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桂松

一九二七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常为人们所说及的年份。

这一年，蒋介石策动四一二政变上台，开始统治中国长达二十二年之久；这一年，中国共产党人打响南昌起义第一枪，从此有了自己的武装；这一年，毛泽东发动了著名的秋收起义……

这一年，文化上也有许多值得叙说的大事。首先是鲁迅辗转厦门、广州后，决意放弃教职以写作为生，于这一年十月定居上海；这一年，沈雁冰化名茅盾从政治战场上下来，写出《蚀》三部曲，一时洛阳纸贵，不经意间成为一个新文学作家，并一发而不可收，从此开始成为著作等身的文坛巨匠！所以，这真是一个风雨彩虹齐现的时刻。

稍微读过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茅盾一九二七年以前的经历。茅盾一九一六年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同时，还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为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作出了积极贡献。从一九二六年开始，茅盾以职业革命家的形象活跃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而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活跃在大革命中心的茅盾突然回到上海，隐居在家里发愤写作，写出了轰动文坛的小说《动摇》。然而，茅盾为什么从政治漩涡中转身从事文学创作？几十年来在学术界已有定论，以为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茅盾思想上充满矛盾、苦闷以及没有党组织指示的孤寂，这些因素让茅盾转向了文学。

叶子铭先生在《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8月版）一书中说：“汪精卫集团叛变后，茅盾就离开了汉口，先到牯岭住了一段时期。后来，形势急转直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实行白色恐怖统治，大批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使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时期。当时，茅盾也受到蒋介石政府的通缉，一九二七年八月底他回到上海，陷入精神上极端苦闷的时期。就在这充满矛盾、充满愤懑、充满苦闷的情况下，他回忆了过去的生活，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邵伯周先生在《茅盾的文学道路》（长江文艺出版社，1979年11月版）一书中也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暂时转入低潮。茅盾思想上受到很大冲击。由于‘对于当时革命形势的观察和分析是有错误的，对于革命前途的估计是悲观的，所以思想情绪一度陷于悲观失望的境地。就在这种情况下写了《幻灭》、《动摇》、《追求》三部中篇小说和《创造》等几篇短篇小说。”庄钟庆先生则在《茅盾的创作历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7月版）专著中说：“那时，茅盾由于同党组织暂时失去联系，思想情绪非常矛盾和苦闷。然而，他并不绝望，他拿起文艺创作这一武器，开始了新的战斗。他说：‘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到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出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同样，庄钟庆先生从茅盾自述里看到了一九二七年茅盾“非常矛盾和苦闷”的思想，而此时的思想与“党组织暂时失去联系”有关。

而新世纪的一些茅盾研究专著里，也给予差不多相同的结论，只不过遣词造句更具有当下色彩。如有的论者说：“一九二七年，茅盾脱离了从产生之日起就被视为非法和造反者的政党，但仍然受到国民党的通缉、压制，因而成为政治上双重的边缘人和流亡者，并以这样的身份和处境在都市里以写作为业。”（陈晓兰：《文学中的巴黎和上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另一部专著也说茅盾在一九二七年七月目击了国共决裂，“于是离开去南昌，因途中遭阻塞，去了牯岭，突然生病，到八月中旬从牯岭回上海，从此便成为职业小说家。”（陈建华：《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

多年来，学术界已形成一种定论：茅盾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而对形势产生困惑从而用创作来抒发自己的思想，也即茅盾一九二七年转向文学创作是一种被逼无奈的被动选择。茅盾本人在几十年后的回忆录中也是这样的意思，他说：

一九二七年八月下旬，我从牯岭回到上海。德沚因为小产正住在医院里，她告诉我，南京政府的通缉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前些日子有熟人问起，她就对他们说：“雁冰去日本了。”“现在你回来了，”她说，“怎么办呢？”我想了一想说：“你仍旧说我去日本了。我暂时不出大门，也不见人。”我们的家在东横浜路景云里，是华界，住在同一条弄堂里的，许多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员，他们都认识我。即使我偶一露面，也难保不传到蒋介石手下人的耳朵里。而那时，我对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感到迷惘，我需要时间思考、观察和分析。自从离开家庭进入社会以来，我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不愿意随声附和。这种习惯，其实在我那一辈人中间也是很平常的，它的好处，大家都明白，我也不多讲了；但是这个习惯在我的身上也有副作用，这就是当形势突变时，我往往停下来思考，而不像有些人那样紧紧跟上。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共产主义的理论我深信不移，苏联的榜样也无可非议，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样走？在以前我自以为已经清楚了，然而，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季，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弄清楚！在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敌人的种种表演———从伪装极左面貌到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也看到了自己阵营内的形形色色———右的从动摇、妥协到逃跑，左的从幼稚、狂热到盲动。在革命的核心我看到和听到的是无止休的争论、以及国际代表的权威，———我既钦佩他们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熟悉，一开口就滔滔不绝，也怀疑他们对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真能了如指掌。我震惊于声势浩大的两湖农民运动竟如此轻易地被白色恐怖所摧毁，也为南昌暴动的迅速失败而失望。在经历了如此激荡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来独自思考一番。曾有人把革命成功前的纷扰起伏，比之为产妇分娩前的阵痛。一个婴儿的诞生，尚且要经过几次阵痛，何况一个新社会？大革命是失败了，阵痛仍在继续。不过，当时乘革命高潮而起的弄潮儿，虽知低潮是暂时的，但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仍在摸索之中。我以为我这看法，是有普遍性的。

