毅 军

“山头平衡”成重要因素

哪些人可当元帅?哪些人能做将军?类似的问题，在军职军衔评定初期，被反复提及。毕竟，面对数以万计曾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功臣，这次的“论功行赏”是否公平、公正、公开，不仅触及到他们的个人利益，还关系到大部队的稳定，连毛泽东都说：“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

邓小平曾指出，“我军队历史上是由各个山头、五湖四海集中起来的。过去，有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又是由好多山头结合起来的，这就自然地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山头主义”。这些“山头”，虽不如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军队那么根深蒂固。但也真实存在，在经历了数次分化组合后，关系十分复杂。

按当时中央的有关规定：元帅是行政三级，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大将是行政四级，享受副总理待遇，自大将以上可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将是行政五级，享受国务院秘书长待遇；中将是行政六级，享受部长待遇；少将行政七级，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自中将以上都是高级将领，可配备警卫、秘书和保健医生、厨师、勤务员。

显然，不同级别之间，待遇、权力、地位的确相差很多，因此，除了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服务的经历及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外，最初确定的评衔标准里，还有一条：要适当照顾到各方面军干部的相对平衡。

时任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宋任穷在几十年后回忆说，当时，少将以上军衔由军委直接掌握，所以，工作量最大、难度最大的“平衡、排队”的任务，就落到了总干部部头上。他们认真研究、反复斟酌，而从最后结果来看，这种平衡因素起了相当的作用：

朱德、彭德怀，因为战功卓著，排在了十大元帅的前两位；林彪是第四野战军的代表，十大元帅中他的战绩和指挥能力都堪称第一，是十人中除朱德以外唯一的政治局常委；刘伯承是第二野战军的代表；贺龙，借助南昌起义总指挥和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资历成为元帅；陈毅代表着南方三年游击战、新四军、第三野战军三个方面的力量；罗荣桓是政工元帅，代表着政工在军中的地位，这是中国军队特有的中国特色；徐向前借助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身份成为元帅；聂荣臻是华北野战军的代表。此外，叶剑英一直是“中共军方在政坛上的代表”，从北伐直到建国。他一直充当着这一角色，除他之外，党内军内再无他人有这种特殊地位。而在资历方面，他的军事生涯仅次于朱德和刘伯承。自云南讲武堂毕业后，他在粤军中长期担任高级幕僚的职务，当他协助蒋介石率黄埔学生军第一次东征时，林彪尚未进入黄埔……

十位大将的评选，也同样综合考虑了“山头平衡”的因素和当时的职务因素：

粟裕的军事造诣和战绩在全军首屈一指，建国后曾任总参谋长；徐海东是陕北方面的代表，是红二十五军幸存的指挥者，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之后任军团长；黄克诚是第四野战军的代表，虽然战绩、资历并非最优，但时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是他获大将军衙的重要因素；陈赓是第二野战军的代表；谭政时任总政治部主任，与元帅中罗荣桓的情况一致，是大将中政工方面的代表，同样意味着中国军队的特色，与山头平衡无关；萧劲光是第四野战军的又一代表，海军司令的职务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张云逸的大将军衔几乎完全凭资历获得，十位大将中他年事最高，是除粟裕外第三野战军的又一代表，也是唯一参加过护国讨袁的；罗瑞卿来自华北野战军；王树声曾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授衔时任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则来自缸二方面军。

几个重要时期的表现，也是参考因素

除了“平衡山头”、时任职务、资历、业绩等因素外，这些将领们在中共早期革命斗争的几个重要时期的表现，也对他们的授衔结果有所影响。

曾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的萧克，本来有资格入选大将，但他在长征中斗争张国焘时保持了沉默，被认为是站在了张国焘一边。用萧克自己话说是“站错了队”。这成为毛泽东认为其“在历史上不正派”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成了他没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因素之一。

参加了《萧克回忆录》的编撰工作的周炳钦认为，“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萧克不仅是我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之一，还有着与同时授衔的共和国元帅们相处共事的特别经历”，“在这次授衔的55名上将中，他名列榜首。也许这并没有表明其戎马生涯的真实价值，授衔前毛泽东曾亲自找他谈话，对他说，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别人就不好说什么了”。

