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各种纪念和解读都会出现。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五四”的反传统、反封建精神，海内外都出现了一些新质疑，大体可归纳为三类：

一类意见是学理上的，例如林毓生、余英时对“五四”有一些新的说法。另一类意见是“中国特色”的，例如一位倡导“国学”的大学校长认为，“我们国家的整个教育制度全是西化的”；“经学就相当于国学。遗憾的是，蔡元培当部长，把经学搞掉了。其实蔡元培也不都是对的嘛，不要把蔡元培说得那么神圣”。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期间废止读经反对尊孔，出任北大校长后提倡“兼容并包”并引入了西方的大学管理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但我国60年来的教育制度，更多的不是“西化”而是“苏化”，如果为了反对“五四”前后教育的“西化”而重倡“尊孔读经”，难免有继续愚民之嫌。第三类意见出于信仰危机甚至逆反心态，导致对“五四”历史及其思想遗产的鄙弃。从“反传统”的意义而言，这类意见反倒像继承了“五四”精神中的批判性，但批判的却不是封建传统而是“革命传统”。

“新文化运动”经常与“五四运动”混为一谈，或以后者代替前者，或合称“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前者是后者的发生背景和思想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发展。没有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及其带来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五四运动的发生，五四运动发展并丰富了新文化运动。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运动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读，一种是思想文化上的，另一种是政治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