我隐藏在我家（景云里十一号甲）的三楼上，足不出门，整整十个月。当然，我的“隐藏”也不是绝对的，对于住在同一条弄堂里的叶圣陶、周建人我就没有保密（那时叶圣陶住在我的隔壁，周建人又住在叶圣陶的隔壁）。十月份鲁迅从广州经香港来到上海，也搬到景云里，我也没有对他保密。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与叶圣陶过往甚密。我写的一些东西，包括最初的创作，就是经叶圣陶之手在《小说月报》和《文学周报》上发表的。叶圣陶那时代编《小说月报》，原主编郑振铎到英国去了，因为郑的丈人高梦旦怕蒋介石的爪牙把郑振铎作为亲共人物而有所留难。

我隐居下来后，马上面临一个实际问题，如何维持生活？找职业是不能的，只好重新拿起笔来，卖文为生。过去大半年的波涛起伏的生活正在我脑中发酵，于是我就以此为题材，在德沚的病榻旁（德沚从医院回来还有低烧）写我的第一部小说《幻灭》。后来我在《从牯岭到东京》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到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出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这一段话，真实地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情。

所以，一九二七年的沈雁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变成“茅盾”的。换言之，沈雁冰回到上海后即怀着迷茫的心态和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甘愿隐居家中足不出户去从事创作的。这种作者自述与学界研究结论基本是一致的。

但是，假如我们回放当时的历史场景，回到历史现场，也许还有许多问题要追问：当初沈雁冰年纪虽不大，但也已是三十岁的人了，而且经历了中共创建，经历了五卅运动，经历了广州事件，也刚从政治中心武汉回来，政治活动能力及政治经验相当丰富的沈雁冰何以能耐得住这种蛰居生活？难道当时的中共组织真的离他这么远吗？让这位一直在从事地下斗争的青年革命家如此束手无策？当初大革命失败后有许多同志潜回上海，是否也一样找不到组织？沈雁冰去找了吗？而这一些本该进一步寻觅的话题，几十年来学术界似乎都忽略不计了，似乎沈雁冰带着悲观和迷茫潜回上海后，隐居在小楼上写小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与茅盾同时代人黄慕兰老人的一部自传体回忆录（《黄慕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7月版）问世，对一九二七年的茅盾由政治转向文学的人生转折却有另一说。

黄慕兰，又名黄定慧，一九〇七年生，湖南浏阳人。一九二六年秋始，历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中共江西省委、中共中央暨南方局、北方局秘书兼机要交通员。上世纪三十年代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五十年代因错案受审查，—九八〇年平反。

对黄慕兰女士，稍知茅盾经历的人都不陌生，茅盾回忆武汉那段经历时，专门谈到黄慕兰，与黄慕兰很熟。而茅盾在创作中谈到一位地下党工作者坐黄包车丢失机密文件的人，就是黄慕兰，后来抗战时黄慕兰还曾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帮过大忙，茅盾在回忆录中也有记载，他说：“这时，大革命时代在武汉十分活跃的黄慕兰已改名黄定慧，她的丈夫是上海《每日译报》的发行人，不过实际上出面活动的是黄定慧，因此，《译报》与上海进步文化界的关系搞得很密切。她知道了出版《鲁迅全集》遇到的困难后，就提出由她来担保向银行开个支付户，这样就解决了排印陆续付款的问题。黄定慧为了全集的出版，还来过香港，和我见过面、叙过旧。”黄慕兰晚年为平反事，与茅盾有多次交往，茅盾也为这位昔日战友奔走呼吁，《茅盾全集》书信集里还收录了茅盾晚年与黄慕兰交往的四封书信。因此，黄慕兰对一九二七年的茅盾应该是知情者之一。

黄慕兰在《自传》中讲述一九二七年从武汉撤退时写道：“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六月中旬，我和希俨就在武汉报纸上登了启事，辞去本兼各项职务。希俨早已把《民国日报》的工作移交给了沈雁冰（茅盾）同志，这时又辞去了在名义上属于国民政府的中央军委工作。我把妇女部的工作交给了刘清扬同志，并辞去了其他各项兼职。行前我和希俨奉董必武同志之命，将三千元的支票交给茅盾同志，并传达董老指示，时局将有变化，嘱茅盾同志持此支票去上海绍敦公司（蔡叔厚）兑现，‘隐于笔耕，善自珍重，后会有期。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蔡叔厚即第三国际驻中国的联络员。”

