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允中

姚文栋（字子梁）和姚文楠（字子让）兄弟俩，现在提起来，恐怕上海滩知道的人已属不多。但这两兄弟对上海的历史发展和公益事业所作的贡献，恐怕就不是在下一篇短文所能道尽的。由于姚文楠的曾孙姚今士与笔者曾一度同事，得以了解姚家的渊源和变化，现不揣谫陋，率尔操觚，草成此文，以飨读者。

姚氏兄弟的家世

上海的文庙，晚清时期是上海中心城区唯一的祭孔圣地，也是县学、府学与儒学文化旅游的一大景观，更是士绅商人议政讨论的场所。文庙的正门系三座石碑门，门西墙上嵌有“文武百官在此下马”的碑石一方。文庙的庑廊内，中间的高处，悬有清代上海群贤榜，榜上有状元戴有祺（清代上海唯一的状元），进士蔡元培、秦锡田等人。举人有秦砚田、沈恩孚、姚子让、叶醴文、莫锡纶等凡540人的大名高悬其上。

姚氏兄弟出身在上海嘉定，早年曾在嘉定老家刻苦攻读。从姚文楠的孙子、民国大律师及教育家姚兆里录自景宪公（姚文栋的谥号）《春晖长映楼集著跋语》中可见：“乙亥后（1875年），居嘉定，僦宅于练祁江上四年，临江高楼数楹，余与子让读书其中，昼常谢客闭门，夜则灯火荧然，更深不辍，隔江行人指以相语曰：‘此姚家兄弟读书灯也。”

另外在姚文楠的年谱里也可以窥见其祖上是如何严格教训子女的：“暑夜竟命堂伯父与先考登顶观之，冬夜则先祖考口说方位，命堂伯父与先考竞报星名，或至联床，深夜相问答时……”

姚文栋15岁中秀才，后多次应试未成，乃纳资捐官，他是晚清著名的边疆学家、地理学家、外交家、教育家。姚文楠早年考中举人，是上海地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史志学家、教育家和公益慈善事业家。姚氏兄弟和张焕纶、沈恩孚、李平书、叶醴文、袁希涛等人一起就读于上海龙门书院，该书院刚创办时，由上海道台应宝时亲自出题，从苏州、松江、太仓三府来应试的举人、童生、贡生近300人中，遴选出30名，作为书院的第一期学生。可见当时入选之难，学生素质之高。后来，龙门书院的那些早期毕业生，均是日后上海滩扬名一时，学业、事业双有成就的佼佼者。

姚氏兄弟的祖父姚春世居老城厢西门一带，早年因科举考试失第而去经商，曾在上海大东门外咸瓜街太平弄弄口开设过“恒源海味行”，他曾著有《自怡轩诗集》。1842年，鸦片战争上海战役爆发之后，姚春携全家迁居嘉定南翔，曾先后租赁居住在南翔镇的泰康桥东大天窗周爱莲堂、缔七庆堂和南大街唐家弄口。

姚春生子姚润生，天资聪悟，好学不倦。后考中举人，同治十年（1872）姚润生奉委署理富阳，任富阳县知县，终因积劳成疾，在光绪五年（1880）卒于任上。因其政绩煊赫，受民爱戴，在《杭州府志》和《富阳县志》的《名宦传》上都有记载。

姚文楠参与议政，投资公益事业

姚文楠（1857－1934），字子让，卒后邑人私谥恭靖，精于算学。光绪壬午（1882）举优贡，朝考一等，奉旨以知县用。后又在江南考试中试第六名举人。他曾经编纂过《上海县志》、《上海县续志》，审订过《川沙县志》。姚文楠“历董上海城邑各项公事,阅二十年”。 姚曾任江苏咨议局议员、财政审查长、国会总议员等职务。后因不满总统曹锟的贿选，请罢归里。

1905年，苏松太道袁树勋照会诸绅商，组成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这是中国早期较具完备意义的地方自治团体。李平书为领袖总董，莫锡纶、郁忻智为办事总董，姚文楠等32人为议事经董。局址设在沪南毛家弄，设有参事室和议事室，分别为市政的执行机关和议决机关，成员由地方各业人士推举呈报给地方官择定，任期四年。姚文楠曾任议事会议长。1910年改名为上海自治公所，辛亥革命以后改为上海市政厅议事会，姚仍担任议长，直到1913年。1923年上海恢复自治选举，产生议事会再选举董事会，姚文楠被改选为总董。

