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唯

一

史学大家钱穆(宾四)的旧著近些年来陆续再版,大陆读者开始重新接触这位久违了的“港台学人”。钱穆八十岁时撰《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追述其经历和交游,实乃自传,而内中载述胡适之处尤多,且每每施以褒贬,令人感觉钱穆内心似有一个挥之不去的“胡适情结”。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胡适和钱穆堪称讲课最叫座的两位教授,这不仅因为他们二人讲课生动精彩,还由于彼此学术观点对立相左。当年的学生认为,他们各自代表两种倾向:胡适为“动态的教授”,而钱穆乃“静态的教授”,前者讲学兼议政,后者则一心向学,疏于世事。不过,就文化意义而言,钱穆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处在“胡适的时代”里,此乃无从选择的文化氛围,欲求解脱而不得。钱穆终其一生都在与这种思想环境奋力抗争,虽非踽踽独行,了无知音,却也近乎与失落无奈的文化心态相伴始终,而这恰是他孤愤著书立说,“为国故招魂”的动因所在。钱穆与胡适的处世风格、治学路径确有不同,然而在国学研究、中西文化认同乃至学术流派诸方面,二人则又恩怨交错,纠缠难清。

胡适比钱穆年长三岁,但以在学界“出道”的先后而论,留美归来的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即已暴得大名,俨然新学人之翘楚;钱穆来自“下层”,靠自修苦学成才,其崭露头角已是二十年代末期,较之胡适差不多晚了十年。胡适和钱穆的早期教育背景基本相似,二人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均在中国古代学术,只是接受西洋文化的经历和程度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