地面是坑洼不平的土地。两张折叠床,一张是关露的,一张是保姆的。

写作的希望成为泡影

关露搬来后不久,屋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在作协工作的萧阳。萧阳听说关露孤身一人很可怜,“连保姆都欺负她”,就打抱不平来了。

她首先张罗替关露换了个保姆。新来的是一个胖胖的安徽小保姆,叫金正英,老实温和,关露很满意。

关露中风后,没有偏瘫,就是全身疼痛,经常说疼得像刀割一样,无法入睡。萧阳和小金推着轮椅带关露去协和医院看病,但没查出病因。萧阳还托人找来一位大夫帮关露按摩了一段时间。大夫认为,关露的疼痛主要是心理上的,不是生理性的,他无能为力。

1982年5月,小屋中又来了一位客人,是关露早年的结拜姐妹陈慧芝。已退休的陈慧芝愿意来陪伴关露,帮她整理回忆录。关露十分高兴,“迫不及待”要她搬进来,一天都不能等。

陈慧芝自带生活费住了过来,帮关露领工资,交党费,记账,改善伙食,还督促关露多起来活动。

关露出狱后,关系转到文化部,只拿打了折扣的生活费,直到平反后才发全工资。给她定的是文艺11级,当时她的外甥女婿已是文艺3级。

关露出狱时补发了1万多块钱工资。她给了李康将2000块,并且到处托人给李康将的女儿李若幼买了一架二手钢琴。这架钢琴其实音不准,从来就不能用,但直到今天,它还摆在李康将家的客厅里。关露还给了曾经资助过她读书的恩人刘道恒家1000块。

有时候,陈慧芝的女儿姚光光也来看母亲和“五姨”。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五姨”给她的印象是文弱,特别“静”,说话慢声细语,老喊疼。她记得有一次关露让她帮忙买一块泡泡纱做短袖衫,还让她替自己也买一块,说是“算我送你的”。

大家还给关露买了一个洋娃娃,小金替娃娃做了一件背心、一条短裤。关露很高兴,把娃娃放在枕头边,替娃娃盖上被单,有时抱起来看看。

十一二平米的小屋,挤进3张单人床和最简单的家什之后,实在是连一张小书桌都放不下了。陈慧芝只能靠在床上写,让关露心里很不安,希望能多一间房,写过几次申请,但房子一直未能解决。

最让关露痛苦的,是她的记忆力不行了,也写不了字了。解放后33年间,除了《苹果园》和狱中诗,她没有发表过一部作品。第一次出狱后写的长篇小说被抄家抄走了没有下落,第二次出狱后她曾经雄心勃勃要“大写特写”,但中风让这个希望成为泡影。

丁玲带来潘汉年平反的消息

1982年9月15日,阳光明媚。

这天上午,客人来访的时候,关露正在擦拭刚洗完的头发。她坐在折叠床边,室内唯一一把旧木椅放在床前当脸盆架。

进来的是作协副主席丁玲和她的秘书王增如。“她抬起一双眼睛惊恐地望着我们。”仔细端详了好一阵,才哽咽地问道:“丁玲!你是丁玲大姐吗?”王增如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两位30年代上海滩上齐名的才女,“左联”时期的老朋友,多年后首次见面。丁玲告诉关露:“我来是要告诉你一件大喜事,汉年马上要平反了!”

关露的眼圈红了:“真的吗?我盼的就是这一天!我中风后几次想到死,可一想到汉年的冤狱还没平反,泼在他身上的脏水还没洗干净,我就想,我得活下去,我得替他等到那一天!”

潘汉年曾说过一句话:“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从1939年的那个秋天起,关露和潘汉年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她到李士群那里做卧底做的联络和摸底工作,正是为潘汉年亲自出马铺路,也才有了潘汉年后来被李士群诱骗到南京见汪精卫之事。这未经请示也不敢汇报的见面,终于埋下大祸。

1955年,潘汉年因“汉奸”“日本特务”等罪名被捕,关露作为这一“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被捕,两年后出狱,不给结论,并被勒令退休。1967年,“文革”开始后,关露再次受“潘案”牵连,在秦城监狱关了8年。1982年,“潘案”在陈云和廖承志的过问下终获平反,惠及于她。但潘汉年已含冤死于劳改农场。

丁玲表示要帮关露解决住房问题,而且说做就做,当天就去找作协秘书长,建议用关露香山的房子在城里换一套单元房,而且立刻返回关露住处把房子有望解决的好消息告诉了她。

据关露的外甥女李康将和李稻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确实给了一套三居的单元房,但关露没要。对此,丁玲后来说了这样的话,“她的性格在重重压力下扭曲了,使她什么都怕。怕搬到作协宿舍后文化部不再管她,怕上医院看病时要不到汽车……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满阳光,但是阳光找不到她身上。”