姚文楠与张謇、沈恩孚一起组织过江苏学务总会，并任常务董事；1906年，任劝学所总董，主持创设东区学堂，还与人合办烟膏实业学校。后来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参与“二次革命”，反对曹锟贿选，遭受迫害，逃到天津和北京隐居多年，他曾经以农庵的化名自题一首诗，以明心迹，其诗是“五凤楼西，花圃盘桓。常抱乐观，独立不惧。”姚文楠后来再返回上海，卒于抗战前的1934年。

姚文楠对上海教育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姚文楠与张焕纶、李平书等人早年一起就读于龙门书院，龙门书院最早没有学舍，是借蕊珠书院的湛华堂进行教学的，这里有沈恩孚整理的姚文楠早年的八股策论为证。1905年，龙门书院改为龙门师范学堂，聘请李平书、姚文楠为校董，当年就在李、姚两位校董的监督下，增建楼房31栋，扩大和改善了龙门师范学生的就读条件，后龙门师范学堂改为上海道立师范学校、江苏第二师范学校，1927年改为上海中学。这其中均有姚文楠先生殚精竭虑的筹划和运作。

1902年，上海县知县汪懋下令将坐落在文庙附近的敬业书院改为新式学堂，以姚文楠、叶醴文、刘汝曾等为董事，张焕纶为总教习，1927年该校改为市立敬业中学。

1903年，姚文楠和李曾珂在南市半段泾捐资创办廿二铺小学，并出任校董，学校后来改为龙门师范学校附小，后再改为上海实验小学。这座小学当年享誉江浙一带，老百姓中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要进交大，先进上中，欲入上中，先入上小。”

姚文楠还支持杨斯盛创办浦东中学，1908年曾出任过浦东中学的校董。姚文楠还与沈恩孚、袁观澜、黄炎培一起创办过中华职业教育社。

江阴的南菁学院始建于光绪八年，是江南著名的书院，著名学者唐文治、丁福宝、孙毓修都毕业于此校。姚文楠曾将他在1881年花费1.2万两白银购置的横沙岛上的4万亩沙地，无偿捐献给了南菁书院。上海的横沙岛是清道光年间出现在江心上的沙洲，是一片长满芦苇、杂草丛生的盐碱地。南菁书院收到姚文楠的献地之后，仍旧委托姚文楠负责开发，进行垦殖，最后获得耕地二万余亩，成为南菁书院的恒产。后来南菁书院从高等学堂嬗变为甲种农村学校、江苏省立南菁中学。但横沙岛上的校产始终没有易主，每年总能从中收取多寡不等的田租。抗战爆发，江阴沦陷，南菁中学迁入上海威海路续办，学校的经费极度困难，但尚能从横沙岛的沙地之中收到一些补贴，维持了学校的开支。

姚文栋与近代外交、边疆地理及公益事业

姚文栋（1852—1929），字子梁，早年就读于龙门书院、求是书院、诂经精舍，15岁中秀才，后五次应乡试未中，捐纳通判官至二品衔直隶候补道。他自幼怀有经天纬地、忧国忧民的大志，曾赋诗寄志曰：“书生心事不如此，愿为苍生作牛马。”

1882年，姚文栋随清使黎庶昌出使日本。在日本期间，他致力研究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计划著书22种，实为30种，称之为《东槎三十种》。为了帮助留日的学生能够较快地掌握日文，他曾在使馆内主掌东文学堂，是我国近代留学活动的最早组织者。光绪八年，当他获悉日本谋袭朝鲜的情报以后，当即电告朝廷，使我抢占先机，屯兵要津，致使日本未敢蠢动。姚文栋久居日本，深知日本的野心，于是多方收集情报资料著有《日本地理兵要》、《日本国地志》，呈报朝廷以供参考决策。有专家指出，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他是最早的报警人。