与萧克的个案相对照的是林彪。林彪在十大元帅中资历排在倒数第二位，却名列十大元帅第三位，除了基于战功，也因为在关键时刻支持毛泽东而赢得毛泽东的欣赏和信任，也是原因之一。

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1955年将帅评衔的具体工作中，负责单位和领导一方面要尽量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纠正一部分干部错误的认识和态度；另一方面要做好平衡排队工作，尽可能评得公平合理，既使本人基本满意，又使上下左右都没有意见，真正达到调动干部积极性的目的。

为此，在整个评定过程中，总干部部根据评衔的条件和标准，反反复复地比较，多方面征求意见。中央和军委领导也很关心、重视这项工作，及时听取汇报，及时指示。

高风让衔，比比皆是

尽管对于给不给军衔、给怎样的军衔，在当时影响极大，但是大多数将帅并没有过多计较，而是表现得十分豁达。

1955年9月初，天津的一家军工厂赶制了一套大元帅制服。大元帅服的肩章由金黄色底面构成，上面绣着红色的国徽和银色的五角星，看上去威武庄严。这套制服本是给毛泽东量身定制的，但他却一天也没有穿过。在得知自己被评定为“大元帅”的消息后，他找到彭德怀和罗荣桓：“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表态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也纷纷表示，不参加评定军衔。那时候，刘少奇、周恩来已经主持党务、政务工作，他们拒绝元帅军衔尚可理解，在军中挂名的邓小平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然而，在他的坚持下，他成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12位中央军委委员中，除毛泽东之外，另一个没有元帅军衔的人。

类似的让衔、请求降衔、不争衔的例子还有很多：

比如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按条件，他理应授衔上将，但当他得知上将名额需要减少时，便立即以自己“是主抓这次授衔工作的

人，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为由，申请降为中将。彭德怀几次找他谈话，都拗不过他，最终，他成为当时的兵团级干部中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

白志文，红军时期就是师长。被评定为少将后，有人建议他去争取一下，他却说：“有什么好争的?多少人连命都没了，我们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牺牲时不到30岁。我们命大活下来了，评一个少将就该知足了!”

虽然授衔的初步方案公布后，大多数人都表示认可，但也有那么一小部分，对结果并不满意。比如被评定为少将的钟伟。他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是师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又任四野的十二纵队司令、四野四十九军军长。这次授衔时，和他平级的人大多被评上了中将，这让他觉得自己“被评低了”，火气上来，骂了人。

这事传到林彪耳朵里，林彪气得将钟伟叫去狠狠批评了一番。事实上，关于钟伟的军衔评定过低，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所以评级后，钟伟的待遇一直是按中将甚至上将的标准定的，毛泽东甚至亲自点名，让他担任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可算是低衔高配的典型。

就这样，伴随着大家的不同反应，将帅军衔评定从1950年开始筹划，在经历了5年的动态变化过程后，直到1954年9月28日，才出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名单，1955年9月27日才召开将帅授衔典礼。单从时间上，就能看出将帅人选的遴选是一个多么复杂的过程。

附录

首次军衔制为何于1965年戛然而止?

军衔制从1955年10月1日正式实施，

同时，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官兵开始佩戴军衔肩章、领章和军兵种勤务符号，并穿着“五五式”军衔服装。

然而，1964年11月，

中央办公会议讨论通过了军衔薪金改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意见》认为，军衔制度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建议取消。最终决定从1965年6月1日起生效，从此结束了我军首次实行了10年的军衔制历史。

关于这次军衔制取消的原因，以往的提法都是归结为受“左”的思想的影响。比如，早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不少将领就认为军衔制是教条主义的东西，不符合我军的实际；军衔制是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蜜月”时期从苏联学来的，中苏关系恶化后，军衔制也被看作是“修正主义”的军事制度。

不过，现在看来，当时对军衔制错误的认识和偏见只是造成军衔制被取消的外因。而军衔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军衔功能被抑制、弱化，则是这次军衔制被取消的内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