永别人世

1982年12月4日,星期六。

陈慧芝是每周日照例要回自己大女儿家,关露一定早已选择了这个时机。她不动声色,只待回忆录完工。姚光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感叹,一点预兆都没有,看来到底是做过地下工作的。

这一天,回忆录终于写完了,纪念潘汉年的文章也写好了。

关露告诉陈慧芝,说明天有老同学会来看她,开车来,还带保姆,可以给他们做饭,所以给小金放假一天。

陈慧芝提议她再跟老同学打电话确认下,关露坚持不用,说已经约定了。“她知道我爱吃鸭子,她来时还带一只鸭子给我吃呢。”

下午,陈慧芝看关露精神不错,便提议把回忆录念给她听,看看需不需要修改。这一部分主要写的是李士群,题目叫《我在潘汉年领导下为新四军做了一点李士群的工作》。

关露说:“好,你念我听,把稿子定下来,再抄一份给梅益同志。他看完还要转给夏衍同志看看,再给上海市委寄去。”

关露几次给梅益打电话,说有事托他帮忙。两天前的12月2日,梅益来了。关露告诉他自己在写回忆潘汉年的文章,还有关于李士群的材料,整理好后就给他送去。

梅益注意到关露床头的塑料娃娃,感叹写作对于她真是件吃力的事,“不仅因为病痛,还因为没有桌子”。

多年后,这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译者,还记得1936年第一次见到关露的情景:清晨,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家中,关露身穿一袭曳地白色长裙,手拿书本,很优雅地坐在一张扶手椅里。他这个才从北平来的文学青年,整个谈话过程中一直双手扶膝,连椅背都没敢靠。

1982年12月5日,星期日。

李康将和李稻川都记得,这一天极冷。

她们接到电话分别打车赶到朝内203号时,天已经黑了。屋里只有关露一个人,身体还是温热的。

是回家后的小金首先发现关露出事的。

李稻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关露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两手叠放在胸前,像睡着了一样,脸色苍白而平静。小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水,两个小药瓶,碗里还有两个煮鸡蛋。

李稻川的感觉是难以置信,从没听过关露抱怨过一句。他们不相信是自杀,报了警。公安机关调查后的结论是服安眠药自杀。

本想给关露守夜,但天实在太冷了,就锁上门,所有人都走了。只有那个洋娃娃陪伴着关露。

柯兴写《关露传》时,在领导支持下查了很多内部档案。他在书中披露,信封里有一张老照片。照片背面题写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下面有关露的一行题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

照片上的人就是王炳南,后来的外交部副部长,关露曾经的恋人。

这张照片李稻川是非常熟悉的。早在抗战时,她就认识王炳南了。那时,她家住在重庆“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对面,“王伯伯”隔三岔五在晚上偷偷跑来,连小孩子都知道他是来打听关露消息的。王炳南是个“老陕”,高个子,小寸头,穿一身黑中山装,很利索。

那时王炳南刚和德国妻子安娜分手,关露也有过一次短暂婚姻。和王炳南恋爱,是关露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李稻川是在抗战胜利回到上海后,在关露的小屋中见过王炳南这张照片的。那时,关露因在国民党惩治汉奸的名单之中,已被党组织送到淮阴新四军中。

王炳南曾打算去看望关露,定下终身,但在上飞机前一刻被邓颖超拦下了。

“那时每星期有一次班机到淮阴,我曾想搭乘飞机去看她。领导上临时决定不让我去,说因为她名声不好。”在悼念关露的座谈会上,王炳南说了这段往事。王炳南还说,让一个已经驰名的左翼作家去当“文化汉奸”,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现在看来这样的安排是不妥当的。

1982年12月16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简单地举行了关露的骨灰安放仪式,因为是自杀,没有致悼词。王炳南默默地参加了仪式,并向关露遗像深深三鞠躬。 ★

(感谢丁言昭对本文写作给予的支持。)

关露

原名胡寿楣,上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赵丹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主题曲《春天里》就出自关露之手。1939年关露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到汪伪特工总部“76号”策反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打入日本大使馆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任编辑,成为著名的“红色间谍”。抗战胜利后,她被国民党列入汉奸名单;新中国成立后,她又因汉奸罪名两度入狱,达10年之久,出狱时仍然顶着“定为汉奸,不戴帽子”的污名,直到1982年3月23日获得平反。国家安全部原部长贾春旺为关露的传记题词:隐蔽战线需要关露同志的这种献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