1888年，姚随同洪钧出使俄、德、奥等国，对俄国虎视眈眈地想并吞我国北方领土，深怀忧虑。他是我国近代外交的拓荒者之一，作为著名的地理学家，他有一套完整的御侮固边的理论，概括起来有五个方面：一、唤起国人对边疆危机的警惕；二、重视来自沙俄的威胁和危机；三、海防、陆防不可偏废，海防尤以增加兵舰实力为要；四、重视西南边陲，防止英、法等国蚕食鲸吞；五、加强储备培养边疆外交地理人才。他的《筹边九议》，立论精辟，预见卓识，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后来姚又奉薛福成之命考察滇缅边界，著有《云南勘界筹边记》等著作，当年的腾越边境曾竖立有铭刻纪念他的碑文：“贤者姚君，虑我边陲：防山固圉，民实赖之。”

1896年以后，姚文栋在京城数次谒见军机大臣翁同，深得器重。戊戌变法时，姚被光绪皇帝选为“懋勤殿十友”，名列第五。北方的学者都尊其为姚黄浦先生。甲午战争爆发之际，他曾被清廷派赴台湾襄理军务。甲午战争以后，姚文栋奉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之命，去台湾帮助唐景崧抵抗日本的侵略。甲午战败之后，姚痛苦不堪，哀叹：“一生之忠未尽，终天之恨不捐。”庚子事变发生时，慈禧近臣荣禄多次向姚文栋垂询解决之道，后因上谕与各国开战，京城乱极，急调两广总督李鸿章赴京处理。荣禄密委姚文栋南下迎李，并详禀京中密情，姚发现李鸿章重用山东巡抚袁世凯，因而借口称病，回归故里，不问政事。

不久，姚文栋又应山西巡抚岑春煊的邀请，督办山西学务，担任过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山西大学堂总办，亲手制定山西学务总纲十六条，他还筹办过体育蚕桑学堂、云南大学堂。“职业教育”一词最早就出现在他写的《添聘普通练习文》一书中。他还督办过江苏优级师范学堂，创立过尊孔会和世界宗教会，在上海创立了江苏第一图书馆（又称上海图书馆，设在当时的上海关帝庙里）。并和他的儿子姚明辉一起主持过上海正风文学院。

1905年，上海各寺庙主持发起在大佛厂召开佛教公会，各寺僧均出席，由静安寺寺僧正生为会长，选举姚文栋为会董。1919年，静安寺填浜扩路，筑成通衢大道，命名为静安寺路，因而使得沪西一带日见繁华，寺庙香火鼎盛，游览者络绎不绝，但却造成寺宇不敷使用。1920年，寺僧常贵会同姚文栋等人斥资在大殿的东面，兴建了三圣殿，基本形成了后来静安寺寺院的主体格局。

姚文栋曾出任过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师议董、江苏学务公所议绅、上海城内地方公益研究会会长。平日手不释卷，挥笔不辍，著作等身。著有《七庆堂全书》120种，光是详细目录、序跋和提要，就厚达8册，后来由其子姚明辉抄录了两份，在1958年分别捐献给了上海历史博物馆和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姚文栋还襄校过《古逸丛书》。他在出使日本期间，大量购藏流入东邦的中国古籍和汉文图书，不少均是早已轶失的孤本和善本。后来他的藏书竟达16万册之巨。尤其是收罗上海地方文献，乡贤著述，极为丰富，可惜，他晚年寓居南翔寓所的昌明文社书库藏书，均毁于“八一三”日军的侵略炮火之中，至今上海图书馆所藏的部分姚文栋著作抄本，就是由其后人捐赠的。

姚氏兄弟间的分歧

姚文楠曾主张拆除城墙。自从上海开埠以后，上海的城墙已经成为人造的屏障，不但阻害了交通，而且影响了经济的发展。1906年姚文楠上书上海道袁树勋建议“拆去城垣，环筑马路”，并且拿出了详细的方案。然而，拆城的倡议刚刚提出不久，就遭到了他的兄长姚文栋及保守派的反对。他们甚至组织了一个“城垣保存会”团体，反对拆城，不但借助报纸媒体散布言论，甚至多次致电两江总督坚决反对拆除城墙。第二年拆城和保城的两派互相攻击，并散发传单，在街市通衢上游行示威，两派不断发生冲突，甚至爆发群殴、械斗的现象。为此上海道蔡乃煌和自治公所会董在文庙明伦堂召开代表会议讨论。保城派在理屈词穷之下，竟然威胁要对主张拆城的人飨以城砖。结果讨论不了了之。直到1909年，才决定增开城门。1911年，上海光复，李平书、姚文楠等人假借革命声势，再次提出拆城，终于在南市救火联合会大楼召开的绅商代表会议上表决通过。

