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师亦友忆戴公

2009-08-06丁尼

金山 2009年6期

关键词：公演剧团

丁　尼

开始只是一般领导与队员关系，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的关系当然不一样了，我是很崇拜他的，也的确向他学习到表演艺术上许多东西。

戴公名涯，原名忠勳，他与我可以说亦师亦友。

1937年的冬末，我已在中国戏剧学会救亡演剧队。当时中国戏剧学会负责人戴涯在西安，我们救亡演剧队由冷波带队，先在徐州开展工作，徐州战事吃紧，接到戴涯电信，要我们到西安，这就认识戴涯。

开始只是一般领导与队员关系，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的关系当然不一样了，我是很崇拜他的，也的确向他学习到表演艺术上许多东西。

中国戏剧学会救亡演剧队到西安后，首先到南乡进行宣传。但一个纯民营的剧团，是没有多少钱的，是靠在城市中公演售票来维持，大家没有工资，吃大锅饭。当时的方针是“城市经营，农村宣传”。可是要公演，就得大一点的剧目，那年的秋天，选择了《黄花岗》，新戏一切服装、道具、布景，都得新制，投人资金过多，结果赔了钱．连伙食都难开了，人员纷纷离团另谋出路。随后虽又演了《日出》、《突击》等戏，仍难维持。这时，西安的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简称战干四团)要办艺术人员训练班，找到戴涯，请他负责，他便带着中剧的仅有的六七个人去了战干四团。

在战干四团办了两期艺术班，这时有了变化，反共的阴谋已明朗化，而人际关系也紧张，大家便想离开，重新搞职业剧团。可是要集体离开也是不容易的。戴涯和冷波、洪正伦中剧的几个领导人便商量了计谋，十月十日是“国庆”，定会组织庆祝晚会，我们九月外出公演，到时不回，必然引起矛盾，制造成僵局，借机辞出。于是九月中我们以战干四团的名义赴宝鸡去演出，果然如预计的，“国庆”前来了命令，要我们回团组织晚会。戴涯在临近前回报“正在演出，票已售，不能回团”。这一来惹怒了战干四团负责人葛武棨，恼怒地说“不回来，不回来就永远别回来！”这样，“国庆”过后我们回到团里，葛武棨向戴涯大发脾气，戴涯趁机提出辞职，于是中剧的人集体写了辞呈，葛武棨大笔一挥，我们便全体离开了战干四团。(两期艺术班的留团毕业生已组织了战干剧团，对我们这些不驯服的人离开，更是乐意的。)

十一月重组中国戏剧学会，简称中剧。

在旧社会，民营的职业剧团要想生存发展，固居一地是不行的。因为人员不能太多，排的剧目就不可能多，而一个戏在一地最多演个六七场，所以得跑码头，作旅行演出。我们在西安演出了五个戏，就开始出发了。

这里还有一个政治的原因。我们是那样地离开战干四团，他们不会善罢甘休，果然，在我们要公演《日出》，就在卖出票的前夕，陕西省党部来了禁令，说《日出》是禁演剧目，不能演。面对这种蛮横，戴涯无奈，叫人在大门外贴出声明：“《日出》奉令停演”，戴涯把“奉令”两字写得大大的，以此来抗议。同时立即突击排《重庆二十四小时》，并向观众声明，要退票者可退票，但没有一个观众退票。

看来西安是不能再待下去了，于是戴涯决定出去公演，路线是宝鸡、汉中，由广元入川。我们这个剧团只有十多个人，不分什么演员、职员，布景、道具、服装，都是自己动手来做，女演员、包括戴涯的夫人杨月秋，她们就是裁缝。演出时也不分前台、后台，谁有空谁就到前台服务。而且我们都没有工资，营业好了分些零钱，不好就一起喝稀饭。虽然生活苦，可大家却很愉快。广元演毕，戴涯考虑到以我们剧团的阵容，是难以和重庆、成都那些大明星、名剧人比的，于是改路线，掉头去兰州。

在兰州迎接了抗战胜利。戴涯觉得中剧的发源地是南京，南京是国都，他又是镇江人，于是决定一路演着回南京。

在旧社会，搞民营职业剧团，要受到许多压力，军人、警察、宪兵、特务、伤兵、青红帮……这些人都得照应，戴涯的烦恼很多。有时明明满座观众，售票的钱却不够院租。有时还受伤害。在天水，租借了民主纪念堂为演出地，白天排戏，纪念堂前楼的办事人员，说影响了他们办公了，来干涉，并动手把戴涯打伤。在开封演《日出》，国民党空军带两个少女来看戏，硬坐在前排，演黄省三的演员因为第二场才上戏，便在前面临时服务。这时持座位票的观众到了，他便请占座的空军让座，那空军大怒，举手拿面前的茶壶把演员砸得头破血流。气得戴涯拉空军去宪兵队交涉，他在戏中还有角色，这时只得临时换演员。戴涯向观众声明，这场戏将演得不好，不愿看的可以退票，可观众非常好，无一人退票，高喊着：你们演吧，我们都看见啦。

