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最后50年,曾国藩和李鸿章是前后相连地面对内忧外患,是士大夫中自觉的首当其冲者。曾国藩试图以人格超越事功,而李鸿章因事功而淹没了人格……他们在几十年强毅力行之后,都是带着一腔不甘心的悲哀离开这个世界的。这种悲哀超越了一己之私,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

正同太平军血战于长江中下游的曾国藩同时面对的,是挟《天津条约》北上的西方人。当他接到中国同英、法、美三国签订的和约条款时,“阅之不觉呜咽”,以“五胡乱华”相比拟。

1860年10月8日星期一,戈登参观了被法军占领的圆明园(10天后被焚烧),他记道:

你很难想象这座园林如何壮观,也无法设想法军将这个地方蹂躏到何等骇人的地步。皇帝龙座所在的宫殿一律镶着雕塑精巧的乌木。殿上陈设着各式各样的大镜子、钟表和装着木偶的八音盒,还有形形色色精美的瓷器、堆积如山的五彩丝绸与刺绣。这里的豪华与文明的气象完全与你在温莎宫所见的一模一样。……而法国人却以狂暴无比的手段把这一切摧毁了……他们用无数大车运走了大批丝绸,可还留下不少。他们还劫去了大量御藏的书籍和文件,其中包括布鲁斯的最后通牒以及清皇帝不愿接见夷人的诏谕;此外还有一部御藏的记载二千年事迹的中国史。

曾国藩的内心,是鄙夷、憎恶“奉洋若神”的。当买办起家的杨坊被打,他在信中说“足使挟洋人自重者爽然自失”,称心而快意。然而,“洋船上下长江,几如无日无之”,这样的胁迫,让士大夫在仓皇之中不得不产生紧迫感,由此催生出近代中国的一个关键词——“自强”。

1840年前后,林则徐和魏源已见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性;1843年,魏源完成了带有操作性意见的《海国图志》初稿50卷。但直到20年后圆明园一把大火燃尽,大清国人才重新看到这个题目。咸丰十年岁末,曾国藩在一道奏折中说“将来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次年,他附和奕昕向洋人买船炮、用来剿洗太平军之议。“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他在家书中的心里话道出了真正的威胁不是太平军,而是西方列强。当他在书札中写下“海国环伺”四字时,应该已经意识到这是二十四史里从未出现过的大危机。

湘军攻陷安庆第二年,曾国藩就开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家军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

1862年2月19日,安庆城下停泊了一艘待售的洋船。曾国藩带着李鸿章登上洋轮,仔细察看,盛赞其“无一物不工致”。曾国藩决心制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委派幕府中精于制器的徐寿和数学家李善兰去实现这一伟业。1862年3月,他们造出了轮船发动机。1864年1月,中国第一艘火轮船制造完毕,尽管长不过3丈、时速不过30华里,却是本国自造的最先进轮船。

稍后,毕业于耶鲁大学、精通西学的幕僚容闳奉命出洋采办机器,从美国购得百余种机器,位于上海虹口的“江南制造总局”渐渐有了规模。很快,曾国藩又在城南高昌庙购地70多亩,建造了汽炉厂、机器厂、熟铁厂、洋枪楼、铸铜铁厂、火箭厂等,江南制造总局迅速成为中国最大规模的近代化工业基地。

1868年8月,江南制造总局造出了中国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火轮,船体长18.5丈,顺水时速120华里。曾国藩以“恬吉”为之命名,向慈禧汇报说,“恬吉”号“坚致灵便,可以远涉重洋”,“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

“师夷智”从议论转化为实践,曾国藩是最早的领袖和开创者。仿造洋器的过程让人看到“夷智”的精妙并不仅仅在于器物,于是又有了送幼童“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的举措——是洋务经验奠定了他采纳容闳教育计划的思想基础。但在清朝这样一个依祖法旧例办事的王朝,一桩没有先例的大事要获得通过,相当艰难。1872年2月27日,他第5次就“派遣留学生一事”上奏朝廷,获得了恩准。14天后,他死了。

曾国藩是一个识时务者,但又背负着几千年历史的沉积。在今日统称“洋务派”的人中,他是第一个师法西洋新文化的人,心中又眷恋着旧文化。他第一次看到西洋千里镜,惊羡之余,联想到的是如何“超凡入圣”的进德之功。一面开风气之先,一面又恪守着士大夫的传统情感,这种矛盾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1872年他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话:“内人病日危笃,儿辈请洋人诊视,心甚非之而姑听之。”

但岌岌可危的大清国不是他的一厢情愿所能挽救,也不是夷人之长技所能挽救。1894年12月13日的《伦敦每日新闻》报道过清廷深入骨髓的腐败和列强的恣肆:

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防御工事以及铁路的引进一夜之间给大清国的官员们带来大量侵吞公款的机会,只要外国公司引诱或贿赂他们,再老掉牙的枪支或陈旧的弹药他们都会购买。……一次,有一家商号以每支3两白银的价钱为大清政府买进一批数量巨大、几近报废的毛瑟枪,指望清政府能支付每支80两白银,结果他们只得到了每支9两白银。看看这些枪是什么货色吧:外观上还像那么回事儿,但托盘根本没有加工好,枪口也锉得十分粗糙,螺丝上得敷衍了事,有些螺帽都掉了,以致连接处都松开了。

而此前,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无不中饱私囊。上辈人讲述,曾国荃攻下南京后,往老家运东西的船队在湘江上走了一个月,“把国库搬回来了”。而民间称李鸿章为“李合肥,真的肥”,据说李家当年在合肥城里拥有一条街的店铺。

清史专家唐浩明告诉记者,早期的曾国藩不喜欢用官气重的人,奉“德大于才”为第一要旨;中期开始发生变化,以“了事”为才干。按《曾国藩通鉴》的梳理,他的幕僚有200多人,他从中选定了李鸿章;李鸿章的幕僚也有百余人,他选择了袁世凯。晚清的中国,事事燃眉,事事须了,义理的伸张、德行的坚守只能暂搁一边。曾国藩终其一生,都在这种矛盾纠缠中彷徨。

洋务派的曾国藩接受了一部分西洋人的器物,譬如“落地开花炮”,譬如60岁那年在容闳带回的相机前拍下平生惟一的照片;也坚拒另一部分,譬如电灯和电报——他说,那是没有根的东西。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