此外，姚文楠还主持过当时上海最大的慈善机构同仁辅元堂。实行抚幼赡老、恤嫠养孤、济贫救难、施棺赊棺、赊葬义冢、收埋路毙尸体和露尸入棺等多项义务，还做过施衣施米、施医给药、施粥救生等善事，对清道点灯、筑路造桥、修建寺庙、举办团防等，均有贡献。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姚氏兄弟在思想倾向上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长兄姚文栋矢志效忠清皇室，并以甲子纪年，不去发辫。而且因为国难当头，将孙子辈排字的庆，改为保，长孙就取名为姚天保。1914年，还遍邀江浙人士，诣青浦北乡小阙里的孔子衣冠墓祭圣。得16省432家790首颂诗汇编成《孔宅诗》四集，付梓印行。后来又成立了尊仓会，并在上海百学弄建造仓圣宫。以周秦两汉的字学名臣配享，祀历代小学专家。1918年，姚氏兄弟的母亲九十大寿，恰逢五世同堂，姚文栋又以“世乱不举觞”为由，仅印行了18卷祝寿辞。

上海光复以后，姚文楠仍积极参与市政和公益建设，由原来的工程局议长改为担任上海县劝学长，成就更为突出，在他的主持下，制定了学务事宜五项办法：重划学区；调查学龄儿童；每学区设立公立小学一所；设立宣讲所；设立工商业生徒夜读课堂。还筹集资金规划整顿派遣留学生等。

1928年，姚文栋77岁，与兄弟姚文楠同去浙江富阳，当时的富阳士绅在城外春江楼祭祀他俩的先父姚润生的神位。1929年8月11日姚文栋自杭州返归南翔，26日卒，后与夫人合葬在嘉定安亭车站东北菖蒲。

姚氏后人

姚氏的后人，都和上海滩的名门望族结亲。姚文楠的儿子姚明辉娶妻叶鸿贞，是叶醴文的女儿，叶企孙（著名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姐姐。姚家还和上海著名实业家郁家结过亲。姚明辉是地理学家，民国初期在外蒙测绘地图时，死于枪杀。孙子姚兆里娶妻李迪君，是上海光复以后的民政总长李平书的孙女。姚兆里早年曾参加过田汉组织的南国社，唐槐秋在回忆录中曾提及，南国电影剧社刚成立的时候，就是由姚兆里负责与房东交涉，先不交房租入住，结果凭着姚大律师的手腕，一切安排妥当，房外贴上了“南国电影剧社筹备处”的招牌。而且姚兆里是最早参加南国剧社的八个发起人之一。

姚明辉是姚文楠的儿子（据说与姚文栋之子同名同姓），早年求学于龙门书院、广方言馆，曾任中学、师范学校教师、校长，担任过中国图书公司地理编审、上海教育会第一副会长、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国文史地部主任、代理校长，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持志大学、女子大学、国学专修馆任教，著有《上海乡土地理》、《蒙古志》、《中国近三百年国界图志》、《中国民族志》。死于1961年，但据姚文楠的曾孙姚今士说，其祖父姚明辉在抗战之前，因去蒙古考察地理并编撰教材的时候，在外蒙恰克图被乱兵误杀，死于非命。他的《蒙古志》出版于光绪十三年（1897年），距后来曾任上海文史馆员的姚明辉出生仅14年，因此，这是不可能的。我曾怀疑姚明辉是否曾过继给姚文栋，但姚今士矢口否认，说他父亲姚兆里从未带他去见过这位祖父。

姚明辉除了开创中国地理教育先河之外，还创办了西城小学，后改为蓬莱路第二小学。与黄炎培创立了上海教育学会。姚明辉之子姚肇均在大同中学和市三女中执教过。女儿姚兆如曾任上海宝山中学校长，姚肇均的儿子姚天保在上海建材学院任教，女儿姚云保是松江二中高级教师，姚兆里的儿子姚今高是市八中学的高级教师，姚今士在杨浦区二十五中学和实验中学执教。真可谓“绛帐高悬黄浦滨，桃李春风满天下”。

责任编辑：贾晓明