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平

2008年,北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曾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40个城镇进行居民宗教信仰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在家中供奉祖宗牌位的是12.1%,供奉毛主席塑像的是11.5%,供奉佛教塑像的是9.9%,供奉财神和土地爷的则分别是9.3%和8.8%。

这说明,当代中国人在普遍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从来也没放弃过对信仰问题的探寻。在这些探寻之中,祖宗崇拜与圣人信仰,占据了非常突出的地位。虽然这两大信仰,乃自古迄今中国人的传统信仰,但在历经30年改革开放之后,它无疑是具有了新时期精神生活的新内涵。特别是其中的“毛泽东信仰”现象,可说是事关中国变迁、权力民主、民族强大、精神关怀、社会正义,甚至涉及对改革开放的价值评价诸问题,使每一个中国人不得不正襟危坐。

伟人信仰的私人化

权力政治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生信仰的不确定性,常使中国人心存双重忧虑。既想依靠权力政治来消解人生信仰的不确定性,亦想寻求人生信仰来表达对权力政治的批评和超越。信仰经纬的是外在文明的合法性,权力统理的则是个人内在精神的稳定与表达。这一对矛盾关系,依旧还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之中。

于是乎,即使是一种信仰,也会内涵了太多太多的社会权力关系,衍生了太深太深的现实欲求。不同地位、不同身份、不同权力的人,他们在毛泽东信仰现象中的关系变现,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大抵就是复杂而丰富的毛泽东信仰现象。

一般老百姓,他们信仰毛泽东,无非是祈福祈健康,求财求运保子孙,求得大人物保佑好人一生平安。在渗透了其他现实欲求的信仰方式之中,其毛泽东信仰现象,可能就会包含了对政治、权力、地位的欲求,包含了对理想的期待或对时代的批评。尤其是那种结合了现实欲求的信仰方式,往往会把信仰置之于非信仰的层面或权力关系之中,借信仰说事,用权力表达,使信仰变形。

这种信仰方式,一种是朴素的感情需要,一种是刻意的权力矫情。可怜的老百姓多属前者,有身份、学问的人多属后者。还有一种,则可能是宗教信仰的替代品,以及从中生产的民族精神认同。

相关的问题是,毛泽东信仰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象征、社会现象?它能够说明当代中国人在探寻、建构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呢?圣人、保佑、灵气、风水、祖坟、升官、发财、健康、平安。这种信仰的神秘方式,如微波荡漾在心底,似象征隐喻了社会的变迁,同时也能转化为一种稳定而持久的认同格局。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无论是个人抱负的伟大实现,还是治国家平天下,毛泽东都是一个大人物;无论是升官还是发财,毛泽东也是一个值得崇敬的偶像。所以,在韶山故居、毛家祠堂,在韶山虎歇坪山头的毛家祖坟,祭拜的人群络绎不绝,身心虔诚。可是,在权力场域之中,在不同的利益关系和思想冲突之中,那些信仰的目的则是重重叠叠,用心不一。

就其社会学意义而言,这种以毛泽东信仰或崇拜为象征的信仰方式,无一不被信仰者个人的欲求所遮蔽了,最根本的则是个人信仰的私人化。尽管当代社会中触目可见毛泽东信仰,但是在信仰者的个人与个人之间,他们始终缺乏联系,一种社会的关联。一方面,传统的乃至当代的圣人信仰、伟人信仰,本来就是极其个人化的一种信仰方式;另一方面,则是这种信仰方式从来就没有一种得以成为群体信仰的社会空间。此当为“社会缺席,宗教何在”的政治社会学实质。谈宗教无用,讲信仰尚可。因为信仰的社会学本质,是仅仅对个人的关涉,个人的精神关怀。

这就是毛泽东信仰现象的社会学本质的所在。层累造成的中国人的私人化信仰结构里,信仰仅是私人的;如果这种私人化的信仰欲求,变成一个社会的公共信仰,就唯有依靠信仰者个人的摇身一变,具有独特的身份和地位。那么,这一私人的信仰,就有可能成为天下的公众信仰。私人的不要紧,关键是如何把自己做成一个有身份、有信仰的个人。

正是因为这种信仰的私人化倾向,导致信仰者之间无法构成那种“休戚与共”的分享结构,只能中经某种权力秩序,才能以实现信仰群体的共享与认同,从而消解了这一信仰结构的神圣性,转向成为对权力的信仰,变异成为被信仰的权力。私人的味道很浓厚,信仰的要求则变得淡薄了。

信仰的信仰

回归传统的祖宗崇拜和圣人信仰,表面上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本质却是当下中国问题的总集。因此,毛泽东信仰现象,可说是传统中国信仰之所以延续到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基础;而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这可象征着当代中国人“信仰的信仰”。

“信仰”在中国,常常是指以神人交往、人际交往关系为中心,涉及宗教信仰、道德信仰、甚至是权力信仰的重要概念。这种关系主义的信仰模式,既不以个人为主,亦不是人们常说的集体主义模式,而受制于家族、伦理、文化及其权力关系。因此,中国的神人、圣人交往关系及其信仰方法,虽然是中国人处理群己关系、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基础,但它却能使中国人的信仰模式,呈现一种与家族、伦理、社会、权力之间重叠与互动的复杂关系,进而使信仰关系退居其次。它会基于信仰者在现实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和权力,具体表达为不同的利益和权力的追求。

毛泽东信仰现象,实际上是当代中国社会中“信仰政治学”的现代版本,是指以人的信仰及其关怀方式作为“隐喻”和实践方式,进而展开对国家、政治、权力等现代现象的表述和批判。通过毛泽东信仰现象,我们能够体会出一种事关中国社会、政治权力乃至改革开放合法性问题的要义。所以,“信仰政治”现象,已逐渐进入当代中国信仰社会学、政治社会学领域。

作为权力、社会问题表达方式的中国“信仰”,已在信仰者心目中预设好基本模板或认知框架,以此为基础来观察和归纳当代中国的各种问题,进行社会评价和权力分析。如何全面把握这种信仰关系在社会空间中的功能发挥,真正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角度评价各种信仰关系在社会、政治领域内的交互作用,即达成对于信仰关系的社会性理解,以一种彻底的历史感来认识信仰及其关系结构,应当是当代中国“信仰政治学”乃至“信仰社会学”的基本目标。其中,关于“信仰”在中国政治、思想、精神关怀方式方面的能动作用,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信仰在宗教领域中是神圣良知,在社会领域中是人际交往关系,在权力领域中则是权力运作的合法性机制。因此,如何信仰?信仰什么?依旧是中国人的信仰重建的关键。作为神圣良知来信仰的,可为中国信仰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作为人际交往方法来信奉的,可为中国的社会交往建构理想型的社会资本;而作为权力运作合法性机制来加以利用的,则可能会增加中国政治运作的成本。

人们应当清醒的是,“佛陀菩萨+毛泽东信仰”,可能是红色信仰的民间化路径,作为老百姓喜爱的一种民间信仰方式而已。至于毛泽东信仰与政治信仰、民族信仰、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梳理及其文化整合,则可能是建构当代中国信仰格局的一条必经之路。

(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