1947年冬，回到南京后，便筹备演出，打炮戏选了宋之的写的《武则天》，戴涯找了国民党负责宣传的要员张道藩，说好租借香铺营的文化会堂为演出地。一切准备齐全，剧票、海报、广告也印好。这时忽然有了变化。张道藩要戴涯演反共的“戡乱戏”，不然就不能在文化会堂演出。张道藩知道戴涯已经投了演出费，是作出要挟。戴涯当即一口拒绝，演出当然只好停下来，结果又背上了一大笔债。

戴涯对我夫妻二人非常关心，在我生活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了无私的帮助。记得1940年我在战干四团，因为和延安友人通信，被关禁闭。戴涯多方奔走，保我出来。我出走绥西，二次回到西安，夫妻二人生活无着，我又得了斑疹伤寒，是戴涯决定从公演的票房中，不断地取款为我治病，待我出院后，又将我夫妇接到他家中，供我食宿，直到为我二人找到工作。这种古道热肠，是我终生难忘的。

我的艺术成长，也是和戴涯的影响帮助分不开的。记得1938年夏天，戴涯联合了在西安的话剧演员，以旅陕剧人的名义演出《日出》，在演出时，扮演潘月亭的周伯勋突然嗓哑失音，而当日票已售出，不能停演，由于我对此剧较熟，戴涯便建议我来突击。在众多合作者帮助下，我没出大错地完成了这场演出，从此以后，中剧演出《日出》，潘月亭一角便同时由我担任了。后来在许多戏中，戴涯也委以重要角色。中剧东山再起，第一个戏是《茶花女》，戴涯分配我演原来他演的乔治·杜瓦乐一角，并且给我很多指教。我在艺术上逐渐地成熟，是与他的教导分不开的。他还放手让我导演，就在那几年，我导演了《桃花扇》、《心狱》等戏。

他一向对艺术非常严肃而刻苦，年轻时曾和唐槐秋一起创办中旅，开创了中国话剧职业化的道路。他扮演的《梅萝香》中的秦叫天一角，因轰动平津而得了“戴老板”的绰号。他以扮演《茶花女》中乔治·杜瓦乐，《雷雨》中周朴园，获得“戴派老生”之誉。

他创造角色极重角色特征，要演成“这一个”。他主张不同的戏里应是不同的角色(以区别“不同的戏里是不同的自己”的理论和创作方法)，他从外形的改变到声音的化装，都有自己的设计和表现。不用说他演的《日出》中的李石清，《李秀成之死》中的李秀成，《清宫外史》中的李莲英各自不同，就是他演的《北京人》中的曾皓和《家》中的高老太爷，这样两个代表封建阶级行将就木的老朽，也是不样的。一个是即将死亡而拼命挣扎(曾皓)，一个是死抱着家长的威严但已虚弱不堪(高老太爷)。他将这两个人物的步履，驼背的样子，都有所区别，在声音的运用上，曾皓是声颤而不清，连吐痰都要用极大的力量带着声音吐出，而高老太爷则是强作有力而气虚声空。至于他演的周朴园，则又是另一种形象了。

他把戏曲中的念白、形体动作，化入话剧表演中，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如李秀成、李莲英的步伐、手势、语言等。

李秀成在第四幕自杀前祭酒时的三段台词，第一段祭洪秀全等，他手举酒杯在前面，仰首高叫“天王!东王!……”戴涯用了京剧中的“叫头”，苍凉而悲壮；第二杯酒，他平端酒杯在胸前，将“十四年来，在我们一切大大小小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的一百万以上的兄弟姐妹们！请你们的英灵，来飧用我的第二杯敬酒！”这大段台词，低沉快速而清晰地把前面四十八个字一口气说出，然后一个停顿，再继续说“敬酒”二宇，随之松手使酒杯落地粉碎，随着这杯碎，后台响起太平军战士耸身自焚的高歌，这时他抢过第三杯酒，转身飞步到窗前高举酒杯，一声高呼“第——三——杯！”——每演到此处，台下总是掌声如雷。《日出》中李石清与潘月亭拼斗时的大段台词，戴涯运用了“贯口”这快速急口，也常常博得观众的掌声。

他身体虚弱，加之嗜酒如命，经常在演出中昏倒在后台，常是注射强心针来上台，他一到了台上，就生龙活虎一样，这是很可贵的。

但是这样一个好演员，由于历史上的政治原因，始终在戏剧界被排斥在外，以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而死，今后就将更不为人知了。

我1998年去南京，想去探望他的妻子杨月秋，可是她已仙逝。我在伤感之余，写了下面的诗：

游金陵忆戴公

荷香阵阵访金陵，秦淮波映忆戴公。

雁塔飞雪初识君，亦师亦友长安城。

困厄境里得温饱，红氍毹上沐春风。

关中同尝饥寒苦，兰州共享剧艺荣。

相国寺畔全清史(注)夫子庙边业凋零。

战歌唱遍大西北，高台教化亿万众。

中剧十年陕甘豫，剧运史上竟无名。

戴公创业肝胆沥，半世坎坷获罪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