这里，黄慕兰的回忆提供了一九二七年关于茅盾的一个新的说法，即当年茅盾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的写作，是遵循了中共党组织的指令。换言之，是党组织让茅盾回上海“隐于笔耕”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一九二七年茅盾从政治转向文学是有所根本的，并不是因为找不到党组织对中国革命前途迷茫充满矛盾和悲观失望而闭门著书。

据黄慕兰回忆，一九二七年党组织对沈雁冰的吩咐和嘱托，她是亲历者，记得很清楚，所以在一九八〇年，黄慕兰与茅盾两位老友京城相聚谈到党龄时，黄慕兰还提醒茅盾：“你的党籍党龄问题，可以向中央写一报告，说明当年遵董老所嘱，奉命隐于笔耕。数十年来，从未失去无产阶级立场，请求中央给你作一个全面的鉴定。你也不需再提什么重新入党问题，我估计中央一定会全部追认你的党龄党籍的！”对此，据黄慕兰回忆，当时茅盾听后说过“你完全正确”的话。

那么，茅盾在回忆录中对一九二七年离开武汉时的情景又是怎样回忆的呢？

我在栈房里隐蔽了半年月，大约在七月二十三日，我接到党的命令，要我去九江找某个人，并交给我一张二千元的抬头支票，（所谓抬头支票，即支票上有受款人姓名或别号，受款人得此支票，仍须经过商店保证或他本人有钱存别家银行，即可由此银行转账。抬头支票是保证万一支票遗失，拾得者不能取钱。）要我带去交给党组织。那时船票极难买，费了大劲，才买到了日本轮船“襄阳号”当天的船票。同行的还有宋云彬和另一个姓宋的，不过他们不是有任务去九江，而是搭船先到九江，再换船回上海。我上船一看，乘客一半是面熟的，很多是共产党员。我们住的是统舱，三个人只有两个铺位，由于天热、拥挤，统舱像个蒸笼，我一夜汗流浃背，未能入睡；幸而傍晚船开，第二天清早就到了九江。我们上了岸，找了个客栈住下，我就按照通知的地点去找人。接头地点是一家小店铺，我走进屋里，见有两个人坐在那里，原来一个是董必武，一个是谭平山。董老看见是我，就说：“你的目的地是南昌，但今天早晨听说去南昌的火车不通了，铁路中间有一段被切断了。你现在先去买火车票，万一南昌去不了，你就回上海。我们也即将转移，你不必再来。”我把二千元的抬头支票交给他，他说，你带到目的地去。我不敢多耽，转身出来就到火车站，果然去南昌的客车已不卖票，说是马回岭一带通不过，只有军车能通过。我只好走出车站，无意中碰到许多同船来的熟人，都是要去南昌的。他们说，可以先到牯岭，从牯岭再翻山下去就到南昌了，这样就把马回岭那一段路越过去了。他们还说昨天恽代英从牯岭翻山过去了，郭沫若也上了牯岭，要去南昌。于是我决定上庐山。宋云彬他们听说我要去庐山，定要跟着去游玩，我也不便说明，只好同意。

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和身体原因，茅盾在庐山养病半个多月后只好秘密回上海，不料，回上海途中，所携带的支票出了意外。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想不到镇江码头上有军警搜查旅客，搜查我的那个兵发现我带的那张二千元的抬头支票，又见我没有行李，就怀疑起来。我急中生智，低声对他说，这东西我不要了，我送给你罢。那个兵迟疑了一下，就把支票塞进口袋里，让我走了。”

可见茅盾的记述与黄慕兰的回忆大致是一致的，只不过在支票的数字上有些不同。茅盾在回忆录里还写道：“至于我失掉的抬头支票，当时报告党组织，据说他们先向银行‘挂了失，然后由蔡绍敦（也是党员，后改名蔡叔厚）开设的‘绍敦电器公司担保，取出了这二千元。”

这个回忆也说明，茅盾回到上海后，与党组织并没有失去联系，如果一回上海就与党组织失去联系，那么支票遗失一事怎么向党组织汇报？茅盾在回忆录中还说过：“自从我到了日本以后，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而且以后党组织也没有再来同我联系。”说明在去日本之前，茅盾一直是与中共组织有联系的。黄慕兰是与茅盾同时代人，武汉那一段经历，对黄慕兰来说是应该记忆犹新的。况且对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的黄慕兰，特殊工作要求养成强记的习惯，所以《自传》中许多往事有让人历历在目的感觉。再说，人到老年，年轻时的往事往往记忆深刻，而眼下的事倒常有遗忘。因此，黄慕兰《自传》中有关一九二七年茅盾的说法，又当是与多年来茅盾研究界的结论不甚相同，茅盾从政治转到文坛的往事值得探究———茅盾是在离开共产党组织后一片迷茫苦闷之中去从事创作，还是奉中共组织之命“隐于笔耕”？

（选自《书城》200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