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方平

在中国儒、道以及后起的佛教思想中，“道”均是对世间万事万物最本质特征和最高境界的概括和追求，是人们由外而内、由表及里，从关注一般现象到关注精神和心灵的一种聚焦。对于“道”的概念最早源于何时何处，已有的考证均显得缺少说服力。“道”在老子和孔子出生前的殷周时期应该已经存在了，钟鼎文字中就已有“道”这个文字和相应的最初概念了。已发现的甲骨文中虽无具体的“道”字，但相关、相近的概念已经很多。如“行”“德”“延”“用”“走”“因”“宜”“首”“从”“水”等。（甲骨文中的“首”为；钟鼎文中的“道”为）

“道”在中国历史上是概念体系、哲学体系、思想体系中最上位的概念。随着文字和思想的发展，在基本概念定型之前，“道”分离延伸出不少相关的含义。在《辞源》《汉语大字典》等工具书中，对“道”有几十种解释。这正说明“道”的概念曾引起广泛的和多元视角的关注。“道”因其居于“高位”而备受百家诸子的关注，但其公认的最核心的内涵应该是“规律”“道路”“真理”“宗旨”和“方法”等。

众所周知，《老子》五千言居于中国古代历史上最精辟且最充满哲理的著述之首，老子的学派以“道”命名，也说明了古代思想家对“道”概念的高度重视。显而易见，“道”在老子的《道德经》中的解释是最有哲学意味的。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并说，“道可道，非常道”。认为“道”虽是反映宇宙间、人世间一切事物基本特性的第一位的概念，但却是难以简单描述和把握的，对其理解和感悟应注重在内心体会，并认识到它具有动态变化的本质规律和重要特征。

近年来，有些“名人”在传播领域解释“道”，认为“首”上的两点是阴阳符号中的“阴”，并借此草率地演绎说，传统中国的文化或“道”具有阴柔之美。这很是可笑，而且其误导作用很大。就“道”的文字本身进行探索分析，结果会是另样的。甲骨文中虽无“道”字，但构成“道”的“首”和“辶”都已出现。“首”是人头形，上面的两点原先是三个弯曲的竖线，象征人的头发。在钟鼎文中，“道”字上的两点是三条平行的竖向曲线，是从发型明显地演化的“川”字，在此已有代表“水”的含意。老子在《道德经》中也说“上善若水”，就是表明水流所体现的规律（由上而下、盈科而进、滋润万物、调节生态、载舟覆舟等），最明显地反映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后来，先秦诸子中的许多人（包括孔子、庄子、孟子等），大都有用“水”来论述各种规律的典型例证，佛教也曾用“月印万川”，即水对自然现象的反映，说明佛教思想普世影响和普遍意义。在这些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有一脉相承、殊途同归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道”字由表示头脑的“首”和代表“行路”意思的“辶”构成的，说明具象的“道”（行路之意）和抽象的“道”都需要将头脑和行动结合起来。尽管在中国的古代，大多数人认为心是思想的器官（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人的心脏也是思维的器官之一，有相应的功能），但是从“道”的构字来看，中国的先人也知道做事要“动脑子”才会将事情做好。据《说文解字》解释，古代的“辶”是“乍行乍止”的意思，与甲骨文中“辶”上有“正”的另一古体字是同一字，有“正行也（即走正确的路）”的意思，也包含有“道”的引申义。可见后来在“辶”上加上“首”来帮着定向，行路做事就更有把握了。这说明，中国古代“道”字的出现已经具有了思想方法和哲学方面的意蕴。

孔子曾不避俗议向道教的创始人老子请教对“道”的看法。可见，在“道”的理解上孔子曾受过老子的影响。“道”是孔子思想中具有哲学概括、抽象提炼的重要概念。孔子在形成自己的远大理想和思想核心后，便将这些追求也概括为“道”，并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道不行，乘桴（类似木筏一样的漂浮物）浮于海”。还强调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将对“道”的追求作为自己和人类的最远大志向。而且在《论语》中，关于“道”的重要论述还有许多。

在《论语》总计20章498段一万余字的篇幅中，共有54段82处出现了“道”的概念，而且其内涵和外延也有很大的差别，几乎涉及了人们今天使用的各种用法。据粗略的统计分析，其中有八种最基本的含义。

第一种含义：名词，原则、宗旨、规矩；第二种含义：动词，引导、告诫、规范；第三种含义：名词，公正、天道；第四种含义：名词，真理、规律、道理；第五种含义：名词，风范、品德、道德；第六种含义：名词，学说、理论、思想；第七种含义：名词，道路、路途；第八种含义：动词，说。

