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可刚

避讳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关于如何避讳，《礼记·典礼上》记载：“卒哭乃讳。二名不偏讳，礼不讳嫌名。”即不避同字或同音。据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记载，南北朝时期，士人极其注重家讳，不但要求二名偏讳，而且还要避嫌名。但同时又存在着不少父子、长辈和晚辈之间不嫌同名的现象，即二名不偏讳，不避嫌名。陈垣先生在其《史讳举例》第五十三《南北朝父子不嫌同名例》中，就列举了不少这样的例子，称之为“此南北朝风也”。然就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笔者认为尚有进一步补充论证之处，原因如下：

（1）与宗教信仰有关。据陈垣先生《史讳举例》载：“晋王羲之子知名者五人：曰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献之嗣子静之，祖孙父子皆以子为名，不以为嫌也。宋王弘之僧达，孙僧亮、僧衍，从子僧谦、僧绰、僧虔，从孙僧祜，叔侄皆以僧为名，不以为嫌也。”《宋书》卷四二载刘棉之长子虑之，中子式这，少子贞之。卷四五也载王谦之子应之。父子皆以子为名，不以为嫌。之所以出现这种父子不嫌同名的现象，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和宗教信仰有关。

陈寅恪先生在其《天师道与滨海地区之关系》一文中指出：“六朝人最重家讳，而‘之、‘道等字则在不避之列，所以然之故虽不能详细，要是与宗教信仰有关。王鸣盛因齐梁世系‘道、‘之等字之名，而疑《梁书》、《南史》所载梁世系倒误（见《十七史商榷卷》伍伍《萧梁世系》），殊不知此类代表宗教信仰之字，父子兄弟皆可以命名，而不能据以定世系也。”据此，王羲之父子应为信奉道教之世家。《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云：（王羲之）曾“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次（子）凝之亦工草隶，仕历江洲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可见，王氏父子都信奉道教。又据南宋周密《齐东野语·避讳》记载：“王羲之父讳正，故每书正月为初月，或作一月，余则以政字代之。”又可见其很注重家讳，从而可以更加肯定其家庭不避“之”字与信仰道教有关。

至于南朝宋王弘家庭，据《宋书》卷四二《王弘传》载：“王弘字休元，琅琊临沂人也。曾祖导，晋称丞。祖洽，中领军。乃南朝有名的世家大族，理应注重家讳”。但据《高僧传》卷七《宋京师龙光寺竺道生传》载：“王弘、范泰、颜延之，并挹敬风猷，从之（竺道生）问道。”同传又载：“（王弘从子）王微以生比郭材宗，乃为之立传，旌其遗德。”《高僧传》卷八《齐上定林寺释僧达传》载：“琅琊王僧达才贵当世，藉远风素，延止众造寺。”《高僧传》卷十三《齐东安寺释昙智》载：“宋孝武、萧思话、王僧虔等，并深加识重（释昙智）。僧虔临湘州，携与同行。”可见，王弘之家族与佛教有密切关系，为信佛之世家，其宗教也反映到名字之中，用和佛教相关的这，如“僧”、“昙”等字来命名，长幼都可为之，毫不以为讳。而且这种以“僧”、“昙”和佛教相关的字来命名的现象，在当时社会比较普遍。

由此可见，南北朝之时，世人常用与其宗教有信仰相关的字来命名，信仰道教之人常用“道”、“之”、“灵”等字；信仰佛教之人常用“僧”、“昙”、“惠”等字来命名，父子等长辈、晚辈都皆可为之，即便是世家大族也不以为讳。

（2）与民族出身有关。西晋灭亡之后，北方少数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地区，因此在北方可能还流行着少数民族的语言。道武帝时，晃懿“言音类帝”，“以善北人语，为黄门侍郎。”（《北史》卷八九＜艺术＞上《晃崇传附弟懿传》）魏末于谨因能“解诸国语”（《周书》卷一五《子谨传》）而受到重用。颜之推《颜氏家训·教子》篇云：“齐朝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言及弱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既然在北方流行着胡语，那么汉文化所特有的避讳文化，如果少数民族统治者汉化程度不高，也不会太重视。据陈垣先生《史语举例》所讲：前秦苻坚字永固，而其长子又字永道；北魏献文帝名弘，其子孝文帝名宏，皆不避家讳，甚至有的名字完全相同，如安同父名屈，同长子亦名屈。细考其民族出身，可以发现他们是胡人。苻坚祖苻洪“略阳临渭氐人也。”（《晋书·载记》）卷一一二《苻坚传》）。

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在进入中原后，随着登级称帝，汉化程度的加深，也要讲究避讳。清朝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卷十一云：“贾思勰《齐民要术》注兰香者，罗勒也，中国为石勒讳改，今国以名焉，且兰香之国，美于罗勒之名，故既而用之。”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对其先辈也要避讳，而且有的还极为严格。北齐高祖高欢，父名树立。据《北齐书·杜弼传》云“相府法曹辛子炎谘事，读署为树，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讳杖之。弼进曰：‘礼，二名不偏讳，子炎之罪或恕。”高祖骂之曰：“眼看人瞋，乃复牵经引礼。叱令出去。”

（3）和家族出身有关。一般说来，世家大族如无特殊情况（如宗教信仰等）都很注重家讳，《颜氏家训》卷二《风操》篇云：“近在扬都，有一士人讳审，而与沈氏交结周厚，沈与其书，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又云：“（北齐）尚书王元景兄弟，皆号名人，其父名云，字罗汉，一皆讳之，其余不足怪也。”这样之人，肯定不会让子孙与其长辈犯嫌名与偏讳之事。

而陈垣先生《史讳举例》云：“南齐萧道成，字绍伯，其父承之字嗣伯，父子同字，不以为嫌也。且萧道成父名承，而其第六子又封承安王，父子祖孙不避嫌名也。”又云：“宋明帝名彧，其子废帝名昱，父子不避嫌名也。”但据《南齐书》卷二《高帝纪下》载：“（萧道成）召司徒褚渊、左仆射王俭，诏曰：‘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时来，遂隆大业。”《南史》卷一《宋本纪上第一》云：刘宋建立者刘裕乃“彭城县绥舆里人，姓刘氏，汉楚元王交之二十一世孙也。彭城楚都，故苗裔家焉。晋氏东迁，刘氏移居晋陵丹徒之京口里。皇祖靖，晋东安太守。皇考翘，字显宗，郡功曹。”又云“帝素贫，时人莫能知，唯琅琊王谧独深敬焉。”可见，宋、齐皇室出身并非世家大族，对避讳有时要求也不会太严格。

总之，南北朝时期父子不嫌同名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有其特殊的时代和环境背景的，但在后来的封建社会，特别是唐宋以后，这种现象就比较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