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海军“世界第二”

只为造势

吕正韬

近日印度在增强军事实力方面动作频频，如计划增加战舰和潜艇、想当世界海军第二等，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笔者倒认为印度官方和媒体的造势意图远远大于印度海军扩建的实际意义。

首先，当前的国际大环境是和平发展主流下依然存在恐怖主义等不安定因素。大肆渲染本国军力扩张，往往会被国际社会视为打破区域平衡、挑起新一轮军备竞赛的肇事者。为此，纵使某一国际主体真正要发展军力也往往奉行“闷声发大财”的低调战略。

其次，印度也绝非在玩威慑战略。国际战略学的“有效威慑论”认为，有效的战略威慑必须具备三个要素，即“实力”、“使用实力的决心”和“对实力和决心的传递”。显然，在还不具备实力前就大肆渲染“将要如何”只能激起对手的警觉和忧患意识。

最后，从现实实力来看，目前印度的军备制造业还十分落后，且不具备生产战舰上高端电磁设备的能力。海军装备的“大跃进”式发展势必带来“跨越式升级”，因为庞大的战舰潜艇群需要惊人的维护、保养和升级费用。

那么印度官方和媒体在海军扩张问题上如此高调的真实目的何在？答案恐怕就是“造势”、“夺世界眼球”、竞争“关注度”。长期以来，印度一直空怀“大国春梦”却往往得不到世界的重视，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焦点令印度嫉妒有加。印度学者经过调查分析发现，西方主流媒体每有200篇关于中国的报道才有1篇关于印度的报道，尽管关于中国的报道中大部分是负面的，甚至是“妖魔化”的，但一些印度官员表示宁可挨骂也远强于被人忽视和“好像不存在”。

由此不难看出印度正试图在具有高敏感度的军事问题上努力吸引世界的眼球，告诉世界印度没准儿还会“成为一个全球重要角色” 。印度的“海军第二”论抛出后，受到《纽约时报》等重要西方媒体的关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度的目的倒是实现了。▲（作者是解放军某部队研究人员。）

——兼与余万里、江肃京商榷

曾向红

最近，《环球时报》国际论坛刊发了余万里、江肃京等多位作者的评论文章，分析“中国学者偏视”的原因，并呼吁中国学者放眼看世界。这是针对在“7·5事件”发生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对围绕新疆等的一系列问题上，没有做好足够的知识储备而展开的讨论。余、江等都从学术传承、政府支持、激励机制等方面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但笔者认为，其中还有一个重大原因是，中国学者对边疆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安全认识，以及在新疆这样重大事件时集中暴露出中国学界的不足。

当前，边疆安全研究定位不明确。许多人都认为，这属于国内问题的研究范畴，但实际上这也属于国际关系的研究范畴。比如，新疆问题与中亚、阿富汗、南亚、俄罗斯、蒙古等地区或国家的局势息息相关，新疆还面临着具有强大国际背景的“三股势力”的威胁。正因为此，有人建议或已有人尝试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边疆学，综合各门学科的知识来研究边疆地区的关系与发展。然而，边疆研究的跨学科性与对学者知识积累的较高要求，是导致国关学者没有或少有参与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原因。

另外，如何有效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应是国关学者进行理论或实践研究的重要出发点之一。以“疆独”问题为例，在“7·5事件”发生后，土耳其、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对“疆独”分子或明或暗的支持，促动“疆独”问题趋向国际化。如何有效化解分裂主义势力试图将分裂问题国际化的动作或企图，既是对中国外交提出的重要挑战，同时也应是国关学界的重要研究课题。然而，遗憾的是，至少从目前看来，国关学界对分裂主义势力提出的诸多挑战非但没有提供有预见力的成果，甚至可以说，对中国边疆地区情况的不了解，导致许多研究人员根本没有从维护国家统一的角度出发阐述或构建国际关系理论。对国家边疆安全没有明确的意识，同样是造成中国国关学者偏视的重要原因。

从实践角度来看，边疆地区是一个特殊区域，不仅因为边疆地区往往是国内各民族混居的地区，而且通常是两个或多个国家与地区的“接触区”。大量人员、物资、信息、资金等在边疆地区的流动，使得边疆地区的权力运作、制度安排、观念构成、身份认同等方面与一个国家的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对边疆地区展开研究，是修正或催生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来源。如以美国学者拉铁摩尔的名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为代表的传统边疆研究，以及最近美国出现的以边疆地区权力运作以及由此带来的伦理问题为主要关注对象的“边界场景”研究，都昭示了边疆研究的潜力。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方面来看，中国国关学者都应在充分熟悉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放眼看世界”，摆脱学术研究只关注热点问题和大国关系的“偏视”，以“踏踏实实”的工作为边疆安全做出贡献，否则脱离国家紧迫的安全需要来讨论中国崛起无异于缘木求鱼。▲(作者是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