由此可见，孔子对“道”的关注和论述是充分的、多元的和多层次的，既有哲学层面的，也有具体方法和途径层面的，证明在某种程度上，“道”是可以贯通和融汇于万事万物的。与以“道”名学的道家学者相比，在孔子的思想中更注重“道”的哲学性和统领作用，并已为日后儒学融汇佛道二教的思想改造和儒学革新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思想基础。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儒、道之间虽然有承继关系、互动关系、交融关系，如孔子曾向老子问道；但也有相互间的争论和冲突，如在《庄子》中作者对孔子的攻击和讽刺不厌其烦，可见成见已成，势如水火，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百家争鸣的激烈竞争。而二者后来之所以能够互参互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两家尊崇的哲学经典系列中都包括《易经》。道教相对于儒学略显出世和超俗，像不愿关注人间烟火的没落贵族在玄谈，追求的是较为纯粹的精神世界和思辨游戏；而儒学相对而言更关注入世，希望把理想变为现实，所以在尊崇《易经》（研究变化规律的哲学）的同时，又将《中庸》（适应变化的学问）推为经典，以助学习者能够把握和应对现实的问题。

关于对“道”论述的最早记载大约见于古代哲学著作《易经》（包括系辞。据说是西周文王在被商纣王拘押时因感悟天地变化的规律所制作的一种高深的图文解释），后来也广泛见诸于中国的历史文化经典著作《周礼》《尔雅》《山海经》《春秋》等，包括相关的传疏之中，以及《管子》《孟子》《庄子》《孙子》《荀子》等诸家学派的经典著作和文史作品中，如《史记》《汉书》《三国志》《国语》《世说新语》《资治通鉴》和各名家文选。除《老子》《论语》之外，几乎在所有流传至今的中国历代学者和思想家的著述中，都有对“道”的论述或涉及“道”、相当“道”的论说。

隋唐以后，由于韩愈、李翱等人的倡导，“道”的概念在儒学与佛、道的“争衡”中被重新确立和重视起来。其作用一是提升了儒学的哲学品味；二是确立了明确的儒学传承道统；三是提供了与佛、道沟通对话的共同点。作为中国历史上“新儒学”的代表，宋明理学也称自己为“道学”。汉以后，尤其是隋唐思想界的探索与实践可以定性为“前理学”或“前道学”。显然，这些重要的变化和转折都与隋唐时代各派思想的努力分不开，体现了世间万事万物息息相关、相反相成的普遍规律。隋唐时代，一方面，“道”的概念和思想随着儒佛道三教“争衡”而越来越受到重视和传承，并主要偏重于哲学或学派的核心理念上；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文人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应该是与大众的思想和实际生活联系在一起的。隋代大儒文中子王通就提出了“道不远人”的思想主张，后来理学便一直顺着此“道”而发展，注重普及，绵延发展了千余年。

《说文解字》曰，“道，所行道也”。其解释是非常直白的，而上述许多解释的引申义就更蕴含哲学和文化等方面的意义。在这些方面，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融通特点，既可以以大见小，也可以以小见大。在一定意义上也为中国“书道”研究的确立提供了文化历史和系统理论方面的依据和参考。

令人惋惜的是，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文人学者们都过于关注哲学伦理等“大道”，对道与技、与艺的相对、相通的关系认识不足，注重不够，只看到居于上位的价值观、哲学伦理等对百姓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而忽略了这些生活在构建上位思想观念时所起的重要的支撑作用。甚至认为上位的概念才是最重要的，而具体的“书道”“茶道”等属于下位，能提纲即可以挈领，不必大做文章、深入研究。而在这方面，日本的学者和政治家就显得更加务实，他们认识并体会到，任何人类的实践活动都是可以成为通往高深精神境界的通道。在这方面他们可谓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奥旨。

由此可以认为，在今天的中国，“道”的回归和复兴已是时代的需求，不仅是多元文化对话、融通、整合和共赢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文艺复兴”式的文化再生。而由此迎来的也必定是一个文化、教育创新的大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本土文化教育的复兴和进步成为大变革时代中国发展的重要表征。在这样的背景和前提下，提倡“文道”“天（自然）道”“人道”“商道”“医道”“书道”等等，会对提升中国的文化品味和质量有着重要和深远的意义与影响，在这个层面上，各“道”的融通、互补也是其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作者单位：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瑞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