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梅

中央一台黄金时段热播的大型历史题材电视剧《贞观长歌》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李世民是具有雄才大略、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典范，而魏征是敢于犯颜直谏的千古一人。魏征和李世民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王朝的君臣关系中可以称得上是极为少见的。然而揭开历史的假象，我们就会发现魏征并非忠臣，而李世民也并非明君，他们之间是一种相互利用、相互排斥的关系。下面让我们揭开历史的重重迷雾来看二者的关系。

说魏征并非忠臣是因为。魏征在隋末唐初的动乱中，立场并非始终如一。魏征出道时跟从瓦岗军首领李密，而后李密败亡，魏征随众降李渊。赴河北招降李密的余部，又为窦建德所俘。及窦建德被李世民所败后，又归为太子李建成幕僚。“玄武门之变”后才为李世民所用。如此几经反复，在非常重视名节的时代必定会被斥为“叛臣贼子”的。而就魏征个人的政治企图而言也明确表示了不做忠臣的想法。他说过“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明确表达了做良臣不做忠臣的想法。

他的这种想法是颇有创见的，也是颇为狡猾的，因为对于一个虚伪而又高明的君主而言，这不啻为一个切中要害的圈套。在常人眼中的李世民，实际上是一个被史书过度包装过的圣主明君，然而不经意间，我们还是能从他身上看出封建君主所具有的残忍、好大喜功、奢侈浮华等等通病。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后，逼迫李渊让位，使李渊只得顺水推舟，立李世民为太子，两个月后，这位年轻的秦王登上了唐朝的皇帝宝座。但他对东宫集团成员采取了怀柔策略，重用了少孤贫、当过道士、曾为东宫谋士的魏征。李世民之所以重用魏征，是因为隋末农民战争是他所亲身经历的，王朝的兴衰给了他太多的触动，处在他这个位置，就不得不时刻警醒自己。他对这个曾经的政敌如此看重，是因为他的王朝太需要这种人才了。而问题的实质在于山东士族集团这个关系到隋唐王朝兴衰的问题之上。

山东士族集团虽在隋末农民战争中受到沉重的扫荡，但它由于根深蒂固，在唐代还有着很大的势力，这种强大的势力对皇权不利。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唐王朝，就不能容忍山东士族的强大势力，就必然对山东集团进行压制。如何牵制山东士族势力，消除它对中央集团的威胁，这是李世民面对的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魏征正好是山东士族势力的代表，也是最能协调关陇和山东集团矛盾的核心人物，因此李世民就利用魏征来处理山东问题。

魏征投靠李世民后，竭力维护山东集团的种益，为了扩大山东集团在唐中央的实力，他把侯君集、杜正伦、褚遂良等推荐给李世民，达到了他所期望的使李世民“不为非法”的目的。而李世民也看透了魏征的意图，为取得山东集团的支持，巩固统治，必须接受上谏。魏征先后二百余奏，数十万言，常常痛切陈词，触及唐太宗思想深处的隐痛，而李世民也将自己的不满隐藏在内心当中。这正是李世民的高明之处。但在实质性问题上，李世民不听魏征的上谏，如皇位继承权、高昌设县等问题。这也是李世民的高明之处。后来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一次唐太宗退朝回宫后，发怒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下佬。当魏征发觉李世民开始猜疑自己时，就把自己谏诤太宗的奏章偷偷地抄录下来，交给了史官起居褚遂良，以使自己得以录入国史，名扬千载，却宣扬了君主的错误。这也是魏征的聪明之处。他的聪明在于他看到了李世民虚心求谏、重用人才后面隐藏的残忍、独断。随着唐国力的强盛和皇权的加强，李世民为自己的丰功伟绩所陶醉，终于露出了言不由衷的本色：对山东集团实施成功的打击，修《氏族志》、杀侯、逐杜、贬李；而对魏征直到他死后，李世民“亲临恸哭，废朝五日”“制碑文，并为书石”，但在魏征死后不久，李世民停止了将衡山公主嫁给魏征儿子叔玉为妻的允诺，表示了对魏征的不满，魏征家族自此开始衰败下去。

综观二人的关系，可以看出他们合作共事17年，彼此已了解了对方，但随着政治风云变幻，李世民原有的本质就逐渐暴露出来了，从“求谏”发展到了“穷谏”。魏征死后仍出现了波折，这反映了封建社会政治斗争的曲折和多变。然而必须承认的是，两者在相互成就中树立起了两座古代理想社会伦理关系上的高峰，以致后来的君主和臣子都难以超越，这对于这两个为自己处心积虑的人而言是个由聪明换来的共赢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