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

经济出了问题,人们通常会求助于政府,政府也认为自己责无旁贷。

让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有没有可能呢?我抱怀疑态度。1929年危机为什么拖了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危机开始后政府干预太多了。现在有人讲是罗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国经济,其实罗斯福没有多少新政,罗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开始实施了。现有的大量证据证明,美国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资,提高关税,限制工资的调整,都是在罗斯福上任之前进行的,所以导致了失败。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正是政府的救市措施延缓了市场的自身调整,使萧条持续了更长时间。1990年后日本政府救市政策的失败也说明了这一点,零利率政策和大量的公共投资并没有把日本从萧条中解救出来。

我们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会有短期效果。但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市场自身的调整,政府救市的结果可能延缓市场的调整。

以房地产为例,我同意取消房地产市场上所有提高交易成本的政策和规定,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但仅此而已,我不同意政府去救市。只要交易自由了,该掉到什么价位就掉到什么价位,政府不应该干预。如果现在政府老想托市,本来一平米应该是5000块,如果我们非要维持在6000块,看起来掉不下去,但始终没有人买房,房地产市场不可能发展。反之,如果我们让它一下子掉到底,掉到5000甚至3000,房地产市场会很快活跃起来。不仅是房地产,在所有的行业,都是同一个道理。

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不仅扭曲了市场的惩罚机制,延缓了结构调整,而且常常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政府只解决大问题不解决小问题。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界自救的积极性,导致更多的投资失误和更多的坏账。政府投入的资金越多,资金越短缺。而这正是中国经济的老大难问题。

现在,各国政府搞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的一套:刺激需求。但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既然我们认为危机是由于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中国人过度投资引起的,怎么又可能通过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解决危机呢?

有人说中国人只赚钱不花钱,储蓄率太高。但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从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没有大的变化;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远低于印度的22%。当然,中国的储蓄率确实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储蓄率太高。企业储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合理的。国有企业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投资?因为对他们而言,赚了钱不需要分红,不需要交给政府和家庭,资金成本等于零,甚至是负的(如果预期花不完的钱将来会被上收的话),不投白不投!一方面是无效的投资,另一方面居民却没钱花。这才是中国的现实。

中国统计年鉴分别计算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些评论家也经常引用这个数据。但这个统计数据很让人费解。如果按这个统计数据对过去三十年的GDP增长做个回归,我们发现,“消费贡献率”和“出口贡献率”与GDP的增长率负相关,只有“投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正相关。也就是说,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率”越大,GDP增长越低;投资的“贡献率”越大,GDP的增长率越高。那么,为了GDP的增长,我们究竟应该是刺激消费、刺激出口还是刺激投资?

这个问题说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提供不了我们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要知道,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生产,是供给,而不是需求;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发展经济,我们早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刺激需求,但是之后中国经济有了新飞跃。为什么?因为邓小平扩大了个人选择的自由,个人有了创业机会,可以经商做企业,经济自然就开始增长。这个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是可用的。所以,我们应该像奥地利学派主张的那样,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储蓄看成罪恶。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摘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