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彦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花园城市”万隆举行了划时代的亚非会议。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作为这一重大国际事件的亲历者之一,昔日重温,感慨万千。

“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前后

当时正值“二战”结束后,亚非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殖民主义势力则力图恢复旧有秩序。形势严峻,新兴国家越来越认识到,大家必须彼此团结互助,一致对外,才能维护自己的胜利果实,维持地区的和平稳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代表近三分之二世界人口的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首次在没有殖民主义国家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聚会于万隆。

新中国这时才诞生六年,又处于世界两大阵营“冷战”的氛围中。来自美国的封锁制裁接踵不断,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图谋“反攻大陆”。很显然,亚非会议势必成为两大阵营角逐的一个特殊舞台。在收到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的邀请后,中国政府立即决定积极参与这个重大的国际会议,争取改变自身的国际环境,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中国派出了以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为首的大型代表团。我当时是中国对外宣传刊物《人民中国》的记者,也被派前往报道这一会议。本来我应该随记者团一起,乘印度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经香港前往印尼首都雅加达。印尼驻华大使还特别在北京萃华楼饭庄设宴,为我们记者饯行。频频举杯的欢乐盛况,至今仍历历在目。但是,临行前,周恩来总理接到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访缅,商谈两国之间的一些问题;此外,还要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会晤。于是,代表团决定,与记者团分成两路,改经仰光前往雅加达。我和新华社记者李慎之同时兼任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参与一些文件的起草和翻译工作,也就跟着周总理随代表团走了。在记者们离京赴港之前,我们彼此相约:“雅加达见!”

不料,4月11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民航机在沙捞越上空爆炸事件。中国代表团成员和中外记者共11人及五名机组人员遇难。

消息报到昆明,周总理立即指示:外交部要将这一情况火速转告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中国赴万隆会议代表团工作人员,要他们立即向港英当局提出交涉,请香港方面一定要保证有关人员的安全。他还指示外交部,立即召见英国驻华代办,请英方采取措施。

此前,4月10日,邓颖超即已写信提醒周恩来,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事件发生后第二天清晨,周总理复信:“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一切从多方面考虑,经过集体商决后行。”

也正因为随代表团临时改道,我才躲过了此劫。但当时纪律严格规定,代表团的行踪绝对保密,除了夫妻,不得告诉任何人。因此,飞机爆炸的消息一出来,在遇难者名单公布前,知道我参会的亲友无不捏了一把汗。当时中国民航还没有远程飞机,我们另租了一架印度航空公司飞机“空中霸王号”。中缅之间还没有正式航线,是试飞以后才启用的。一出国境,缅甸政府就派来两架战斗机于左右护航。在仰光期间,为了确保安全,代表团有人轮流值班守护飞机,不许任何人接近。

在由仰光飞往雅加达途经新加坡时,因气象问题必须降落歇息。当时新加坡与中国尚无外交关系,而是延续着与台湾的关系。怎么办?机长与地面联系后,对方终于同意降落,并在机场等候。

落地以后,代表团一行引来机场众多群众的惊讶和观望。没想到,机场当局派人前来,表示欢迎周总理到贵宾室休息。此时,周总理毫不犹豫地带领几名随员,在主人的陪同下,面带笑容,大步向贵宾室走去。我们这些留在机上的人,不免为可能出现的危险十分担忧。直到一小时后,周总理安全归来重新起飞,我们悬着的心才落下来。

从激烈交锋到求同存异

我们到达雅加达以后,到处都可以看到迎接亚非会议召开的“AA”标志,热烈的气氛笼罩全城。中国代表团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和欢迎。我们的车队来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时,门前马路上已经挤满了欢呼的人群,都想一睹周恩来的风采。第二天到达万隆以后,这种氛围就更加浓烈了。

4月18日上午,亚非会议在万隆的独立大厦隆重开幕。印尼总统苏加诺热情洋溢地发表了开幕词“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下午,大会发言开始。各国首席代表按英文字母顺序发表演说。轮到中国时,周恩来为了多听一些不同意见,主动延后了发言。大多数代表在发言中谴责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表示了促进亚非团结合作的良好愿望。但是,“杂音”很快就出现了,例如将共产主义指为“新殖民主义”,要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甚至怀疑中国对邻国搞“颠覆”活动。

人们的目光聚焦到周恩来身上,以为他一定会拍案而起,予以反击;于是就会如某些人期待的那样,大会必然争论不休,最后陷于僵局,不欢而散。但是,周恩来一直耐心地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不时在纸上记录些什么。

直到4月19日上午大会结束,周恩来还没有发言。但当天中午回到住地后,突然展开了一场准备下午发言稿的“突击战”。周总理在屋里口述,由他的贴身秘书、翻译浦寿昌用铅笔记录。我们几个翻译都坐在打字机前等候,送出一页,就立即翻译。当时谁都没有想到,总理出口成章的这个短短的“补充发言”,在亚非会议上发挥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大会开始以后,泰国外长在发言中还点名攻击中国,土耳其副总理也为其国家参加北约军事同盟辩护。然后,会议主席宣布:“我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健步走上讲坛。这时候会场已经座无虚席,不少人只能站着听。我注意到,与我一起坐在记者席上的各国记者尤其紧张,显然他们都在期待着爆炸性的新闻。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周恩来心平气和地告诉大家,他的大会正式发言稿已经分发给各位代表,现在只作一个简短的“补充发言”。会场一片寂静,大家都竖起耳朵听他会“补充”些什么。周恩来的第一句话竟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接着,他又直截了当地告诉大家:“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周恩来进一步坦率地说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到共同基础,我们就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猜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整个补充发言不过20分钟,除了中间由浦寿昌念的译稿,一头一尾都是周恩来用洪钟般的声音讲的。讲话结束后,会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空气陡然变了。好心的人们无不欣慰地意识到,面临分裂危机的亚非会议因此得救了。

在随后几天大大小小的会议中,各种交锋仍然不断出现,有时甚至如同风暴,总让人感到有一股势力在起作用,其目的是使会议达不成一致协议。同时人们也看到,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总是以折冲樽俎、协和万邦的外交艺术,将会议一步一步引向以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为核心的“万隆精神”的胜利。

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过人的精力是令人吃惊的。他和代表团工作人员同住在一座别墅里,他屋里的灯光经常彻夜通明。有人统计过,平均每天夜里他只睡三个小时,而白天除了参加会议与活动,就是在别墅不断接待客人。他有一条原则:不论什么国家的代表来做客,都同样尊重。他的法语翻译陈定民教授曾告诉我,有一次他漏译了“亲王阁下”四个字,周总理立刻让他纠正,就是这么严谨。许多在会议上与周恩来交锋过的人,后来非常尊敬这位杰出的中国外交家,并且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摘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