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　原

近年来，有分量的原创影视作品不太多，其上乘之作更少。多的是改编作品，但优秀作品也不多。这恐怕与创作理想的缺失和浮躁心理的滋长有关。如果影视作品主要追求的是“票房”，那对于品质的追求就很难做到精益求精。高质量的作品，要深入生活，要独立思考，要“板凳甘坐十年冷”，这哪里能赶得上市场的行情呢？于是，经典名著的改编，就被认为是一条“捷径”。荀子有言：“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应为‘八之误）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如果拿这话来提醒少数改编者，应该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改编也是一种创作，也需要严肃认真的态度，也要有生活、有思想，也要耐得住寂寞。如果以为改编就可以轻松讨巧，那最后恐怕就一定“吃力不讨好”。所以我认为，改编者首先应该对名著有一种敬畏的心情，首先要认真细致地吃透原著之精神，领会原著之精妙所在，然后才能使再创作得以切实有效地进行。总而言之，就是首先要“尊重原著”。

“尊重原著”当然也不是将它奉若神明，丝毫动不得：倘如此也就不存在改编或改写了。怎样在不违背原著基本精神的基础上，正确地选择，精要地浓缩，适当地发挥，尽量掌握好方向和分寸呢？我们不妨看看鲁迅先生的《铸剑》。《铸剑》是一篇小说，讲的是眉间尺为父亲干将复仇的故事。但它有所本，在《列异传》和《搜神记》中，都有关于眉间尺故事的记载，然而只是梗概，所以说《铸剑》实际上是一篇“改写”的小说。在《铸剑》中，简约的概述变成了具体的描写，包括一些生动的细节；其中作为仇恨化身的黑衣人形象，更融进了对现实社会的讽刺；又通过狼的形象，突显了黑暗社会的吃人本质，渲染出一种阴冷恐怖的气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是在尊重原作基本精神和主要情节的前提下发挥艺术想象的，这堪称再创作的典范。

但我们现在的有些改编，实在是太自由、太随意了。不仅故事情节可以大幅度地增减改变，不仅人物形象可以从根本上另行设计，甚至连原作的基本立意都可以公然偷换了。去年看了新版的《京华烟云》，我就想，这还能算是林语堂的作品吗？这本被有些人誉为“现代《红楼梦》”的长篇小说，其重要特点之一是蕴涵了丰富的中国文化，但在电视剧中，基本上只剩下一个故事情节的空壳子。幸而林语堂早已作古，连摇头叹气的资格也没有了。

最近又看了《倾城之恋》，倒是觉得改编得还不错，原小说所留下的大片艺术空白，被改编者填充延展得具体而生动。更难得的是，从时代背景的再现，主要演员的表演，到张爱玲叙事风格的模拟，都大体符合我们读其小说时的感觉。这就很不容易了。但剧中关于白流苏和白宝络参与抗日活动的那些情节，就实在让我感到匪夷所思了。本来，改编的《倾城之恋》比之原作，从思想内容上来讲，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了许多对于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了。当年傅雷评论《倾城之恋》时说：“一个‘破落户家的离婚女儿，被穷酸兄嫂的冷嘲热讽撵出母家，跟一个饱经世故，狡猾清刮的老留学生谈恋爱。正要陷在泥淖里时，一件突然震动世界的变故把她救了出来，得到一个平凡的归宿。……因为是传奇，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练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很显然，大家看了电视版的《倾城之恋》，就不是这样的感觉了。这就是一种提高，一种升华，一种相当程度上的脱胎换骨；但至少它还是有基础，有根据，可以算一种渗进时代精神的“为我所用”。即使张爱玲看了，恐怕也能会意一笑的吧！但要说到加进抗日的内容，张爱玲恐怕是要愧疚汗颜的。她写《倾城之恋》时是在1943年的沦陷区上海，而且次年便和汉奸胡兰成结了婚。于青曾经评论道：“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一段婚姻，恰发生于国土沦陷的乱世。正如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婚姻，是成就于一个城市的毁灭一样。”咱们现在赋予《倾城之恋》如此昂扬的政治倾向，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改编名著经典确实应该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记得当年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印象颇佳，就是觉得它比较忠实地传达了原著的精神。但到了80回以后的部分，剧本完全采用某红学家的意见，生编硬造，也一样成为续貂之狗尾。至于同样性质的另一部关于曹雪芹的电视剧，那简直就不能看了。

小时候看过前苏联不少根据名著改编的电影，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白夜》，果戈里的《木木》，契诃夫的《带阁楼的房子》，高尔基的《母亲》，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等，具体情况虽已记不清，但总的印象是，无论改短还是改长，都比较忠实于原著，同时又在电影艺术方面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当然其它国家也有不少成功的改编作品，为什么不好好向人家学习呢？

昨天晚上从电视上看了电影《画皮》，看得出在立意构思、人物设计和情节安排上都下了不少功夫，演员也可以说相当卖力。但我再看看原著，就觉得电影与《聊斋》优秀作品的风格相去甚远：蒲松龄虽写鬼狐而富含人情味，虽写神怪而颇具艺术美；可电影却把一个本来很“俗”的世情故事，夸张成一个远离人间烟火的传奇，多少有点故作高深而又缺少生动的细节，反而使观众产生一种疏离感，也很难为之感动。不过这已是中上等的作品，至于平时常在一些省级电视台播放的聊斋电视片，则又等而下之了。

我这样指点荧屏大发议论，往往使我的“第一听众”大不以为然，但有时又好像觉得我有点道理，甚至会撺掇着说：“你自己改编一个嘛！”此言一出，我便顿时泄了气，只好灰心丧气地说：“我这就叫眼高手低。我这辈子就只能‘评了，下辈子再‘写吧。”而且我心里还在想，我这“眼”恐怕也未必算“高”，但那些剧作家和导演们，为什么不能“眼”高一点，“手”也高一点，为什么不能去“法乎其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